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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隆/移工人權是台灣文明的真實指標

移工人權是台灣文明的真實指標。(攝影/林佑恩)
台灣媒體很少報導移工新聞,有的話也是負面居多,拍攝移工的影像作品更少,因為語言和文化不同,只能透過翻譯進行,要深入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非常困難。而違反工作契約逃離原僱主的外勞,失去了合法工作證,也就是所謂的「非法外勞」,媒體更難接觸到,他們害怕被抓都來不及了,要怎麼相信拍攝者是善意的呢?就算有心人想記錄,也只能透過文字、聲音或圖畫來表現,總是隔了一層。
我和妻子阮金紅,一個是島內移民(彰化—台北—嘉義),一個是國際移民(越南—台灣),長期定居嘉義,平時生活和拍片工作沒有明顯的界限。2012年左右,金紅利用閒暇時間打工,在住家附近和農民一起剪蒜頭,看到一群非法移工的越南同胞,從中部山區下來農村工作。剛開始,金紅也受到媒體傳播的刻板印象影響,不太喜歡移工,後來慢慢瞭解他們在台灣的辛苦,才發現他們大部份都是善良老實的人們。
身為台灣人,我沒辦法和金紅一樣用母語和越南移工溝通,從坊間也會聽說男性外勞喝酒打架或情殺之類的傳聞,心裡當然也有疑慮。但初次接觸移工時,你會發現他們多半是用害羞或恭敬的眼神跟你點頭打招呼,那樣的眼神很熟悉,我小時候母親開過美容院,當時的年輕學徒就是這樣看母親的。年幼時不懂,但長大後明白那是一種階級的目光,他們知道自己低你一等,即使你不是他的僱主,即使你們一樣都是人。
拍攝紀錄片最重要的部分是建立信任關係,要打破語言文化與階級的藩籬就已經十分困難,更何況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被定位為非法之徒。所以拍攝《再見可愛陌生人》的難度,遠高於記錄新移民姐妹故事的《失婚記》,我們並沒有刻意要揭露什麼驚人祕辛,但金紅就是必須透過共同勞動、長期追蹤的方式來記錄她的越南同胞,他們可能今天清早在平地田裡拔蒜頭,明天夜裡就被載往2千公尺以上的山區砍高麗菜。如果他們沒有主動打電話來,根本很難知道他們的動向。
有一次他們突然來電說,移民署專勤隊隔天早上要開始抓人了,我們討論認為,或許可以拍攝警方執法過程有沒有什麼問題,而時間緊迫,只好包計程車載金紅直接上山。到山上已是深夜,移工朋友十分高興,認為金紅是來救他們,早就打包完畢,金紅當然也無話可說,連夜就把他們載回嘉義,來回花了9,000元。我曾和一位專勤隊小隊長聊過,基本上許多警察一點都不想抓外勞,因為知道他們只是出外打工的歹命人。而追捕過程十分辛苦,越南移工來台舉債最多,不願太早被捕,所以跑起來最為拼命,過程中險象環生,有的不小心摔斷腿,有的甚至真的送了性命。

真小人與偽君子的聯合剝削

移工來台受到剝削似乎不算新聞,但他們的中文程度不如新移民,一方面未必了解自己的法律權益,一方面就算想為自己發聲也會擔心工作不保,所以很難知道實情有多嚴重。我蒐集資料發現,各國移工收費標準不同,越南移工被公認最高,但到底額度多少眾說紛紜。透過2、30位以上的移工訪談,只能歸納出大概落在10萬到20萬台幣之間,雖然金額有差距,但他們共同說法都包括:仲介不照合約註明的金額收費,又警告他們不能說出去;他們拿不到收據當證據,又沒有時間好好看合約就被迫簽字。
私下向一位轉行的資深仲介詢問,越南仲介比較敢收,是因為還要分紅給官員嗎?他說沒錯,標準的官商勾結。台灣仲介似乎管理比較嚴格,但和越南仲介的暗盤分紅比例就是一半,例如移工第一次入境前,假使在國外收4,500美金,酬佣給台灣仲介就是2,200美金。話畢,他說:您知道太多內幕了,小心國安局找上你哦!雖然明知他是開玩笑,還是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如果超收費用的越南仲介是真小人,台灣仲介就是偽君子。而默許或同流合污的兩國官員呢?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字眼形容他們。

