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 2024 TIDF

留住那些親愛的《老查某》──蔡晏珊讓時間成為遺憾的剪接師
蔡晏珊帶著記者走訪台北市歸綏街,曾是妓權運動基地的文萌樓歷經多年的抗爭才被保存下來,但如今兩側房屋皆因都市更新被拆除,文萌樓的結構安全堪慮,已不對外開放。(攝影/鄭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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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良?我們原本就很善良。」──白蘭(1962-2017)

「老查某」是貓也是人,儘管景物滄海桑田,人事皆非。時隔18年,已是剪接師的導演蔡晏珊回頭處理青春時代的影像素材,從720×480像素的DV帶裡打撈記憶,重新敘說一群女人的抗爭和生活記事──在道德大旗高舉的年代,她們用勞動的身體讓社會不再別過眼,正視性工作的存在。這是白蘭和她的公娼姊妹們,老女人們曾用力活過,不願只是歷史的布景。

本片入圍202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台灣競賽片,並入圍2023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30週年特別企劃單元

台北城西,在繁華後衰老,又搭著復古浪潮搖身成文青的質感小旅行首選。興建中的大樓與老舊街區交錯,在都市地景中褪色的是一群女人討生活的痕跡──貓仔(niau-á)
台灣台語,原指貓,但也被用作妓女的戲稱,有些人稱妓女戶為「貓仔間」(Niau-á-King)。
也好、趁食查某(thàn-tsia̍h-tsa-bóo)
台灣台語,指妓女。
也罷,她們用溫柔言語和皮肉錢餵養一家老小,在街邊、在茶室、在公娼館裡。

沿歸綏街步行,194巷5號。春鳳樓舊址外牆被開發公司的大面防水帆布覆蓋,斗大字樣寫著「都更危老建築用地」。蔡晏珊靜靜望著,她說自己好多年沒經過歸綏街附近了,但20多歲的她曾成天往這裡跑。「會近鄉情怯嗎?」我問,她搖搖頭。過往的人與景都被封存在紀錄片裡,為了剪接,她不知道重溫多少遍記憶。

再過幾個巷口,139號。黑底紅字的「文萌樓」招牌還高掛門上,大門深鎖,儘管2006年被指定為古蹟,但目前不再對外開放參觀,危樓孤獨佇立,老屋兩旁都被夷為平地。

這裡曾是反廢娼運動的重要基地,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在議會質詢下,倉促宣布廢娼
指廢止已執行40年的《台北市管理娼妓辦法》。
,大同區和萬華區的公娼們籌組自救會,以公娼館文萌樓為據點,歷經1年5個月抗爭換得2年緩衝期。為爭取性工作者權益,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簡稱日日春)隨後成立,對性道德汙名喊出底層異音。
蔡晏珊把片子取名為「老查某(lāu-tsa-bóo)
台灣台語,指老女人,通常語帶貶意。
」,來自街口雜貨店的貓,白蘭總這麼叫牠,餵牠吃魚。如今人去、樓空、貓也不在,蔡晏珊不忍老查某們的故事塵封在抽屜裡。
假如一個性工作者在社會裡倒下而無人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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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昏迷後被診斷為小腦萎縮癱瘓的白蘭(坐者),仍在義工們陪伴下到場參與日日春協會到總統府前的抗議行動。(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2005年,昏迷後被診斷為小腦萎縮癱瘓的白蘭(坐者),仍在義工們陪伴下到場參與日日春協會到總統府前的抗議行動。(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白蘭是台北市128名公娼之一,願意在抗爭時露臉的少數人。

政府宣布廢娼後,白蘭不願做私娼,轉行開檳榔攤,學著記住香菸盒上歪歪扭扭的英文字,幾包Marlboro、幾包菁仔加幾瓶蠻牛該怎麼按計算機,一切從零開始。但從13歲到36歲都在娼館的她,已經失去一般社會的工作能力,又不懂成本,檳榔攤生意只撐了10個月就關門大吉。

