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2歲的陳孝明穿著藍白拖，到杭州南路口的一家包子店找老朋友「地瓜」串門子後，帶著《報導者》記者沿著金華街往東走。金華街南側是密集的老公寓，北側則是寬闊的一片片方整草地，路旁停滿汽車。走沒多久，忽地人聲鼎沸，多棟剛修建完嶄新的日式平房出現在眼前，許多觀光客拿著手機拍照留念，一旁還有樂團用三味線演奏沖繩民謠，周遭時空像突然被捲入到日本古街道一樣。

「這裡就是我家！」陳孝明用像是找到失散多年寶物、有點雀躍的語氣說著。但他指的「家」，其實是一間有著紅磚外牆和黑瓦、與大樹共生、外觀典雅的餐廳「吉品養生」，裡面坐滿消費的客人。

陳孝明開始滔滔不絕地跟《報導者》記者講述，他家大門的位置跟自己房間的擺設，沒想到一席話引起旁人的注意：「這裡以前是你家喔？」開口詢問的正是吉品養生的老闆劉吉仁，屋子的前後任主人就剛好這樣巧遇。「我們最近正在徵求一些以前住在這裡的居民，把它變成一個故事集的概念，」劉吉仁這麼對陳孝明說著，並邀請陳孝明分享更多他家以前的故事。

榕錦時光的日式建物是日治時期的台北刑務所官舍修復而來。2013年底，台北市文化資審議委員會將7間刑務所官舍和浴場登錄為歷史建築，南北兩側的台北監獄圍牆列為市定古蹟，園區內也有10棵樹認定為受保護樹木。2017年，文化局投入1.4億元、3年修復官舍，再由「老房子文化運動」媒合「逸居股份有限公司」花6,000萬元細部修整後開始營運。

園區9月7日開幕當天相當熱鬧，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文化局長李麗珠都來掛繪馬慶賀，柯文哲更指這邊交通位置理想，將來一定會大賣。開幕兩個月來果真如市長所言，遊客絡繹不絕。

然而，更多人不知道的是，濃濃的日式風情和精緻的消費場域背後，此處背負著不僅是過去監獄槍決犯人的亡靈，更有上百戶平民居民的抗爭血淚。才短短的9年前，這邊不是餐廳、草地或停車場，而是有上百人在這裡生活著。

華光社區居民主要有3類型：合法眷戶、非法眷戶和違建戶。合法眷戶為法務部員工，配有宿舍，政府發放補償金，是最早搬離的居民；非法眷戶為失去居住資格仍滯留宿舍者；違建戶則多為1950、1960年代的城鄉移民，購置此處房舍後便落腳於此，約有100多戶。

華光抗爭在台灣近代迫遷抗爭史上有其意義，一是政府對於違建戶不但並無相關安置方案或補償，也沒有用公法、行政法規來處理，反而用私法民法來提告居民不當得利。居民只要沒有和解，就是敗訴，並負擔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的賠償金額；二是其他類似情況的居民，如鄰近華光的紹興社區、板橋大觀社區的居民的安置、賠償待遇都優於華光居民。以居住權角度來看，華光居民抗爭可說是一場不忍心被提起的慘烈挫敗。

明年（2023）華光社區迫遷將屆滿10週年，「台北華爾街」並未實現。直至2022年的今日，原址大部分區域仍是一大片方整的草地，只是草皮有定期修整，道路上劃上收費停車格。然而，華光社區一隅卻生出日本街道園區，成為網路熱搜拍照景點。

《報導者》找尋當年因強拆而四散各地的居民，發現對居民的法律追訴至今仍是進行式，並未落幕。以下我們請6位居民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他們對於華光社區的記憶、抗爭血淚、搬離華光社區後的生活辛酸，以及對於榕錦時光生活園區帶來地景風貌改變的想法。

我爸爸是祖籍陝西的老兵，在年輕時被國民黨抓兵，最後只能在台灣發展，到40幾歲才結婚，生了6個小孩，我是老么。爸爸當年花了大約8萬塊買下這棟房子，金華街135號，我在這裡出生長大，一住就住了40多年。很多人說我們是違建戶，但以前根本沒有人要住，一邊是監獄，另一邊都是稻田。

