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5日，長期作為樂生保留自救會聚會空間的樂生院蓬萊舍，在歷經將近3年關閉整修，再度開放給院民使用。不同的是，原先在蓬萊舍北側的廚房與儲物空間打掉了，房舍外側枝葉繁茂的兩棵榕樹，連同堆置在蓬萊舍內五顏六色的布條、標語、旗幟、長桌，都不見蹤影。空蕩的房舍中，漂浮著剛剛粉刷過的味道。

纖瘦的許雅婷俯身看著電動代步車上的院民周富子，笑盈盈問：「阿姨，我們一起去中山堂走紅地毯好嗎？」年逾80歲的周富子露出疑惑神情：「啊？哪個中山堂？」一邊轉頭望向窗外。

「不是樂生院的中山堂，是西門町的中山堂啦！」

幾天前，紀錄片《大風之島》入圍2025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傑出技術（原創電影歌曲）等3項提名。導演許雅婷特地來樂生院，向自救會報告好消息，邀請院民參加頒獎典禮。

這些當下，都跟樂生院的過去有關。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設立樂生療養院，坐落在新莊丹鳳山坡上，作為痲瘋病隔離所。被強制抓捕的1,000多位痲瘋病人，從此「以院做家」永居於此。戰後國民政府接管，更名「省立樂生療養院」；曾經被貶為「癩𰣻（thái-ko）病」的痲瘋病，在人權團體的倡議奔走下，於2008年正名為「漢生病」。

2005年，來自多所大學的學生組成「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訴求正視漢生病人權益、樂生院的醫療歷史與建築文化價值，保留僅存的舊院區。

也在這一年，就讀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的許雅婷，與同學林婉玉拿著攝影機，走進樂生院，跟著抗議隊伍走上台北街頭。兩人在2006年共同完成畢業作品《樂生活》，記錄院民黃文章的日常，與激烈的抗議現場。

後來，許雅婷前往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留學，攻讀影像創作。歷經出國深造、成家生子，離開樂生院8年後，她在2016年再度回返院區，繼續記錄抗議行動與院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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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20年做一部紀錄片，在凡事講求快速的當今實在稀有，讓人好奇許雅婷的內在動力。其實，她並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離開樂生的那段時間，不時覺得有種罪惡感，原先不太敢回來，但是一回來拿起攝影機，就覺得踏實，」許雅婷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

罪惡感，來自離開因捷運工程千瘡百孔的樂生院，也包括離開與院民建立的情感。前作《樂生活》主角黃文章親切樂天，不時愛唱台語老歌〈金包銀〉自嘲坎坷身世，觸動許雅婷，始終牽掛在心。

此外，樂生院民面對國家壓迫時所遭受的差別對待，以及運動過程中見證的不公不義，也讓許雅婷念茲在茲。

「他們肢體殘缺，上街頭真的好辛苦，連帶在院民身邊的學生與運動者，就算是高知識分子，也被貼上『來亂的』標籤，一起被驅逐、看扁。」

跟院民一起受苦、體會到「強權可以隨意處置你」，讓許雅婷對漢生病人遭受的歧視感同身受。

2013年，在沒有機廠的情況下，新莊捷運全線通車，打破捷運局此前堅持多年「沒有機廠不能通車」的主張；2016年，當捷運機廠已逐步完工，樂生院入口如何重建，又成為院方、捷運局與自救會、樂青之間的角力。

現在懸空於樂生院門口的未完成陸橋，在許雅婷眼中相當荒謬。「某一天我們突然發現，捷運局悄悄把橋蓋起來了，完全沒有通知院民！」在捷運局的陸橋方案中，往後若要從新莊中正路進出樂生院，必須透過迴轉8次的之字型坡道，或者升降電梯出入，這跟樂生保留自救會期待工程後恢復舊有Y字道路、以緩坡大平台讓院民得以騎代步車通行的訴求，完全相悖。

目睹種種行政顢頇、粗暴工程，許雅婷形成自己的世界觀：「我跟社會的關係、看世界的角度，好像從樂生裡面慢慢長出來。」許雅婷再度拿起攝影機後，認識到樂生院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拍攝的議題，「這裡就是我的創作土壤。」拍到2019、2020年左右，她開始寫計畫提案，為作品申請經費，藉此慢慢地自我對話、梳理拍攝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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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拍了20年的素材，如何揀選剪輯？

許雅婷說，她的創作模範是日本紀錄片大師原一男的作品《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原一男花費十多年，記錄日本大阪泉南地區石綿塵肺病工殤者爭取權益與人性掙扎。「我心裡想，要拍樂生，應該就長那個樣子吧！」

偶然機會下，許雅婷得知原一男長期合作的剪接師秦岳志（Hata Takeshi）來台灣授課，本人也關注日本漢生病議題。許雅婷把握機會就教、提案，隔年秦岳志主動走訪樂生院。後經由製片黃胤毓牽線邀約，最後拍板合作，由秦岳志操刀剪輯《大風之島》。

合作期間，兩人越洋溝通，許雅婷與助理先將20年來拍攝的大量素材轉成逐字稿與場記本，或者分場景整理成短片，翻譯成英、日文，提供秦岳志參照，「像是將一幅長捲軸畫作篩出精華」。兩年多的剪接期，先從8小時的長版本開始，再不斷縮減、調整，歷經40多個版本，反覆修改，最終成為兩小時的影片。

跟日籍剪接師合作，幫助許雅婷思考，要用「對素材負責任的說故事方法」，而不是觀眾容易接受的善惡分明、二元對立。「一般我們在做剪接，可能先以全知觀點把人物大綱、故事寫出來，由企劃先行，再來剪輯。可是素材遠比你想像的世界還要廣大太多。」

