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屆金馬獎系列報導
痛苦之後,行動就是你們的事了──蔡崇隆《九槍》用紀錄片扣下扳機
從新聞記者到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始終瞄準社會中最黑暗和不公義之處,本次入圍金馬最佳紀錄長片的《九槍》,直指台灣社會對移工的歧視和無視。(攝影/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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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評為今年最痛苦的紀錄片,《九槍》用毫不迴避的暴力影像,挑戰人性的認知。當悲劇不只是個案,而是壓迫和歧視的結構共謀,鏡頭從失聯移工阮國非被警槍射殺的事件拉遠,開展成一部台灣移工死亡圖鑑。不安也好、恐懼也罷,導演蔡崇隆希望觀眾走出戲院時,除了情緒,也能長出行動的正直和力量。

《九槍》台灣|2022

入圍第59屆金馬獎項:最佳紀錄片、最佳原創電影歌曲(詞/阮國非、曲/史旻玠、唱/賴學靜) 2017年8月31日,失聯越南籍移民工阮國非遭警方連開九槍致命。舉國譁然下,輿論向兩邊傾倒,其中一邊,讚賞警方制服有暴力行為的逃逸外勞,但當時的阮國非是手無寸鐵,警方扣下的九槍,有其必要?記錄事發真相的密錄器,警政署以「偵查不公開」為由,不予以透露。《九槍》完整呈現密錄器裡,阮國非中槍後到救護車到場救護的半小時,第一台救護車先護送受傷民防,無所作為的圍觀民眾直盯著阮國非在地哀嚎、匍匐,直到斷氣。也許,問題該這麼問,殺死阮國非的,是那九槍嗎?

蔡崇隆 1964年生。早期作為新聞記者,從電視專題記者走到紀錄片,如今仍持續拍攝紀錄片,並在中正大學任教。蔡崇隆的紀錄片主題多扣緊弱勢群體、社會議題,像是探討冤案及司法人權的《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台北市廢公娼時拍攝性工作者汙名與抗爭的《公娼啟示錄》等等,近年則關注移民工議題。

時間是5年前,8月的最後一天,越南籍逃逸移工阮國非,全身赤裸出現在新竹縣鳳山溪畔。面對來拘捕的警察,他神情異常恍惚,試圖靠近警車。短短數秒內,槍聲大作,竹北分局員警陳崇文向手無寸鐵的阮國非一連開了九槍,擊中阮國非的腰臀與大腿,深紅色的血從駕駛座旁汩汩流出。

但他還有呼吸,痛苦地跪下,接著倒在砂石地上掙扎。一旁因車子被阮國非砸而報案的民眾嚷嚷「再囂張啊!」陳崇文幾度向後來到場的同仁提醒「他有攻擊性,不要靠近」,儘管阮國非只是揮舞他逐漸無力的手。

第一輛救護車,優先送走被阮國非打傷鼻子的民防。第二輛救護車遲遲沒來,圍觀眾人保持「安全距離」,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阮國非匍匐爬到車底,行動愈來愈緩慢。終於,第二批救護人員現身,看到傷者在車底下,有點不知所措,不確定要怎麼挪動他。

一旁的聲音再度響起:「把他拖出來,他不會痛啦,沒關係。」

像獵物般被抬出後,來支援的警察又在阮國非的肩膀上踩了一腳,想讓他更安分一點。直到被弄上擔架,阮國非不再動了,也或許是他終於沒有力氣了。從中槍到送醫,影片上的時間碼顯示大約經過半小時。生命的沙漏不停流,漏完了,阮國非的人生定格在27歲。

2017年8月31日,因民眾通報有人打破車窗偷車,爾後警方追捕與阮國非發生衝突,而造成阮死亡的過程,被警察密錄器拍下。這內容在紀錄片《九槍》中第一次完整公開,導演蔡崇隆選擇不做刪節,讓觀眾直面現場。

真的是那九槍,殺死那個逃跑外勞嗎?