新移民與移工對台灣的重要

這些年來,一直有人批評台灣是個鬼島,我自己是覺得沒那麼糟糕,畢竟台灣擁有華人世界最高度的思想自由及言論自由,人權標準也是向西方而非中國看齊。但長期接觸新移民及移工議題,卻讓我越發覺得台灣是個詭異之島。
除了原住民,台灣明明就是一個由中國移民後裔組成的新國度,祖先們的血緣或族群背景也許不同,目的卻無二致,就是到這塊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島嶼上,尋找生命的出路,追求更好的生活。
歷經3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台灣人口的成長趨於停滯,預示了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所以1980年代起,有一批新移民開始透過婚姻進入台灣,與早年的漢人男性移民不同,她們是化整為零的個別女性,默默地潛身於台灣人的家庭場域,生養台灣人的後代。但這些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移民女性地位,有點像早期的童養媳,普遍被貼上無知或卑賤的社會標籤,只剩下家務勞動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價值。
然後是從1990年代開始引進台灣的外籍勞工,在勞動成本高漲的各項產業中,成為重要的補充性勞力,在成長神話逐漸褪色的局勢下,撐住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底層結構。尤其來到21世紀後,台灣人口老化已然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大量的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及養護機構,代替台灣人照顧自己年邁老殘的長輩。而在勞力最為短缺的漁業及農業,更有不少無證外勞冒著被剝削及虐待的風險,為台灣生產著基本的民生及農漁產品。
即使是用最簡單的邏輯來看,都不難明瞭新移民和移工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他們,日益下滑的台灣國力只會更早到達懸崖而已。但我隨便在網路上瀏覽,就可以看到充滿仇恨言論的「靠北囂張外勞」粉專、痛斥人權團體製造勞資爭議,又獲取暴利的某商業公會理事長投書,媒體版面則有老牌食品公司軟禁移工十餘年、僱主連續性侵照顧他癱瘓兒的越南看護、仲介派黑道把投訴移工打成植物人等觸目驚心的新聞事件。
更不可思議的是,上週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素香(紀錄片《T婆工廠》導演),竟然在台北市勞工局的移工協調會上被仲介公然毆打,還在臉書斥罵陳是「台灣的走狗」、「把台灣人的臉丟死了,一味的幫外勞說話」。上述露骨的歧視言行,本質上和百年前的奴隸販子並沒有太大差別。
還記得台灣經濟起飛時,前朝政府曾呼籲國人要建立一個「富而好禮」的文明社會,如今回想起來猶如一個冷酷的笑話而已。
中國與東南亞的新移民總數超過50萬人,早已超越台灣原住民人口,但台灣政府遲至2007年才成立移民署,2016年國會選舉,才出現第一位新移民不分區立委。人數超過60萬的東南亞移工,至今仍被視為用過即丟的客工,無法得到社會足夠的理解與尊重。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雖然提出新南向政策,但到底是為了對抗中國霸權的策略?還是為了實踐多元文化共榮的理想?仍有待後續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台灣政府無法提出宏觀的移民工政策藍圖,對國內的東南亞移民工問題也沒辦法改善的話,所謂新南向政策勢必流於空談。
因為,移工政策如果沒有全盤修正,多數移工終將回到自己母國,他們傳播的負面台灣經驗,其效果絕對遠勝於台灣官方不惜重金砸下的國際文宣。而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與中國移民只能以台灣為歸宿,她們教養的正是台灣的未來公民,鄙視或排斥新移民及移工,對日漸成長的新二代也將產生不良的潛在效應與負面影響。
台灣朝野或許應該思考,這批在資本主義扭曲發展下被邊緣化的新移民及移工,縱然多半來自工農階級或社會底層,其出身與追求的目標與台灣先民並無不同,為何兩者的形象有天差地別的建構?這種社會歧視的根源是什麼?
在紀錄片的映後座談中,常有觀眾訝然表示,沒想到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如此艱辛,有人希望影片還可以揭露更多仲介內幕,也有人詢問未來可以為移工做些什麼。我總是強調,新移民和移工就像台灣人一樣有好有壞,我們不會因為少數惡劣僱主及仲介的存在就認為他們全部是壞人,同理類推,也要不斷提醒那些仇視外來者的台灣人,不要以偏概全。
紀錄片如能進一步發掘官商勾結黑幕當然有其力量,但台灣民眾必須先能同理移工是人,而不只是勞動力,在這個認知基礎上,才可能勇於站出來為這些沒有聲音又沒有選票的人伸張正義。如果多數具有公民權的台灣人繼續自掃門前雪,不願意花點心力為移工人權問題向政府施壓,那麼看了再多的紀錄片也是枉然。
說到底,移工人權就是台灣文明的真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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