此後求職不斷碰壁,工廠待了3天,動作太慢,老闆叫她走人,好心收留她的麵店老闆不久後也過世。白蘭鎮日浸泡在酒精裡,喝到不省人事,跟她在一起20年的男友阿華先是離家出走,後來拿出300塊錢,叫白蘭別再找她。白蘭沒拿那筆錢。

她始終都是拿錢出來的人。老家在台東關山,家貧,白蘭從7歲開始打零工貼補家用,13歲那年,父親出意外急需醫藥費,家人透過親戚介紹跟台北華西街的娼館老闆借錢,白蘭被綁去當雛妓,一綁就是10年,每天從下午2點接客到天亮,平均20到30人,沒做到業績不准睡覺。白蘭很少回家,但賺到的辛苦錢通通拿回家裡,大哥可以娶老婆、姊姊也結了婚,連父親的喪葬費都靠她出。23歲,白蘭才結束賣身契轉做公娼。

廢娼4年後,2005年3月7日,白蘭在租屋處昏迷,過了2天才被發現送醫,小腦萎縮癱瘓。

日日春想辦法排班表,除了靠社會各界募款找白天看護照顧以外,其他時間讓義工一個蘿蔔一個坑,把白蘭接回來,陪她吃飯、洗澡、復健、睡覺,眾人接力超過半年,直到白蘭的低收入戶申請通過,才轉進康復之家。如若不是白蘭曾與運動有所交集,誰能在她陷落時承接?身為義工群的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蔡晏珊只覺荒謬:

「白蘭還沒倒下的時候,申請不到任何社會福利,條件都不符合。說實在,那時候一個月給她3千塊、5千塊,她就可以活下來了,但是我們的福利政策卻沒辦法做到。等到這個人倒了、昏迷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再讓她住康復之家,政府一個月要補2萬、3萬。」

當然,載浮載沉的不只白蘭一人,「但白蘭倒下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好像我將來就會是她,」蔡晏珊說。這份共感成了影片拍攝的起點。

「我也是一個沒有伴侶、沒有小孩的人,跟家裡關係不親,那時候還不流行說無緣死(孤獨死),但我就覺得自己是預備軍。當然我的處境好很多,只是一個單身女子這樣倒下來,讓我有個觸動,沒人叫我去拍,但能做一點是一點,也沒有覺得它將來會變成什麼東西。」
從大學教室逃到片場,編手冊、寫布條發揮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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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春自2000年起連年舉辦娼妓文化節。在2006年的行動論壇上,已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蔡晏珊手持攝影機持續記錄。(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日日春自2000年起連年舉辦娼妓文化節。在2006年的行動論壇上,已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蔡晏珊手持攝影機持續記錄。(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宣布廢娼的1997年,蔡晏珊剛考上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出身勞工階級家庭的她,父母咬牙打拚,讓家中4個孩子都念了大學,且不用背學貸,「我不能那麼任性,我不是真的在選我想念什麼,只是在可以念的裡面選一個衝突不那麼大的、就業比較有保障的科系。」

但大學和她想的不太一樣。星期三早上的刑法總則,長長的法學院教室彷彿補習班,同學們還要互相幫忙占位子,想參加國家考試的外校準考生們都來旁聽。蔡晏珊形容,人生在叉路徘徊拉扯,程度大約是包包裡同時放著刑法教科書和《蒙馬特遺書》那樣衝突。別人用功念書,她卻決定到片場打工。

和電影的不解之緣從高二開始。1990年代,短片沒太多放映管道,蔡晏珊的高中同學靠著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學姊,弄來一批金穗獎的得獎作品,說要在學校放映,還要找創作者來分享。「我說我們一毛錢都沒有,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但同學就覺得機會難得。結果導演們知道可以來北一女校園一遊,很多人都答應了,雖然沒有錢,但就覺得很有趣,居然有高中生想看。」