當晚,蔡崇隆正和太太阮金紅在「越在嘉文化棧」吃晚餐,席間還有許多住附近的越南移工朋友及新住民。這是夫妻倆共同經營的空間,位在嘉義民雄鄉間的一處路口,離蔡崇隆任教的中正大學並不遠,「越在嘉」除了促進文化交流、提供法律和心理諮詢服務,也是越南人社群重要的活動據點。

當眾人開心閒聊聚會,蔡崇隆滑手機看新聞,卻被巨大的疑問襲擊:為什麼警察抓一個移工會開九槍?

這些年,他和阮金紅合作拍了好幾部關於移民工的紀錄片,從講移民新娘的《失婚記》到失聯移工的《再見,可愛陌生人》,兩人帶著小型攝影機到處跑,有時也和被攝者一起務農,建立信任關係,捕捉他們的勞動身影和生活。

在蔡崇隆的接觸經驗裡,警察和移工未必是對立關係。他舉例,片中有失聯移工就住在派出所對面,警察不會刻意來抓,還會說「我知道你們也是來工作的,你們也很辛苦,不要出事情就好了」,就像互相認識的鄰居,甚至有警察看到被查緝的失聯移工拖鞋掉了,還去買一雙給他。

可是在社會大眾的討論裡,兩方卻成了死敵。在這次事件中,一方讚許警方大膽用槍,制伏形跡可疑還有暴力行為的逃跑外勞;另一方質疑執法過當,罔顧移工人權。雙方爭論不休,似乎沒有達成共識的可能。在傳播系所教書的蔡崇隆坦言,大多數新聞報導還是停留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下,只是讓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陣營更涇渭分明。

要弄清楚事情究竟怎麼發生,最直接客觀的線索就是開槍警員身上的密錄器。為了看到畫面,蔡崇隆跟了好幾次開庭,可惜庭上都只提供影片截圖,直到最後一次,才播放陳崇文連開九槍的動態片段。

蔡崇隆說,光是開槍的過程就超越他的想像,「他並不是說過來張牙舞爪,他是要鑽到警車裡面,一直對他開槍,很像射擊遊戲,就是要開到他不動為止,一種很電玩的感覺。」

但還是不夠。新聞記者加上紀錄片導演所累積的30年經驗,讓蔡崇隆想要離真相更近一步──阮國非中槍之後並沒有當場死亡,後面發生什麼事?他靠著長年深入司法議題的人脈,取得完整的密錄器內容。

「整個往後看的話,我覺得那個責任已經不是陳崇文了。救護車來,裡面還有一個派出所副所長,裡面是有主管的,圍觀的民眾大概有10幾個人。對我來講,最痛苦的是那半小時。」

這也是蔡崇隆決心拍攝《九槍》的關鍵原因之一,他想藉由個案向觀眾叩問:殺死阮國非的,難道真的只是那九槍嗎?

假如阮國非不是個案:死於非命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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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裡使用的警方密錄器影像,是第一次完整公開在世人面前,一刀不剪,還原了阮國非受槍擊及後續等待救援的過程。(圖片來源/《九槍》提供)
《九槍》裡使用的警方密錄器影像,是第一次完整公開在世人面前,一刀不剪,還原了阮國非受槍擊及後續等待救援的過程。(圖片來源/《九槍》提供)

在司法影展上,資深影評人、金馬影展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說,《九槍》是今年最痛苦的紀錄片。看過的人大約都能體會,那長達半小時的密錄器影片,有多麼殘忍、不安和心碎。

除了為尊重死者,在重要部位打上馬賽克,其餘蔡崇隆選擇原型呈現,包括大量失血。蔡崇隆解釋,若照電視尺度,連血都要上馬賽克,「那就不用看了,沒意義。」

「這東西要原汁原味,而且我要讓你看到沒有什麼剪接,你不會說我是變造過的,要讓你同情移工。我沒有那個意思,你就好好看,他密錄器就是這樣子。」

作為最重要的影像證據,團隊主創成員在看完內容後甚至表示,「這個就直接把它播出去啊,這個就是紀錄片啊。」蔡崇隆深知影像有其力量,但這麼簡單粗暴,怕把觀眾推遠,而且他也有更大的企圖,要從個案照見吃人的社會結構。

