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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多數人到台中旅遊,可能會到火車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宮原眼科,卻不會踏入對街殘舊的第一廣場。一棟被社會遺棄的大樓,卻意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個星期日,他們一週中唯一的休息日,聚會在大樓裡吃飯、唱歌、泡妞、做愛,唯有這些時刻,讓他們重新感受自己像個人,而不是一枚無差異的勞動力。

第一廣場是棟位於台中市中區13層樓高的殘舊大樓,台中人習慣簡稱它「一廣」,裡面佈滿東南亞的商鋪與廉價的服飾,與屢創天價的七期豪宅區、中區最新景點宮原眼科相比,宛如另一個世界。
這裡是台中最被歧視的地方,多數來到這裡的人會自動繞路,媒體說它破敗,是「城市的治安死角」,網友抱怨「外勞把這裡搞的髒亂噁心」,每當靠近一廣,會下意識地捂住皮包快速走過。
事實上,被遺棄的一廣,卻成為移工們異鄉的天堂。

移工撐起月營收上億的經濟體

每個週末,從台中火車站走出不及100公尺的距離,第一廣場聚集大量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的移工,聲調各異的口音摻合在尖銳的喇叭聲與電氣的嘶嘶聲中,讓大樓活了過來。
早上10點,鐵捲門才拉開一半,門口已經聚集三、五十人,只有店家跟送菜的小販能從側邊貨梯提前進入,在一廣擔任保全20年的老蔣,穿著上衣有些寬大的制服在鐵門前來回走動維持秩序,一隻手叉著腰對門口的移工重複:「11點才開門。」然後,週而復始地,在許多雙眼睛前,按下鐵捲門遙控器的向上鍵。
大廈的騎樓沒有營業時間的限制,狹小的過街早早擺著一簍簍小茴香、肉荳蔻與香茅葉,還有堆滿一座座小山似的鴨仔蛋,十足異國情調的街區吸引台中市政府的注意。市長林佳龍上任即喊出要將第一廣場改造為東協廣場,把它塑造成一個東南亞文化的集散地,「東協廣場」預計在今年7月正式掛牌。
這裡是全台東南亞移工密度最高的大樓,超越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或是桃園後火車站的泰國街,12層樓總共3萬建坪的面積,簇擁著近800家店家,混雜著4國的移工,尖峰時段每小時約有5,000人走過,如果在發薪日之後的星期日,則有2萬名移工同時湧入。台中市經濟發展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經營週末假日,移工每個月在一廣至少消費1.2億新台幣,相當於台灣人整年在韓國東大門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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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廣場是完全由移工撐起的商圈。(攝影/林佑恩)
第一廣場是完全由移工撐起的商圈。(攝影/林佑恩)
一個完全由移工撐起的商圈,熱絡的關鍵在於洶湧人潮。在台灣的移工群體約60萬人,台中市與鄰近的4個縣市就有17萬的基底,佔將近3成的移工人數。就算只看台中市,15年間的移工人數從3萬4千人增加至8萬2千人,成長率高達240%,亦是五都中成長最快。這波成長動能直接反映中部精密機械的產能擴張,勞工局預估明年的移工人數將仍以近10%的速度成長,大幅超越桃園4%的平均成長率。
台中火車站是交通中心,短程客運與長途巴士都在此處交會。
每個週日,中部17萬的移工大軍從各處匯集,大多數從中部科學園區與神岡的豐洲工業區搭公車與火車前往,遠一些的,像是南投的南崗工業區,移工們有熟識的計程車司機接他們往返,車資不跳表而是約定俗成的一趟800元,熙來攘往的計程車打結火車站前的交通,跑車的司機說,週日跑工業區的收入最高可達6,000元,而平日在市區瞎轉一天還賺不到1,000元。

