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是否非得透過訴訟才能得到正義？我問過潔晧這個問題，他說，他不特別關心這點，他更在意的，是被害人是否有權決定要不要提告。

漫長磨人的訴訟過程，以及司法程序的不夠友善，常讓脆弱的被害人決定噤聲不語。就算少數被害人勇敢現身，控訴不義，也常陷在既有體制的缺陷裡，遍尋不著出路。

「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孩子畫的都是墳墓，還有飛彈從天空掉下來、家被燒毀，屍體、血的畫面。」烏克蘭孩童在這波戰爭中，除了身體安全受到威脅，心理健康也深受傷害，兒童心理諮商與戰時線上畫廊如何幫助孩子療育復原？

「俄羅斯一步步讓他們能夠在國際上最低的譴責下，以戰爭罪的手法奪走土地和人民，這當然是其他政權可能會效法的手段。對台灣來說，認真研究這份極權者手冊是有價值的。」

以英雄片做底，《尚氣與十環傳奇》講述了創傷如何影響人情感的連結、自我價值，唯有知道自己受了傷，才有可能處理治癒的家庭故事。這套被稱為「創傷知情」的系統，如今也大量運用在司法實務上。

〈灰姑娘〉揭露了許多值得反思的文化與社會現象。在嘲諷「女人靠臉蛋才能晉身王宮貴族」之際，我們不如想想，這正是當時階級流動滯如死水、平民百姓翻身無望的忠實反應。

美國國家體操隊再度爆出性侵醜聞，身為體育學界的一分子，每當聽聞此類事件總是「唉！怎麼又來了！」封閉環境加上「我痛故我在」的價值觀，往往令年輕運動員難以區辨虐待與訓練痛苦的差異，也成了霸凌與性暴力的溫床。

女嬰出生19天就被綁架，23年後才得知真相，竊嬰的養母該怎麼量刑？檢察官多次討論卻難有共識，爭點在哪？結果又是什麼？

《正常人》表面寫悲戀，實則側寫暴力傷害的餘震。主角在家中承受暴力後，憤怒被剝奪、對愛與暴力的認知被混淆，愈尋求親密關係，就愈陷入下一個受暴循環。

二次大戰後，糖果屋的故事被盟軍點名殘暴、甚至被當作和殺害猶太人有關。為何會有這樣的連結？從糖果屋的原始版本中我們能得出什麼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