我爸爸那時當中影文化城總經理的司機，養活我們一家大小。這邊是眷村，跟我們家一樣住很多外省老兵。大家生活並不富裕，但彼此關係很好，都會互相照顧。每當開學的時候，我媽就會跟鄰居去借學費，大家都很慷慨，手頭寬裕的就多借一點啦，不行的人還是會給，就給少一點。

以前中華路鐵路還沒地下化，在家裡就可以聽到火車的聲音；另一種常聽到的聲音則是槍聲──台北監獄通常都會在天剛亮的時候槍決死刑犯。監獄廢棄之後，就變成我們小孩的遊樂園，會在那邊烤地瓜、抓野雞，跑進監獄裡面往上一看，牆上全都是犯人留下的血書。

我家本來是日式宿舍，只有4間房間，但家裡小孩太多了住不下，又沒地方去。30多年前，我們還去問區公所可不可以加蓋，區公所告訴我們原地打掉重蓋就好，後來我們家把宿舍拆了，改成水泥房。

長大後我還住在這裡，也結婚了，生了兩個女兒，跟我爸媽一家六口生活。我還記得我們家前面有個「三花傳奇」──第一棵玉蘭花、第二棵桂花、第三棵七里香。那時只要傍晚的時候，我就會喜歡坐在院子裡面。冬天的時候呢，我就會去生一盤火，然後在那邊喝酒，聞花香。

我們家大門出來左邊就是一面古城牆，很多電影、MV都曾來這邊取景，像是五月天的《九號球》，還曾有劇組借我們家屋頂去架攝影機。緊鄰我家隔壁，是一間格局很特殊的房子，後來才知道那是日治時代的公共浴場遺址，20多年前裡面還有著一個老人，他跑去美國找孩子養老後，浴場空間就荒廢多年。在2013年3月華光社區第一波強拆後，浴場也被公告為歷史建築。

後來法院通知來了，我們全家大小都變成被告，政府要我們賠300多萬的不當得利。那時候我爸已經90多歲，我媽小學沒畢業根本不識字，所有官司都是我處理。我去開庭一聽法官講話，我就知道這官司沒有解的，直接選擇和解，只要搬走就不用賠這300多萬元。

沒想到，房子點交給政府，3、4年後我竟然還收到政府的帳單！因為我們家牆壁跟浴場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要用水刀去切除，切除費用共40萬元。我家都讓你拆掉好幾年了，你還要跟我收錢？我不服，去打訴訟，卻一路敗訴到最高法院，但我根本不想付這個錢，就擺著。但相對的，我的銀行帳戶被凍結，也不能找有勞保的工作，因為會被扣錢。我現在在當代班保全，有班可以上的話，一天上完12小時的班，平均可以領現金約1,500元。

講起我家其實真的是滿懷念的，畢竟住了40多年。現在看我家變成餐廳喔？很噁心啊，拆我家沒道理，又要我賠錢，現在又變成觀光景點。那你好歹請我去喝杯咖啡吧？啊⋯⋯不對不對，我才不要喝！

大家都叫我「地瓜」，因為我在賣地瓜，但現在我也有賣燒餅、包子。我是華光社區最後一戶抗爭戶，到現在我都還住在這裡。

20幾年前我本來是在羅斯福路那邊賣地瓜，這條金華街那時候很熱鬧，很多家包子店，其中一家生意特別好，大排長龍，我前後去排了3天才買到。後來這家店被我頂下來，我也就在這邊住下來，一樓是店面，我睡在二樓。本來只有賣地瓜，但每天都有客人來問我有沒有賣包子，最後被問到我也開始賣包子。

以前我們都有繳房屋稅，2007年之後卻沒再收到稅單了，政府說因為我們房屋老舊，沒有收稅的必要。但其實是那年開始，法務部要告我們不當得利，不想讓我們有繳稅的正當性。

全台灣各地都有違章建築，政府要騰出這塊地不是不行，但要有合理安置跟補償，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就只有我們不但沒安置還要賠錢，這不合理也不合法，錯的是政府不是我，所以我決定要爭這一口氣爭到底。直到現在，我還在訴訟也還在抗爭，至今已經16年了。

華光社區早變成一大片草地，剩我一個攤位，非常顯眼。警察和環保局常常來找我，開製造髒亂環境、違法攤位的勸導單和罰單，我也被告好幾次侵佔，但我覺得我才是有道理的人，所以我都不理會。