他們不是無慾溫順的機器

勞動力一直是製造業最大的財富,台中8萬名移工中,廠工佔了將近6萬人,台中市勞工局按人均產值估算,移工貢獻約120億新台幣。但是,這座城市因經濟增長而提升的城市風景和愜意生活與他們無涉,他們始終是台灣人眼中的「外勞」,一枚便宜好用的勞動力。
踏入異國工作,他們必須很快學會另一套規則。和家鄉以親緣維繫的紐帶不同,工廠是通過嚴格的規律運轉,每一個進到台灣的移工,都沒有了自己的名字,而變成一個代號,無論是工班的編號或是仲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沒有差異,他們最終成為大機器裡的一個零件。
上下班要打卡,每天按表操課,6點半起床,7點50分準時上工,直到下午5點半;早上10點和下午3點各休息10分鐘,中午用餐45分鐘,除了休息時間外一律不能聊天。
即使在休息時間,他們講著彆扭的中文,成為被開玩笑的對象。工廠裡的移工老鳥,學會以自嘲的方式融入台灣工人,而新來的移工卻因為聽不懂中文,也不習慣噪音巨大的生產線,甚至不願意開口說話,他們靜默如雕像、將身體封閉成地窖,反而符合了台灣雇主「溫順」的形象。
只有週日,外在的標籤被解除,移工在一廣以同鄉為單位聚集起來,他們不說中文,吃著熟悉的辣椒,形成抵抗外部世界的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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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廣場滿足了移工家鄉味道。(攝影/林佑恩)
第一廣場滿足了移工家鄉味道。(攝影/林佑恩)
19歲的越南人阿鑫經常來一廣,他在台中太平一家鞋廠當作業員已經2年。平日裡上工,中午跟著工廠吃便當,不過重油重鹹的口味讓他吃不完一半。為了省錢,晚餐和工廠裡的越南朋友,簡單煮些泡麵裹腹,即使吃的單調也不會想去台灣的店家吃飯,因為「去台灣人開的餐廳語言也不通。」
對語言的恐懼,壓過嘗鮮的念頭。他在腦中演練過很多遍點餐的情況,因為中文還不夠好,他必須盯著菜單看一陣子,接著店家會露出不耐的表情,後面排隊的人龍會有十多雙眼睛盯著他,可能還有一兩個人會從隊伍中探出頭,想搞清楚是誰拖慢速度,想到這裡,阿鑫就不敢自己一個人踏進台灣餐廳。
但在一廣,他可以卸下這份擔心。我在某個週日下午遇見阿鑫,他與幾個朋友聚在三樓角落的餐廳慶生,頻繁地造訪讓他跟老闆娘變得熟絡,阿鑫4天前才打電話預定包廂跟酒菜,「他們都5箱、10箱的叫,」老闆娘回憶接到電話後,她故作誇張地回:那星期五我得先囤貨起來,至少要30箱啤酒。
移工裡的女工,佔全體移工比例5成6,是一群更大的存在。工作帶給她們的恐怖感,不在勞累,而在於消磨。
才20歲的泰國女工Bow看上去倦怠而早熟,比實際年齡多了10歲,她在苗栗銅鑼的醫療器材工廠當作業員,每日重複使用鉗子超過兩千次,掌心常壓出一道暗紅血印,但她抱怨最多的,不是右手的痠痛,而是每天必須穿很醜的制服。
只有假日,她才能透過衣著打扮,重新感覺像個人。
星期天一早,Bow 6點不到就起床,先用離子夾夾出波浪卷髮,刷翹原本濃密的睫毛,再換上亮黃色的無袖背心內搭粉紅色小可愛,一路裝扮到10點,才走出工廠搭車。中文還不流利的她,怯生生地對著車站售票員說了「台中」,買的是最便宜的區間車車票,心裡默念同鄉跟她說的:從銅鑼到台中要經過6個站。
這天是她與姊妹們的約會,因為她們的男朋友剛好都要加班,「我們女生喜歡來台中玩,可以逛街買東西,」手上已經拎了4、5袋戰利品,正準備去一樓的美甲店做指甲彩繪。
聚會聒噪熱鬧,談興正濃的時刻,我隨口問了:「你們跟男朋友週末約會都去哪裡?」整群人中年紀最大的P’yu大笑起來:「當然是去開房間啊,時間寶貴耶!」說完,幾個女人又是笑得擠作一團。
在台灣人的眼裡,他們是沒有慾望的。實際上,「休息3小時500」是一廣隨處可見的廣告橫幅,上頭用4國語言重複。每逢假日,這些旅館的房間常是一位難求,一位司機告訴我,在某次聖誕節後的週日,他載過一對剛從工廠出來的移工情侶,在火車站周遭繞了整晚找不到房間。
他們同樣年輕且充滿慾望,卻在每天重複8到10小時的活後,擠在4到6人一間的宿舍,晚上10點準時熄燈睡覺,有的工廠甚至派2名台籍幹部跟著住在宿舍,為了避免他們大聲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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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移工週末聚集在第一廣場二樓的家鄉茶舖談天說地。(攝影/林佑恩)
越南移工週末聚集在第一廣場二樓的家鄉茶舖談天說地。(攝影/林佑恩)
慾望需要出口,一廣成了搭訕的江湖。泰國移工是大樓裡公認的情聖,他們五官深邃又幽默,我曾遇過泰國人剛見面就對身邊念醫學系的朋友說:「你未來是醫生嗎?」「那我心碎可以找你治療嗎?」逗得朋友開心亂笑,果然順利交換Line帳號。
每個週末,越南的阿賓會跟哥兒們聚在二樓的飲料舖,低矮板凳與木摺疊桌排列成陣地,散亂在桌上的葵瓜子是最佳掩護,他們搶坐在最靠近手扶梯的位置,「坐在這個位子最好,剛好手扶梯上來就可以看到小姐。」他先是大笑,又暮氣沉沉地解釋,工廠裡的女工也有需求,她們會和同在異鄉工作的男工談一談、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時間到了,該回家的回家,該結婚的結婚。
努力賺錢,奉獻家庭,才是移工故事的底色。每個月10號領薪後的星期日,被移工稱作Big Sunday,第一廣場周遭的匯兌商家,每家都排著長長的人龍,他們小心翼翼地揣著裝薪水的牛皮紙袋,準備寄錢回家。
菲律賓籍的看護Marvic,通常會在這天從印尼海運的公司買一個硬紙箱,箱子跟小冰箱一樣大小,她會把衣服、鞋子、飾品、盥洗用品放進箱子裡,直到箱子快要蓋不上,然後把箱子寄回菲律賓給正在讀國中的大兒子和小女兒。