當一般人對失聯移工貼上標籤,蔡崇隆歸納過往採訪經驗指出,那些跑到山邊海角的移工,往往是受到高額仲介費的剝削,想要儘早還債,擺脫財務壓力、支持家計;另外,不能自由轉換雇主,也讓他們難以脫離不善待勞工的老闆,若想自由,只能跑。「標籤本身對他們不公平,跑給警察追,也是不得已的,他們跑掉只是為了賺更多錢,不是作奸犯科。」

《九槍》使用大量新聞素材穿插:有非法移工在建築工地躲警察,奔跑摔成殘廢或死亡;有合法移工在擁擠的鐵皮宿舍裡被大火奪命;有國道交流道工程垮下、南方澳大橋崩塌,壓死多名移工,一個又一個的真實案例⋯⋯蔡崇隆感嘆,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移工,在台灣,死於非命是日常。

「阮國非是最極端、最代表性的一個案例,但是其他人一樣死於非命啊,只是沒那麼有名、那麼戲劇化。被燒死的、被化骨水弄死的,很慘啊。希望這樣鋪陳起來,大家會感覺到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你如果看到我的片,還覺得阮國非是個案,那真的是沒辦法了。」

為什麼慘案持續發生?答案也許不只是制度失靈,還有台灣人看待移工的態度和眼光。

過去拍攝《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時,蔡崇隆就已嘗試從社會文化切入,為何程序充滿瑕疵、科學證據不足的蘇建和案,歷經數十名法官的審判,始終很難翻案;又為何一般民眾對冤案無感?他特地採訪作家平路、朱天心和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得到的回應是人們傾向認為這些被控有罪者,本身一定有問題,人們會覺得自己是好人,不會遇上和罪犯一樣的事。

在阮國非中槍後等待救援的現場,任何人基於人道主義,應該都不會是密錄器影片裡的作為,但蔡崇隆認為有相似處可循,並非完全難以理解:

「那些人對移工的一種心態,你說漠視、歧視、無視都可以,但你說就是這幾個人特別有問題嗎?好像不是,那是一個台灣社會的集體心理狀態。」

好人與壞人,台灣人與移民工,反正他們是和我們無涉的「他者」。

在《島國殺人紀事》裡,蔡崇隆帶攝影機去堵起訴蘇建和等三人的檢察官崔紀鎮,要他給個說法,但拍《九槍》時,蔡崇隆卻沒對陳崇文這麼做。他說,陳崇文想講的,在法庭上都講了,沒必要再問。最後,陳崇文與阮國非的家屬以260萬元和解,法院二審判處6個月徒刑,緩刑3年。陳崇文的姑姑也出面抱不平,主張姪子是奉公守法,否則如何保護警察人身安全。

除了訪談素材已經充足,蔡崇隆知道鏡頭是武器,作為擁有話語權者,得節制自身權力。

「我知道檢察官可能會拒訪或不願意講話,我還是去拍,因為拒絕也是一種反應,而且他有能力反制我。但陳崇文沒有能力反制我,如果這樣拍,就是修理他而已,他跟其他的弱勢者一樣,只是一個小警察。」
文青、記者到紀錄片導演,從邊緣長出的非典型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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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隆和阮金紅是紀錄片導演夫妻檔,近年完成不少聚焦移民工處境的作品。兩人也在嘉義民雄打造「越在嘉文化棧」,是重要的東南亞文化交流據點。(攝影/楊子磊)
蔡崇隆和阮金紅是紀錄片導演夫妻檔,近年完成不少聚焦移民工處境的作品。兩人也在嘉義民雄打造「越在嘉文化棧」,是重要的東南亞文化交流據點。(攝影/楊子磊)
從冤案和司法人權的《島國殺人紀事》、台北市廢公娼時拍攝性工作者汙名與抗爭的《公娼啟示錄》RCA汙染造成工殤
即台灣的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案。1970年至1992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台灣桃園、竹北和宜蘭設廠,製造電器產品。其中,桃遠廠被發現長期傾倒有毒廢料,造成土壤及地下水嚴重污染,根據統計,至少有1300多位員工罹患癌症,其中有200多位死亡。
《奇蹟背後》,再到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
這是台灣史上最嚴重的食油危機,1979年台中大雅的惠明盲人學校師生及附近公司的員工,陸續出現皮膚病變、免疫系統異常等健康問題,經調查才發現是經銷商「豐香油行」的米糠油出了問題,受害者高達2000多位,16人死亡。
《油症-與毒共存 》⋯⋯以及多部聚焦移民工處境的作品,蔡崇隆選擇的主題總和,與弱勢群體、社會議題脫不了關係。

