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體操隊再度爆出性侵醜聞，身為體育學界的一分子，每當聽聞此類事件總是「唉！怎麼又來了！」封閉環境加上「我痛故我在」的價值觀，往往令年輕運動員難以區辨虐待與訓練痛苦的差異，也成了霸凌與性暴力的溫床。

《正常人》表面寫悲戀，實則側寫暴力傷害的餘震。主角在家中承受暴力後，憤怒被剝奪、對愛與暴力的認知被混淆，愈尋求親密關係，就愈陷入下一個受暴循環。

二次大戰後，糖果屋的故事被盟軍點名殘暴、甚至被當作和殺害猶太人有關。為何會有這樣的連結？從糖果屋的原始版本中我們能得出什麼弦外之音？

大家能容忍父母體罰子女，但當幼托機構發生體罰，媒體卻大加撻伐。難道社會對相同的暴力行為有雙重標準？

遭遇虐待與創傷的兒童，最需要健康的社群以緩解幼年時期的痛苦。有些精神科醫師雖然出於好意，但若急著在孩子遭遇創傷後立刻強迫他們「敞開心胸」或「宣洩怒氣」，只會造成反效果。

她想像的安全網是同心圓，最核心的角色是社工，第二層是支援網絡的工作者，最外圈則是社區裡的每一個人。

為什麼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引發的彈劾，讓司法界一片譁然？15年來，為何把孩子一再裁往該機構安置？

其實，過年我可以回養母家或其他親戚家，可是不曉得為什麼，除夕前幾天我一定會生病，而且是大病。

電視新聞很喜歡報導「過年不能回家的人」，我都會特別去注意，然後默默在心裡吶喊：「我也是，我也是」。

成人們與國家主政者，此刻台灣已不再需要詢問兒少有沒有能力參與，相反地，我們應該自省，是否已為兒少搭好自決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