封閉的大樓給予了安全感

以前的一廣不是這樣的。90年代的中區還非常繁榮熱鬧,百貨公司連著百貨公司,遠東、龍心、財神,一間開過一間,而第一廣場是心臟。每天開門,近30台電梯不停運轉,手扶梯內外側都站滿了人,碰上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生意好到店家「是用麻布袋來裝錢的。」老自治會連會長回憶。
好景不常,1995年中港路上的衛爾康西餐廳,發生嚴重火警,奪走64條人命,都市裡傳說有艘幽靈船,飄到一廣的上空,要載滿一百條冤魂才會離開。
從那時候起,一廣的人潮銳減,4年後的九二一地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那時候剛來接二樓,每天都有人跟我退租,從136個攤位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後只剩6間,你說恐不恐怖。」當時負責樓管的郁玲說,「講真的,如果當初不是外勞來,一廣早就死掉了。」
因為特殊的歷史機緣,台灣人離開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們願意進來了。
從外表上看,第一廣場是棟13層樓高的ㄇ字型殘舊大樓,外牆原本貼滿潔白的磁磚,如今被歲月打磨成洗不掉的灰白,大樓裡的電梯錯落不同位置,分別抵達不同樓層,各自有各自的出口,交織成巨大迷宮。這在長期研究東南亞移工空間的台大城鄉所教授王志弘眼裡,「這就是種遮蔽感,整個包備起來,就跟個洞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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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離開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們願意進來了。(攝影/林佑恩)
台灣人離開了,反而生出安全感,移工們願意進來了。(攝影/林佑恩)
長期爭取移工權益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3月初在一廣開設辦公室,因為工作關係,研究員陳秀蓮經常接觸台北與桃園等移工聚集地,但她心裡覺得一廣更特別,「有一種封閉性,台灣人真的不會來,這裡真的相對單純就是外勞。」
封閉的大樓、純粹的移工,生出一層保護感的薄膜。
這層薄膜,包裹出灰色的經濟空間。最直接的,便是週末的餐廳為了應付大量的客人,普遍雇用移工打黑工。我問過至少5個店家,得出一天的行情價約在1,000~1,300元左右。儘管《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勞工禁止未經許可從事工作,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人來打工,這裡生意根本做不下去。」有老闆估計一廣的店家,在假日有8成都有非法僱工。
越南人阿嘉週日在一廣附近的餐廳打工,要搭5點鐘最早的一班公車到一廣,通常到晚上10點收拾完才下班,來台灣第一年他根本不敢休假,這是因為外籍移工仲介積弊已久的陋習。阿嘉來台灣之前,要先舉債支付7,000美金(約台幣21萬元)的高額仲介費,他仔細算過,每個月2萬零8元的薪資(《勞基法》基本工資的下限),扣掉每個月分攤的仲介費、勞健保跟食宿費,幾乎所剩無幾。要寄錢回家,他得靠假日冒著被遣返的風險出來打工,「我會出來打工,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他說。
詢問假日移工打工情形,台中市勞工局長黃荷婷僅說,有民眾檢舉就會開罰。依勞動部規定,若檢舉移工從事許可外工作可得2,000元獎金,而雇主必須裁罰3萬元以上罰款。不過,一廣的店家回應,這裡沒有人檢舉移工打黑工,無意間使一廣成為移工的打工天堂,也讓台灣店家與移工之間生出信任。
就像用篩子過濾,不願做移工生意的店家都離開了,手機行是少數留下來的。「找手機嗎?進來看看喔。」街道叫聲喧天的,不時切換3國語言,三樓是著名的通訊街,原本經營台灣客人的店家要轉作移工生意,就得調整腳步。多數移工使用易付卡,不同於台灣人手機搭門號的方案,於是手機行提供便宜的中古手機,配件也換成大陸來的水貨,有些店家觀察到移工的手機汰換速度很快,2個月就會換一支,就延伸出舊換新方案,移工只需貼補一些差價就能買到最新款手機。

