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紅衣小女孩》、《目擊者》開創國片懸疑驚悚新局的程偉豪，以及由茄子蛋MV轉戰電影、就以《當男人戀愛時》開出驚人4億票房的殷振豪，是千禧世代炙手可熱的「國片票房雙豪」。他們「直面商業、面向觀眾」，但不代表背離土地和生活。

「生命／似乎被創造成了／只有自己一個人無法完成的樣子。」裴斗娜小姐朗誦生命和祝賀生命聯繫之詩，與希林女士的影像重疊在一起時，我明確地體悟到：「啊，希林女士已經不在了呀。」但即使如此她也會像這樣在電影裡繼續活著，這一刻，並非為了怕眼淚順勢流下，我抬起了頭。

面對血汗處境，跨世代的影視從業者開始團結爭取勞權，然而最大困境之一，是政府與業界對於先認定勞工身分、還是先推責任制存有歧異。除了汲取韓國經驗，台灣工作者也試圖在業界裡由下而上推動新工具、新觀念…

超時工作、惡意欠薪…台灣電影戲劇幕前表現有目共睹，幕後劇組卻數十年如一日的血汗。根據調查，影視從業者車禍是勞工平均值8倍。《報導者》檢視數十份影視業不同職種工作合約，層層挖掘影視勞動困境所反映的產業真正問題。

6月11日，《電影檢查條例》在香港實施，再度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的歷史裡，電影躲不過黨鋒利的鎌刀。本文細數「改革開放」後不同世代的中國電影導演、紀錄片工作者，面對政權的鐵拳，做出什麼選擇？

除了日軍慰安婦，韓國還有一群更被忽略的婦女：韓戰時為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基地村」慰安婦，多被認為是自願從娼。紀錄片導演朴勁泰、金東鈴從田野中體悟，與其側寫其悲慘與痛苦經驗，不如讓她們積極成為敘述者...

逾50年的導演生涯，德國紀錄片大師弗柯・克普關注政治變動中，小人物的生活與地方風景，拍攝對象東德女工、納粹倖存者、生活在國境邊陲的人們，為常民生活、地景與身分認同的變遷，留下歷史紀錄。

在「炒房是累積財富手段」的台灣，林謙勇的家庭屬於勝利的、既得利益的那一方。「作為中產階級之子，我可以高喊居住正義嗎？」在記錄與回放的過程，林謙勇尋到的答案是什麼？

這是一部「殘酷」的紀錄片：香港反送中運動慘烈的理大之戰，面對國家機器的暴力、脅迫與利誘之間，拍攝者彷彿戰地記者般，以內部觀點捕捉年輕抗爭者的矛盾情緒與生命創傷，人性的堅毅與脆弱，並嘗試以電影創作梳理自己的心情和故事。

在巴西史上最大規模的學運裡，年紀可當抗爭者媽媽的導演好奇年輕世代的力量從何而來？他們的倡議和實踐是什麼？她參與現場後的答案是：「學生運動得由學生自己來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