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害救濟法》規定發生機率大於1%的藥物副作用為「常見且可預期之不良反應」，依法不給予救濟。但1%規定從何而來？為了怕藥廠破產，而限制受害者給付，合理嗎？

FQ系抗生素近年屢傳嚴重藥害，國際更出現永遠致殘案例，然而在台灣，它仍被當作第一線抗生素，一年被超過80萬名不知風險的民眾使用...

人類壽命足以大幅提升，抗生素的發展與治療是致勝關鍵。100年後，人與細菌二次大戰，卻面臨「沒有戰士和武器」的危機。

曾苑綺在12年前成了抗生素藥害受害者，她渴望得到的救濟，被「釋字767號」駁回作結，但病房的人生，還在繼續中。

看過《生死接線員》，很多人、尤其是有意捐贈器官的人，開始和家人溝通如何面對死亡，留下最後的愛與圓滿。

精神醫學雖以「大腦生病」說明、消弭患者汙名，卻也從另一層面加諸新的標籤與社會壓力。當我們與惡沒有客觀的距離，或許才有可能理解他們，成為我們。

會遇到司法問題的精神與心智障礙者，絕大部分與其原生家庭經濟弱勢、以致照護資源不足有相當大的關係。當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溝通能力明顯遠較常人弱的他們，在法庭上遇到「聰明」的法律人，常會發生一些無奈的狀況...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這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

精神疾病與犯罪、醫療與法律、加害人與被害人，都難以「二分法」切割。 誰才是被害人？是罹患精神病的病人、被大眾指責的病人家屬，還是受創傷的被害人或家屬？

精神鑑定不是「鑑定精神病」這麼單純，也不是給精神疾病犯罪的減責工具，當然更不該是大眾作為情緒宣洩的標靶和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