讓蔡晏珊更想不到的是,原本只打算放拷貝的VHS錄影帶,導演竟然直接把16mm膠捲跟放映機提來。星期六下午,樂儀隊在操場練習,但圖書館的小房間是另一方天地,魏德聖林靖傑都來了,蔡晏珊回想還是忍不住笑出來,「儀隊真的很吵,來的觀眾也只有小貓兩、三隻,大部分都是我們社員,是一個隨時要倒社的社
蔡晏珊不願再透露社團的名字。
,學校根本沒有電影社。就是這麼尷尬,可是因為人很少,導演可以很接近的聊。」
大一升大二暑假,蔡晏珊幾乎都待在魏德聖短片《七月天》的片場。那也是她的轉捩點,瞞著爸媽填好轉系申請書、訓練男主角幫忙打板,為的是去社會學系面試的時候,演員可以頂替場記的工作。面試那天,一早的通告發在福和橋下,蔡晏珊心神不寧、一直無法下定決心
其實蔡晏珊已經給過自己一次退路,她原先最想填的是人類學系,但人類學系只需要繳交書面資料,送了申請好像就不能反悔,但社會學系還要另外再面試。
,「我想說,萬一我最後沒有勇氣,就不要去。」眼見時間就要趕不上,魏德聖對著她喊:「你不是要去面試?怎麼人還在這裡?趕快去啊!」她才騎上摩托車,跨過了那座橋。

回望青春時代,蔡晏珊的一切都不太確定。「但社會系的好處就是必修學分很少,學生愛幹嘛就幹嘛,任何學分它幾乎都承認,反正系上知道可能無法提供什麼就業保障,你就盡量去發展。我大學很少去學校,都在拍片。」

也是迷惘和不確定,讓她和社會運動走在一起。

2001年,日日春舉辦娼妓文化節,邀請紀實攝影家林柏樑舉辦「百年公娼,台北再見!」回顧展,並放映蔡崇隆執導的公視紀錄片《公娼啟示錄》,大學剛畢業的蔡晏珊被朋友找來幫忙編展覽手冊──認識的導演參與公娼抗爭紀錄小組,大學社團的學姊也是日日春核心參與者,更有高中同學跟公娼談戀愛。蔡晏珊說,當時周邊許多人都被運動捲入,自己也隨著人際網絡成為日日春的義工。

2003年,前公娼館春鳳樓改成茶館開張,失業又感情不順的蔡晏珊更是一天到晚在那裡遊蕩,靠著阿姨們的茶桌仔取暖。

「已經常去到阿姨會問我說『啊妳都沒上班喔?』就是沒什麼目標的人,還好她們讓我有地方去。每個阿姨都有不同的故事,但都遭遇了很多事情,可是她們對待人是溫暖開放的,會覺得我的遭遇如此渺小,卻非常鑽牛角尖,實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蔡晏珊戲稱自己是廢人,幫忙打雜至少可以發揮「剩餘價值」。

2005年,白蘭倒下。已經踏入紀錄片工作的蔡晏珊,拿起出國的朋友留下的DV開始拍攝。

「階級這個東西,如果沒在那個位置,你不會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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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廢娼8週年,日日春協會赴總統府前抗議,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官姐)站在隊伍前,呼籲政府面對性工作除罪化議題。(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2005年廢娼8週年,日日春協會赴總統府前抗議,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官姐)站在隊伍前,呼籲政府面對性工作除罪化議題。(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雖然是乎人看輕,走到這條路 阮嘛是飼家賺吃,有什麼通見笑 紅燈路頭街巷,暗暗孤單行 唉呦換來一家的吃穿 我的人生呦」 ──節錄自黑手那卡西《幸福》

回到抗爭當下,公娼們的辛酸血淚,社會未必買單。

當時性工作者不只背負強烈汙名和歧視,決定廢娼的陳水扁還是政治明星,許多政策
如台北市14、15號公園(康樂里)的拆遷,可見報導
都為吸引中產階級選票,口號主打快樂希望,聲勢如日中天,更添抗爭難度。片中有一段
使用公視《公娼啟示錄》的素材。
,公娼自救會副會長麗君在市場宣講,卻遇上另一名婦女指著鼻子痛罵,批評她們就是想躺著賺比較輕鬆、吃不了苦,否則怎麼不去做別的工作,不要臉還敢出來大聲嚷嚷。

