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想像、不同的電影都能在金馬獎舞台出現，彼此衝擊。」這是金馬獎的能量與聲譽能夠累積，最真誠的果實。

沈可尚拍攝的《幸福定格》從八對夫妻的深度探討婚姻機制，備受矚目與討論。做為一個兒子、丈夫、父親，他認為，不管紀錄片輻射什麼議題，最終都在處理自己的個人問題。

《灼人祕密》談#MeToo、談創傷、談PTSD，有人問導演趙德胤為何要拍得那麼痛苦？他回答：「藝術是來超渡鬼的，不一定總是要去歌頌美好跟陽光。」

山內「對人類關心」的資質，竟成為福祉行政的阻礙；夾在身為人類良心與官僚這職業間，最終因無法忍耐摩擦，導致悲劇⋯

13張臉在大銀幕上逐一浮現，那是一段平靜卻讓觀者從腦中不斷撈取記憶的78分鐘。蔡明亮究竟期待觀眾看見什麼？

一位愛好文藝、鑽研社會福祉的菁英，如何在官僚這個職業上，沒能跳脫自身的美學、誠實，和誠實造成的衝突，以至於自我毀滅？

「故事工廠」編導黃致凱，改編自作家駱以軍散文集的同名舞台劇《小兒子》，巧妙輕敲孝與不孝之間的敏感界線，讓中生代子女得以坦然道出內心的長照課題。

「在沒做田野功課之前，聽到精神病我鐵定是閃得老遠，但做了功課之後，我才想我的閃，也許就是所謂的惡。」《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觀眾的眼睛，而在擴展觀眾的心靈。

麥兆輝相信，一個人變壞的背後，是一整個結構的崩毀。在他的電影裡，反派可以不必死，但中國卻從未對他的電影動過「剪刀」。

「只有個體覺醒了，傳統才有可能完全終止，族群才有希望」，萬瑪才旦的電影溫柔照映了現代藏族生存處境與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