今年58歲的他,在台灣紀錄片圈是一道鮮明的風景。蔡崇隆是記者出身,在剛解嚴的1990年代初期進業界跑新聞,人權、勞工、原住民運動方興未艾,尤其身在《自立早報》那樣相對非主流的報社,編制沒有當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來得大,主管反而給予較多空間讓他闖蕩,也訓練單兵作戰。

待過《自立早報》和《財訊》雜誌,1995年「超級電視台」
即現今的EBC東森超視,是東森電視旗下的頻道之一。
開台,蔡崇隆從文字跨足影像,成了超視《調查報告》的記者。電視台砸重金,仿效美國新聞雜誌的規劃,還聘專職剪接師,製作團隊不找老三台傳統新聞人,反而看上這個對社運有敏銳度、有專題能力的文字記者。

巧合又幸運的是,《調查報告》的監製竟是蔡崇隆大學時的偶像張照堂,在青春的慘綠時期,他從黑白又古怪的照片裡找到共鳴。「我們那個年代也會看存在主義嘛,看卡謬他們的書,我會覺得張照堂那個照片就是很存在主義,很《異鄉人》,」蔡崇隆說,如果張照堂是「精神導師」,製作人林樂群就是他的影像入門師父,他以《BBC》的訓練方式為蔡崇隆的影像新聞判斷打下基礎。

後來從民視《異言堂》到公視《紀錄觀點》,從電視新聞專題到紀錄片,不變的是,蔡崇隆一直是個熱誠積極的行動者,用影像跟社會溝通。他說,影像相較文字更感性一些,就像那些被冤枉的死刑犯,文字上只是名字,一旦露臉,就能從眼神裡看見他們的孤獨、不甘和憤恨。

能一直堅持在這條路上,發出異議之聲,蔡崇隆卻笑稱自己並不是個激進的人。

大學念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只是分發剛好填上,他對課程內容興趣缺缺,倒常蹺課到公館自修電影學分,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和甫開辦的金馬獎國際影展,讓他像塊海綿快速吸取養分。比起憤青,蔡崇隆比較像文青,在《政大青年》編校刊,居然因為談到大學自治,被校方關注,時任總編輯的他無奈撤稿,換上黑白封面以表抗議,後來還被學弟認為是保守派。

「我是學法律的嘛,那時候也會覺得有點奇怪,好像法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是很政治的,跟法律沒有關係,可是怎麼會沒有關係。」校刊審稿事件讓蔡崇隆嘗到言論管制的滋味,卻也讓他對記者工作有所憧憬。

當同學們拼命考律師、司法官,他當完兵後卻跑去念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不像一般系所教美國傳統的傳播理論,當時輔大聚集了一群思想偏向左派的學者,例如剛從國外回來的陳光興,教學生讀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走批判理論的傳統,在課上也結合時事討論。

「陳光興介紹什麼好書,有一個人就去買,拿來印。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是輔大大傳所印書組。那時候智慧財產權還沒有那麼嚴格,我們印了一大堆,因為買原文書很貴,」蔡崇隆說,當時和同學們組讀書會,成員之一賀照緹後來也成為紀錄片導演,知識為他們打開了另一隻眼睛。

或許可以說,蔡崇隆對議題的關懷、帶有階級視野的分析,都是從研究所的誤打誤撞開始。他本來不確定法律系能不能當記者,畢竟在當時的環境裡,顯得太旁門左道。

對社會的熱情,更多來自於他經常感覺格格不入。最早當菜鳥記者跑司法線時,看不慣同業和法官、檢察官稱兄道弟、好來好去;等到資歷深了,在公視領月薪拍紀錄片,又覺得台北的生活太安逸,像活在溫室裡,決定收一收行李,南下嘉義。

「紀錄片需要某種生命跟能量,但在台北好像有點缺。在這邊(嘉義)比較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作品,有感覺才做,」蔡崇隆說,現在主業是教書,再也不能像以前一年拍兩支紀錄片,可能四年才有一部,但內容是真的想做的。