參與運動的過程，許雅婷理解到在複雜議題中，沒有完全的壞人或好人，缺乏傾聽意願的失效溝通，才是造成爭議的關鍵。她老實面對既有素材，從裡面去剪輯、發掘、觀看，刻意避開明顯的線性敘事，穿插2005年至2008年，與2016年之後所拍攝的影像，最終想呈現樂生院民爭取權益的堅持不懈。

剪接遇到撞牆期卡關，就回樂生看一看、跟院民聊一聊。「覺得自己遇到的困難，跟院民們的人生比起來，真的是很小很小。」

樂生保留運動曾風起雲湧，以樂生院為主題的影像紀錄、學位論文、藝術創作多如過江之鯽，許雅婷坦言「壓力很大」。資深紀錄片導演許伯鑫、藝術家陳界仁的錄像作品都已樹立天花板，在台灣向資助單位提案的過程中，許雅婷不時面對審查方質疑，「那你的作品，跟其他人的有什麼不一樣？」

「我在心裡面大叫，蹲點那麼久了，為什麼還要跟你們證明？」前輩創作者的作品高度、深度與美學，彷彿在藝術上為樂生畫下了句點。「這也部分導致外界的人認為，樂生運動不是已經結束了嗎？」在許雅婷與其他樂青夥伴眼中，當然還沒結束，除了入口重建爭議，舊院區院民的醫療權益、院舍翻修營運計畫未納入院民參與，都是「運動」還存在樂生院的具體證據。

反覆思考作品價值的自我懷疑，在尋求國際資金時逐漸消解。半年期間，許雅婷密集前往印尼、法國、德國的國際影展或工作坊，大量練習如何讓外國觀眾理解樂生故事。

「他們對議題掌握程度不如本地觀眾，更在意的會是，你是誰？為什麼跟這個議題如此緊密？」在每個國家，許雅婷因應文化，採取不同訴說策略。例如在德國柏林，強調樂生議題的民主與轉型正義；在法國，則著重談影像創作。國際提案的歷練，讓許雅婷逐漸增加作品格局，在樂生院人物故事之外，納進更大的台灣歷史與政治脈絡。

找到資金，代表必須如期完成作品，能在過程中克服跟前輩創作者相提並論的壓力，許雅婷歸功長期蹲點養出的底氣：

「我知道這些素材真的很珍貴，如果最後沒有能力呈現出來，可能就沒有人看見後來的歷史了。」

不只是導演許雅婷，跟樂生院有20年淵源的，還有本片的配樂與主題曲創作者王榆鈞。王榆鈞曾參與導演陳芯宜的VR作品《無法離開的人》，為白色恐怖主題創作音樂，吸引許雅婷邀約參與《大風之島》音樂主創。

著手寫歌之前，王榆鈞跟著許雅婷走訪睽違將近20年的樂生院。但早在2005年，她就曾與一群藝文工作者參加「音樂、生命、大樹下」市集，並將詩人鴻鴻的詩作〈山不是家〉譜曲，批判政府把樂生院民居住的山坡剷平。

時隔20年，王榆鈞對樂生院有了不一樣的體悟。在拜訪樂生保留自救會長李添培的過程中，王榆鈞認識了院區內的大風子樹，是提煉漢生病藥物的原料。這啟發她以「樹」來隱喻院民的生命力與韌性。

「我不想訴諸悲情，而是想表達導演許雅婷投注20年心血記錄樂生院的愛與情感，並送給院民一份祝福。希望歌曲能夠鼓舞人心，兼具詩意與直白。」

她創作的主題曲《大風子》歌詞寫：「樂生樂生／揭（gia̍h）樹枝抗爭／斷枝猶原閣會開花」。樹枝象徵院民的身體雖因病受損，卻仍堅韌抗爭；大風子樹的開枝散葉，則隱喻他們旺盛的生命力。雖然現實中，逐漸老邁的院民生命終究逐漸凋零，社會運動的能量，讓樂生院的精神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大風子〉開始構思時，王榆鈞就希望將院民的聲音融入歌曲，意識到院民年事已高、聽力不佳，無法適應錄音室環境或戴耳機，王榆鈞帶著器材，在冬末前往院區拜訪4位院民李添培、藍彩雲、周富子、許玉盞，逐一教唱、錄音。院民們獻聲唱出歌詞「以院作家，大德曰生」，這是樂生院內石碑上的刻字，象徵著院民遭強制隔離的無奈，以及寄託於此的生命。讓王榆鈞特別感動的是，院民們雖體力有限，仍大方接受錄音，並給予歌曲溫暖回饋。

《大風之島》結束在綿長的空拍鏡頭，如同一陣風緩慢推移，凝視捷運工程下倖存的樂生院區，以及許雅婷稱為「荒謬」的捷運局懸空陸橋。許雅婷這樣詮釋片名意義：

經過20年的觀察與沉澱，許雅婷用輕盈的風之意象，貫穿這段交織疾病、文化、交通發展與人權運動的歷史。

台北電影節首映之後，《大風之島》將於12月初在院線上映。未來除了計劃在樂生院辦專場放映，也打算進軍其他國際影展，把樂生院故事帶給更多元的觀眾。

許雅婷回返樂生院時的「罪惡感」，已經被時間轉化為行動的力量。「本來以為我是為了離開，才繼續拍攝，結果拍完之後，發現自己的位置愈來愈清晰。」

最重要的，她想召喚曾經關心過樂生的人，「希望大家能夠因為這部片，有一個回來樂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