10年生成沒人看見的地下社會

不只是移工撐起一廣的經濟,一廣也擁抱著移工,給予穩定的力量。
他們在台灣街頭的消費,其實充滿挫折與歧視,只有在一廣消費能被更平等地對待。嫁到台灣十幾年的何娜,已經取得身分證,卻還在百貨公司買內衣碰壁,某次,她挑了件內衣想試穿,「你這件買得起嗎?」店員冷冰冰的口氣,讓她回憶這段往事仍有氣,「我不喜歡這種被看不起的感覺。」
在三樓經營東南亞超市已經15年的柯姐,照顧著每個移工的需求。佔地200坪的商場,是中部東南亞百貨的主要盤商,在苗栗經營雜貨店的外配,每週來批貨上千張電話卡。但這家超市的前身,僅是2坪大的電話卡攤位,直到2000年初台灣高鐵興建烏日段,大量泰勞開始湧入第一廣場,柯姐才頂下店面,開始經營泰國的雜貨店。
6年後,高鐵完工,台灣的重大工程告一段落,孔武有力的泰勞逐漸在台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尼與越南的臉孔,柯姐跟著引進更多生活用品,並雇用6名東南亞籍的員工,放權給各國籍的員工與顧客溝通並且叫貨,隨時掌握顧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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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移工撐起一廣的經濟,一廣也擁抱著移工,給予穩定的力量。(攝影/林佑恩)
不只是移工撐起一廣的經濟,一廣也擁抱著移工,給予穩定的力量。(攝影/林佑恩)
這是台灣人10年間都不知道的變化,一廣靜悄悄地長出沒人看見的地下社會。
失意是脆弱的,總要有個遁逃的去處。印尼的監護工常被取名做「阿娣」,就像台灣人習慣叫菲律賓看護「瑪莉亞」一樣,某個下午,我在一廣電梯口碰見印尼的阿娣,她的工作軌跡相當國際化,在香港待了10年,目前來台灣工作近6年,我問她雇主對她好嗎?「老闆娘很囉嗦,不要一直碎碎念就好了。」阿娣大笑,從臉上和肢體上,都流露出放鬆的情緒,這是少數能夠不在雇主的視野裡,背地裡說她兩句的小確幸。
13樓是菲律賓的教會,待最長的是Rachel,在台灣當看護已經11年。高中畢業後來台灣工作時,一句中文也不會講,就被送到苗栗的鄉下照顧阿公,雇主講話她聽不懂時,只敢點點頭。
某次換季,雇主指著曬衣架上的冬被說:「棉被收起來」,Rachel誤以為要丟掉,把棉被扔進了垃圾車,雇主氣個半死罵她:「怎麼這麼笨!」她征愣,身體微微顫抖,只能每週到教會禱告:「請主保護我,賜給我愛與寧靜的心。」類似的「語言誤會」發生過幾次,「如果沒有信仰的話,我一定會瘋掉。」她說。
唯有生活在一廣,他們不是一枚沒有差異的勞動力。2個越南籍移工原本是理髮師,他們在2樓能夠重操舊業,租下小攤位開間理髮廳,還有12樓酒吧裡表演的印尼樂團,最常創作的主題是他們用視訊維繫的愛情。他們共同相信著,只要一點運氣加上勤奮,便能在這棟充滿傳奇的大樓裡實現自我。

