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虐待與創傷的兒童，最需要健康的社群以緩解幼年時期的痛苦。有些精神科醫師雖然出於好意，但若急著在孩子遭遇創傷後立刻強迫他們「敞開心胸」或「宣洩怒氣」，只會造成反效果。

她想像的安全網是同心圓，最核心的角色是社工，第二層是支援網絡的工作者，最外圈則是社區裡的每一個人⋯

為什麼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引發的彈劾，讓司法界一片譁然？15年來，為何把孩子一再裁往該機構安置？

電視新聞很喜歡報導「過年不能回家的人」，我都會特別去注意，然後默默在心裡吶喊：「我也是，我也是」。

其實，過年我可以回養母家或其他親戚家，可是不曉得為什麼，除夕前幾天我一定會生病，而且是大病。

成人們與國家主政者，此刻台灣已不再需要詢問兒少有沒有能力參與，相反的，我們應該自省，是否已為兒少搭好自決的舞台。

透過藝術創作，讓青少年用聲音、動作，去發現自己的各種樣子；唯有夠認識自己了，才更有力量與世界互動。

如此堅韌的生命力，往往建構在失去童年與未被妥善照顧的冷酷現實上；國家的手是否接得住少年，讓他們能有基本尊嚴？

如果要試著回應安置機構的孩子為何無法好好讀書，我想，「創傷」足以回答大部分的疑問。

每位安置機構社工都竭盡心力地照顧著孩子，卻又不約而同地擔心：我們把孩子照顧好好的，但他們離開以後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