但轉職何嘗容易?白蘭開檳榔攤不成,窮困潦倒,也有公娼轉做美髮廳卻欠了更多債,「連官姐官秀琴(公娼自救會會長),這麼強悍的一個女人,都在廢娼之後,最後去跳海,她是一個那樣的狠角色,都被逼到去死。性工作有消失嗎?沒有,只是地下化,政府只是假裝看不見。」

蔡晏珊直言,「我在一個有選擇的位置,我不用去選(這份工作),我很慶幸。但如果有些人被迫,或不一定是被迫,但是她做出這個選擇,那我希望她的勞動條件受到一定的保障。」

原本有牌照的公娼可以拒絕不想接的客人,要求客人戴保險套、做好防護措施,甚至交易有糾紛也可以請警察出面處理,「當你是私娼的時候,這些通通都沒有了,如果有人白嫖不付錢,你也沒有辦法,這些過去合法工作有的權利,全部沒有了,」蔡晏珊認為,這反倒是變相在懲罰性工作者,讓她們遁入更弱勢的處境。

但保障了性工作者的權益,這樣就沒有剝削和壓迫嗎?

蔡晏珊說,即便是一個在勞工家庭長大、關心社會議題的大學生,她在更年輕時對性工作也抱著問號,「階級這個東西,是你念再多社會學理論都不會有用的,如果你沒有在那個位置的話,你不會看得到。對一個大學生來說,可能對『性』跟『工作』這兩件事,都不是太有概念,更何況『性工作』了。」

但隨著自己成為勞動者,碰過老闆和同事的欺負,她才切身體認到──不只性工作,每個勞動都有異化的成分,也都必須負擔某種程度的情緒勞動。

「以我現在工作為例,我可以選想接什麼案子,不想接什麼案子。但如果我好幾個月都沒有工作,有個感覺很災難的案子來,我要不要接?我還是會硬著頭皮接下來,我是心甘情願的嗎?很多工作其實就是某種交換,但我們努力要做到的是,讓交換對雙方都合理,你的底線能夠被尊重,在性交易裡面也是一樣。」

白蘭在23歲之後「選擇」成為公娼,一天接2到3個客人。蔡晏珊說,她當然無法替白蘭代言,只能描述她的生活狀況,「她賺夠了,可以買魚給貓吃,就去餵貓了,做她想做的事,她是一個很安貧樂道的人。這個工作可以讓她養自己、養她男朋友、養很多貓,一天工作20分鐘或30分鐘,剩下時間都是自己的。」她也進一步提問:作為現代社會的勞動者,我們對於工作跟生活可能有不同的想像嗎?

不存在放棄的選項──承認失敗,運動和影像的交互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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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著反廢娼運動的集體記憶,文萌樓在2006年被指定為古蹟。蔡晏珊表示,當年的抗爭確實在艱困的社會氛圍中開啟新的討論,但自己的影像嘗試卻留下許多遺憾。(攝影/鄭宇辰)
承載著反廢娼運動的集體記憶,文萌樓在2006年被指定為古蹟。蔡晏珊表示,當年的抗爭確實在艱困的社會氛圍中開啟新的討論,但自己的影像嘗試卻留下許多遺憾。(攝影/鄭宇辰)

無論提問還是回答,蔡晏珊似乎都太過誠實。

回顧紀錄片拍攝的過程,蔡晏珊坦言作為日日春的義工,自己在身分上占了便宜,光是穿上協會的背心就省去重新建立信任關係的成本,也因為拿著攝影機,她成為少數幾個能跟白蘭回去台東的人,「做紀錄是一件奢侈的事,因為連做其他事情的人手都不夠了,怎麼有人可以拿攝影機去拍?有這個閒工夫和資源,為什麼不一起下來做事?所以常常都是在窘迫的條件下,能做多少是多少。」

她清楚知道,影像是因為運動才能發生,當然也有回饋給運動的義務。2005年,應著組織夥伴的要求,她剪了片長25分鐘的初版《老查某》,在廢娼8週年的紀念晚會上播放。2006年,為了投稿女性影展,又剪了一個40分鐘的版本。