與其說他叛逆,倒不如說他一直在主流裡面趨向邊緣,是非典型的位置,讓他對跨界的人事物懷抱好奇心。

就像問他為什麼對移民工族群有感,他說因為每次被問到是哪裡人,總是沒辦法好好回答。在苗栗度過童年、在彰化長大、到台北念書工作20年,最後回到父親的故鄉嘉義定居,蔡崇隆說,自己是「移人」,跟這些移民工朋友都一樣。

把觀眾裝進阮國非的飄蕩靈魂:第一人稱視角、越語配音、臉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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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劇組赴阮國非的老家越南中部義安省拍攝,為一家人留下失去重要成員後的全家福。圖中央兩位是阮國非的父母,左右兩側則是他的4位兄弟姊妹。(圖片來源/《九槍》提供)
《九槍》劇組赴阮國非的老家越南中部義安省拍攝,為一家人留下失去重要成員後的全家福。圖中央兩位是阮國非的父母,左右兩側則是他的4位兄弟姊妹。(圖片來源/《九槍》提供)

已經拍過這麼多紀錄片,《九槍》跟過去蔡崇隆的作品有什麼不同,又能在移民工主題裡重新畫下什麼座標?

《九槍》製片李佩禪,曾任職紀錄片工會、公共電視,同時也是今年金馬另一部入圍影片《神人之家》的製片,她回憶蔡崇隆當初來找她組隊時,表明想做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無論從年紀或輩分來說,蔡崇隆都是紀錄片圈的大前輩。李佩禪說,蔡崇隆做過導演和製片,根本什麼事都能一手包辦,「但他說想要拍一個給素人、甚至是只看《復仇者聯盟》的觀眾看的紀錄片,那就要更客觀,不能像以前的作品那麼生硬,很難消化,吞不下去。」

要從硬到軟、從說理到抒情,就要更立體地呈現故事角色的面目,偏偏主角阮國非已經不在了,剛開始實在讓團隊傷腦筋。蔡崇隆想過,重拾過去拍冤案被槍決死刑犯的做法,閱讀死者留下的書信,再揣摩語氣寫成旁白。劇組飛往越南採訪拍攝時,蔡崇隆卻找不到什麼留存的日記或信件,幸虧阮國非的妹妹阿草想起,哥哥在台灣有使用Facebook。

原來阮國非一直用Facebook記錄他在異鄉的生活,也會上傳跟朋友玩樂的自拍照,蔡崇隆挑出幾篇看起來有故事的內容,請朋友協助翻譯,「他寫的有時候是一、兩句,有時候是一片。發現很多是在抒發心情,工作一天以後很勞累什麼都不想做、沒辦法放假的心情,還有自己很渺小的心情。」

多虧這些紀錄,團隊有機會還原交織在阮國非身上的各種身分──他既是漂洋來台賺錢的移工,也是某個家庭裡被疼愛的孩子。他會在Facebook上向母親喊話,擔心自己如果有一天跌倒了,不能再站起,媽媽能否寬恕他、原諒他。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想念。

這些阮國非留下的文字,由常來「越在嘉」的移工、阮金紅的乾弟弟阿尊協助配音,用越南話念出,成為影片敘事的主軸之一。團隊又擷取其中一些句子,由史旻玠寫曲、編曲,喜歡唱KTV的台越新二代賴學靜演唱,用葛利果聖歌的形式呈現,希望觀眾看完這樣殘酷的片子,能在片尾曲沉澱下來,獲得安寧。

這首〈為了妳〉,也入圍本屆金馬最佳原創電影歌曲,作詞人正是已經過世的阮國非,來自他留在Facebook上的文字。

不只是聽覺上要讓觀眾更貼近主角的心境,蔡崇隆也試圖用靈魂遊蕩的第一人稱視角,讓讀者跟著阮國非一同遊走,甚至是那些最終沒能跨過的,路的盡頭。那所呼應的,恰好是《九槍》的英文片名,引用知名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句:「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客死異鄉的魂魄,還來不及回去的家,何時才能安睡呢?