廣場的江湖各有各的地盤

直到最近,這個地下社會被看見了,一廣承載不了那麼多需求,東南亞的商店開始蔓延到周邊。鄰近的繼光街瀰漫魚露與萊姆混雜的道地越南河粉香味,與繼光街垂直的綠川西街,整條街的印尼餐館飄出陣陣南洋辛香味,直接衝擊台灣人味蕾。
店家溢散出來,政府看到它,附近的居民討厭它。
剛上任一年的綠川里里長薛雅文經常收到里民抱怨,移工在廣場上喝酒喧嘩,或是打架鬧事。為了安市民的心,台中市第一分局每週日會調派60名警力到第一廣場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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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警方每週日都會在第一廣場巡邏。(攝影/林佑恩)
台中警方每週日都會在第一廣場巡邏。(攝影/林佑恩)
事實上,移工比台灣人更循規蹈矩,據警政署統計,移工在台犯罪率只有本國的六分之一,今年截至目前,台中市第一分局接獲在第一廣場的案件通報只有5件,「拜託,台灣人酒駕光是零頭就不止了。」巡佐游世宇擺擺手說。
台中市政府似乎看見這裡的豐厚生命力,規劃將第一廣場打造為東協廣場。但這樣的命名,顯現台灣對移工想像的薄弱,不論是統稱的「外勞」,或者是區域經濟體的「東南亞國協」,他們似乎是一群臉孔模糊的總體。但他們卻有各自生猛的特色。
不同於東協十國,一廣聚集的移工僅由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4國組成,而且在這龍蛇混雜的江湖裡,族群間的互動遠非「東協」這般統一的概念,而是各自畫出周邊的地盤。
越南人盤據2樓電梯口的位置,泰國人則是聚在3樓角落的泰國小吃店,菲律賓人多數時間在13樓的教會,而印尼人的領地從一廣的電梯口,一路延伸到戶外的廣場上,白色的三角帳棚是與同鄉聚會的標誌,他們稱呼為「畢拉密」,取自印尼語金字塔(piramide)的諧音。他們鮮少往來,更多時候是彼此歧視,像是泰國人覺得越南人是流氓,而越南人則看印尼人邋遢。
這棟大樓裡,其實充滿階級。有少數被菲律賓朋友帶到一廣的白人抱怨警察頻繁的臨檢,來自美國的Frank抱怨,他的菲律賓朋友必須排好隊伍,一個個拿出證件檢查,但「因為我是白人,從來沒有警察檢查我的證件。」領到身分證的外配跟移工,在一廣也是不同的階級關係。
商家在一廣能夠做起生意,除了租金低廉外,還需壓榨假日才出現的打工仔,在餐廳打工的阿嘉抱怨,開餐廳的外配老闆娘本來跟他說一天工作15小時薪資1,500,但「實際上不會給那麼多,頂多只給1,000而已。」
即使會有剝削,或是互看不順眼,一廣終究安置他們流浪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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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一首歌,一廣終究安置他們流浪的心情。(攝影/林佑恩)
唱一首歌,一廣終究安置他們流浪的心情。(攝影/林佑恩)

活得像個人

太陽下山,燈箱亮起,廣場外的計程車,吆喝著「回去嗎?回工廠了嗎?」準備接走最後一筆生意。我坐在廣場前的空地,問了身邊的印尼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這裡很無聊?」
「是很無聊阿,」他撓撓頭地傻笑,「不過也沒地方去了啊。」
可能是常年日曬風吹的原因,他們皮膚大多黝黑粗糙,平日穿著統一的深藍或深灰制服,在台灣人眼裡是臉孔模糊的勞動力。唯有在一廣,他們才能展示最獨特的自已。
他們一點也不邋遢,更不寒酸,只要週末踏進昏暗陳舊的第一廣場,他們被嚴重毀損的尊嚴便再次恢復,變得年輕而富有朝氣。
我知道他們下週還會再回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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