「我一直都覺得它(影片)不太行,或者說充滿了遺憾,可是那個遺憾別人很難理解,包括日日春的人可能也沒辦法理解,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可以用的,但是我就一直覺得不好看啊,」蔡晏珊更用「失敗」來形容過去的影像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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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團隊陪伴白蘭返回故鄉關山,蔡晏珊說,自己因為拿著攝影機才有「特權」能成為少數同行的人。(攝影/陳定傑/蔡晏珊提供)

失敗是複合的,一是當年她沒想明白片子要傳達什麼,二是擁有的素材能否支撐這樣的敘事。但當時大家都忙於運動,很難跟其他人有真正意義上的討論。為了逃避失敗,她也離開台灣到紐約念了4年電影,「所以我花了10多年的時間,自己成為剪接師,終於可以看懂一些東西。」

去年(2023年),女性影展適逢30週年,有意把以前介紹過的台灣影片重映。蔡晏珊收到策展團隊的邀請,像是打開內心久未整理的儲藏室,記憶的灰塵撲她一身,「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不讓他們放,但這件事情沒辦法這樣處理,因為它太重要,不能就這樣塵封在我的抽屜裡。我只能硬著頭皮,讓他們跟我一起冒著開天窗的風險,也不知道能不能剪出新的版本。」

當時蔡晏珊手上仍有其他工作,交件的期限又迫在眉睫,但拿機器的人,比誰都更深刻體會這些畫面有多麼得來不易。性工作者最困難之處在於她們無法現身,「阿姨今天可能跟妳說,怎麼都沒有拍我,哪天我死了要辦後事怎麼辦?可是過兩個禮拜又會跟妳說,妳不可以拍我,我女兒要結婚了。社會壓力對她們來說就是有那麼大。」

為了讓公娼們個別的生命故事被留存,還有她們曾經一起打了這一仗,開啟台灣社會對性工作的討論,蔡晏珊選擇面對失敗:

「我會用失敗來形容,是覺得那時候沒有想清楚。說好聽可以說是I'm making a film with them,但其實你是在make a film for them,但是我現在可以說This film is about them。」
時間是遺憾的剪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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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18年重新潛入影像素材的大海,是否勾起青春時代的運動傷害和情緒?蔡晏珊淡淡地說,為了在有限時間把片子剪出來,也沒餘裕多想。(攝影/鄭宇辰)
時隔18年重新潛入影像素材的大海,是否勾起青春時代的運動傷害和情緒?蔡晏珊淡淡地說,為了在有限時間把片子剪出來,也沒餘裕多想。(攝影/鄭宇辰)

也許唯有時間能修補遺憾,也唯有時間能拉開觀看的距離。

經過10多年的打磨,參與過許多電影作品,以《灼人秘密》《睡覺時眼睛睜開》等片走過國際影展,蔡晏珊說,她感謝自己現在是個剪接師,可以用旁觀者的角度重新檢視手上的素材。

在只有2到3週的時間可以重剪之下,蔡晏珊選擇以順時序的敘事來呈現,「幸虧有這麼多拍攝者的接力,我們有從2000年左右到2005年的素材,可以看到白蘭在種種結構碾壓之下,她的人有這麼大的變化,包括後來的復原;變化是清楚的,觀眾是看得懂的。而且,時間本身就是最難的,很多片子沒有足夠時間等到那個變化。」

過去擔心觀眾看不懂、不感興趣又急於解釋,蔡晏珊在片中塞了許多訪談,但在這一次她全數拿掉,她說,即便受訪的組織工作者彼此熟識,但到了鏡頭前都淪為資訊解說員,不夠自然;取而代之,她放了一整段白蘭和學生義工在街上的導覽對話。

「如果想把它當成一個沒有被介入的訪談,那是很難用的,因為事實上就是斷的,義工一直插話,聽不懂白蘭講什麼,她沒辦法好好完整敘述。但我現在看得懂了,這就是他們那時候的關係──這個大學生就是對性產業一無所知,白蘭講什麼,她都聽不懂。即使走在路上失焦,我還是不怕,不怕無聊也不怕長,我沒有什麼好怕了。」蔡晏珊放棄了強烈的目的性,她希望直接讓觀眾去感受:

