司法的公義應將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權利一併考量，但事實上未必如此。1980年代的美國社會籠罩在多起兒童性侵疑雲之中，從事件爆發到後續發展均與許倍銘案十分類似...

一群親職照護者，成為兒童人權倡議運動的一分子。他們以「親職教養術」為基底，發起「遊戲為路徑」的城市改造方法論，說服政府，讓親子一起參與打造特色公園。

大家能容忍父母體罰子女，但當幼托機構發生體罰，媒體卻大加撻伐。難道社會對相同的暴力行為有雙重標準？

遭遇虐待與創傷的兒童，最需要健康的社群以緩解幼年時期的痛苦。有些精神科醫師雖然出於好意，但若急著在孩子遭遇創傷後立刻強迫他們「敞開心胸」或「宣洩怒氣」，只會造成反效果。

「我想念無聊、正常的人生。很多人愛我或恨我，只因為我是難民，但我需要介在中間的、像一般人的人生。」聽到這樣的心聲，許多德國公民用這些方法讓彼此「共融」...

他們的「孩子」，有文化的障礙、有心理的陰影、更有龐雜的社會壓力和適應障礙。他們是未成年難民的志願監護人，要讓孩子能重新展翅「第二人生」。

近年德國數起難民犯罪事件，點燃當地新一波反難民怒火，連帶讓未成年難民年齡檢測與認定障礙加劇。面對撕裂社會的兩極聲浪，德國知識分子怎麼想？

理論上，德國對於提出庇護申請的「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有相當完善的保護措施，但許多孩子卻因各式荒謬境遇，導致他們墜落另一個人生的災難...

升學制度改革，無法解決所有教育公平問題。真正會造成改變、真正能給弱勢學生帶來希望的，早在學前及國小教育階段就該着力。

台灣運動人才的培育過程，終於逐漸從成績導向轉以推廣為主，卻是多少孩子錯誤傷勢積累的血淚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