蔡崇隆請攝影師為機器裝上穩定器,想像自己就是阮國非,在事發的鳳山溪畔來回行走。為此攝影師大概走了800次,能用的鏡頭還是很少,但希望這個設計有確實傳達給觀眾。

有別於過去單打獨鬥、編制通常不超過5人的紀錄片團隊,《九槍》的製作團隊加總起來將近20人。做過紀錄片和劇情片的李佩禪解釋,紀錄片工作者很容易孤單,泡在一個專題裡太久,可能花3、4年的時間,一個人整理資料,很多問題沒人討論,等片子上院線才發現。她認為,編制愈完整,愈有助於透過眾人意見,把導演拉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當你愈接近客觀,你才會離觀眾更近。」

以《九槍》來說,光是內部的試片就舉行了7、8次,從團隊成員往外擴散,找了解議題的文字工作者、懂影像美學的紀錄片工作者,甚至是家人和朋友等完全素人,希望蒐集非同溫層的反應。根據這些建議,從初剪到完成版,大約有10多個版本。

李佩禪開玩笑說,她跟蔡崇隆算是相愛相殺,過程中對敘事方式和調性有過爭執,依蔡崇隆的輩分,他大可堅持自己的作者論,「可是他卻沒有選擇這麼做,這是我非常尊敬他的地方。很少看到像他這樣的導演,願意把身段放得很低,重複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團隊的每一個人都說OK。」

紀錄片不是情感消費的贖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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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在嘉」,蔡崇隆夫婦幫朋友阿尊過生日,他是片中替阮國非的獨白配音的越南移工。替《九槍》演唱片尾曲的台越新二代賴學靜也在場同歡。如今,蔡崇隆跟越南移民工有更多生活上的連結,眾人一起分享金馬入圍的贈酒。(攝影/楊子磊)
在「越在嘉」,蔡崇隆夫婦幫朋友阿尊過生日,他是片中替阮國非的獨白配音的越南移工。替《九槍》演唱片尾曲的台越新二代賴學靜也在場同歡。如今,蔡崇隆跟越南移民工有更多生活上的連結,眾人一起分享金馬入圍的贈酒。(攝影/楊子磊)

面對紀錄片,蔡崇隆還是有他的老派堅持。

他說,現在有不少紀錄片,和劇情片追求的目標愈來愈像,一個感動人的故事、有票房。「這不是我的主要目標,你覺得好不好看、感不感動是一回事,以現在的脈絡來講,一個片子不能只是說教,要有一定的可看性,可是那是手段,絕對不是目的。」

紀錄片可以有更吸引人的說故事方式,但不是為了娛樂。由於拍攝主題的選擇,蔡崇隆常被問及紀錄片的「效用」,到底有沒有想要改變什麼,他都會說把片子做好是創作者的事,剩下的,就是觀眾的事了。如果看了紀錄片感到不安、痛苦,那很好,這就是《九槍》和一般紀錄片不一樣的地方,它就是要逼人面對。

「但是痛苦以後,你有沒有想做什麼?」

蔡崇隆比喻,在阮國非倒下的周遭站了一群人,他們沒有伸出援手,如今看電影的觀眾們,就像是往外再多站了一圈人。要不要袖手旁觀?如果覺得裡面的人做錯了,那麼出了戲院,如何行動就是各自的選擇。

尤其移工在台灣已經有70萬人口,是我們社會難以忽視的一部分,「他就在你的生活裡面,你的家庭有看護,你的工廠有移工,你隨便走在路上,可能有個逃跑移工躲在車子裡面,你光講人數,比台灣原住民還多,」蔡崇隆感嘆,台灣說最美的風景是人,可是對於這樣外邦來的友人,卻沒有善待他們。

多虧太太阮金紅,如今蔡崇隆跟越南移民工的關係不只工作,而是有更多生活上的連結。當大夥兒吃喝打鬧,自顧自聊著天時,他才深刻感受到,自己才是少數,「8個人裡面,可能只有我一個是台灣人,所有人都在講越南話,有姊妹也有移工,我基本上沒辦法聽懂他們在講什麼。」這種親身經歷的文化震撼,就是開啟換位思考的鑰匙。

「有點孤單,好像不被重視?啊,我這個感覺,就是他們在台灣的感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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