「影像真正會留下來的,不是那些資訊,不是你很努力想講的大道理,可能只是一個眼神,某一個當下的氣氛,那件事情發生了,被你捕捉到,那個是最難得的。你可以看見這個人,你看了你會關心這個人,那這部片子就不是失敗了,我對得起當初拍的那個我。」

身為剪接師,蔡晏珊認為,全世界只有3個人能真正評論片子剪得好不好:導演、攝影師、剪接師──因為只有他們看過全部的素材。有些片子,剪接師把它從50分救到70分,但有些是從70分加到90分,觀眾未必能理解剪接過程中耗費的心血。

至於《老查某》,那算是三位一體了。最終還是誠實。對於年輕的自己、對於老去的阿姨們,蔡晏珊不願辜負那些記憶的重量。

我問她,跟阿姨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對她的影像工作帶來什麼影響?她說,不只是公娼阿姨,當時來聲援的許多人都深諳汙名為何物──他們是同志、跨性別等性少數,他們是小姐們的朋友或家人,他們是被性勞動給養大的人。而這些人都讓蔡晏珊看見不同的世界,就像她對剪接這項技藝的解讀:

「每個星球會有不同的引力狀態,地球上走一步是走一步,可是在某一個星球,這樣走就會飛起來,或是想要在這裡產生同樣的狀態,得要重一點,每一部片都是一個新的星球。剪接是有趣的工作,怎麼把人物做起來,怎麼讓東西有輕重,如果什麼都想講,就會什麼都講不清楚。」
在僅有的鏡頭裡,留住那些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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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白蘭隨著眾人的陪伴身體逐漸好轉,也能簡單表達,但許多時候大家仍要從模糊的隻字片語中猜測她的意思。(蔡晏珊提供)
在影片中,白蘭隨著眾人的陪伴身體逐漸好轉,也能簡單表達,但許多時候大家仍要從模糊的隻字片語中猜測她的意思。(蔡晏珊提供)

有些話,白蘭講不清楚,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講清楚。

蔡晏珊記得,第二次陪白蘭回台東老家,回程的客運上她問白蘭,還想不想要再回來?回家的心情怎麼樣?「她眼眶就紅了,她就說複雜,我問她是怎樣複雜,講講看,白蘭就說反正講你也不懂。也是,講了我可能也不懂。」

蔡晏珊也記得,在日日春辦公室的沙發上,義工陪著白蘭說話,當時白蘭恢復得還不錯,已經是表達能力的高峰,但很多句子仍說不清楚,當下義工可能也沒聽懂。蔡晏珊在剪接時反覆聆聽,打上字幕,「其實有一句我字幕沒有上,但我80%確定她講的是什麼,她是用台語講說『伊無甲我惜』(她沒有疼惜我)。」

白蘭說的是她童年被綁到台北賣的故事。

「她不是不知道媽媽的苦衷,她可能也沒有怨恨了,可是她終於有時間為自己感到心痛,在她病了、生活已經無法自理了,有這麼多人陪伴她之後,才終於有一個空檔捨不得自己。義工有問她,『那妳以前都跟誰講,跟貓嗎?』也沒有,跟貓也沒有講,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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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歸綏街的巷子裡,白蘭和街貓們一起打發時間,用她賺來的錢餵貓。老查某是她最愛的那一隻。(蔡晏珊提供)
在歸綏街的巷子裡,白蘭和街貓們一起打發時間,用她賺來的錢餵貓。老查某是她最愛的那一隻。(蔡晏珊提供)

那些白蘭說不清楚的,蔡晏珊試圖幫她撥開雲霧。那些可能被世人所遺忘的,蔡晏珊想透過《老查某》,至少讓美好過的不被時間給殘酷地淹沒。片子剪完後,蔡晏珊曾徵詢不同背景和專業的朋友意見,有人建議她,片頭白蘭在巷子裡餵貓的片段太長,也沒什麼敘事功能;有人雖能理解,卻也覺得不必放這麼多篇幅。

「但是我那個時候突然很堅決,我就是要留這麼長。因為那是白蘭僅有的,也是我們僅有的,能看到她還在做一件她自在、喜歡的事情,跟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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