為了保護我的家和正義，我不惜賠上這條命。政府告我不當得利，頭幾年我還請律師反告他們侵佔、強奪民宅，最後都敗訴；我曾被10個警察包圍、壓制、上束帶丟在路邊；絕食抗議一個禮拜最後被華光居民押去進食：有次我想去買棺材擺在這邊抗議，問遍了整條殯儀館，都沒人敢賣我。

今年3月，一堆警察又來我家，他們把我生財工具全部都載走拿去法拍。現在我暫時住在我家對面這間店面，這是之前有好心人看我每天睡路邊暫時借我用的。我會再找時間搬回去對面，繼續睡在我的家、馬路邊。

榕錦時光園區開幕時那天我有去現場看，4個警察緊緊跟在我身邊，怕我上台鬧場。但我絕對不會去鬧別人的場，因為到那邊做生意的人並沒有做錯事情，那邊變得漂漂亮亮也不錯，對提升台灣國際形象有幫助。

只是我覺得很悲哀，他們是踩著我們華光居民的屍體換來的，希望他們知道這一點。但我們也不要一直狹隘地去談華光迫遷的悲哀，應該轉成大愛，要號召跟喚醒社會的注意，不能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開幕後，我再也沒走去園區那邊，那是我的傷心地。

我大概小學的時候搬去杭州南路那邊（華光社區），是我爸爸用過去賣菜、賣魚的積蓄買的房子。我們家本來只是一樓的平房，上面有個三角形的小閣樓，我姊姊上去都只能蹲著站不起來。大概我念高中的時候，我爸爸想說可以把閣樓空間加大，讓姊姊可以住舒服一點，就拿木材來蓋了二樓出來，我們那邊不少人也都會加蓋。

我還有個哥哥，他是南港高工畢業，本來都很正常，19歲要去當兵時有天卻突然發病，變得不會跟人講話。醫生說他就是精神分裂，只能定期吃藥，沒有什麼改善，但也沒有惡化，我媽媽帶著他去各地廟宇求神拜佛都沒有用。

我哥哥是屬於安靜型的中度精神障礙，他平常可能就安靜蹲在那邊，高興的時候才會跟你互動，我們都讓他留在家裡，但家裡還是需要有人照顧他，因為我爸爸白天去附近的東門市場賣菜，主要都是我媽媽在照顧哥哥。少數狀況是，偶爾我哥哥也會有情緒，講話突然變得很大聲，或是會自己跑出門，但以前在社區大家住平房，彼此都熟識，也都會幫忙找，很快就會找到。

現在搬到這種公寓二樓就沒辦法。有次我哥哥自己偷跑出去，失蹤3、4個小時，我們還報警，最後是在隔壁棟的樓梯間找到，其實他記得回家的方向，只是找錯棟。那次之後，我們家大門就裝上兩道暗鎖，怕他再跑出去。

對於華光社區拆遷，我覺得政府太倉促了，那麼急著趕我們走到底是為什麼？現在都過快10年了也都還是一大片草皮。當時為了要求緩拆，我爸算是滿積極的，他有感染肺結核，必須24小時戴著氧氣罩，但當時他還是帶著氧氣瓶到立法院去開記者會。

搬到萬隆這邊後，因為住二樓要上下樓梯，我爸爸除了去醫院外不會出門。他在這邊過得很不習慣，以前都有鄰居可以串門子，變成只能關在家裡。前年，他過世了。

我一直都在物流公司上班，月收入大約3、4萬元，上下班算是穩定，但全家四口（媽媽、哥哥、老婆）都靠我這份薪水過活，扣掉1萬7千元的房租，生活費剩下其實沒多少，還要靠低收跟租金補貼才能勉強過活，還好我沒生小孩，不然更不夠用了。

以前法院判下來，他們就執行過一次，扣押我的薪水，那時我趕快寫狀子去說，你這樣扣，我們家會沒錢吃飯，法院才暫緩執行，沒想到現在又寄通知來。法院也寄公文到我的公司，公司要求我要盡快把這件事處理完，但我也沒這個錢，也只能從生活費裡面扣了，可能就再辛苦一點就好。好像是可以分期付款，一個月5,000元吧，我得再問問看。

我以前住在金華街和愛國東路170巷口的汽車行小林電機，我們家應該是華光社區被判不當得利金額最高的一戶。

當初沒有選擇和解，是因為我爸林阿春嚥不下這口氣。什麼叫做不當？這屋子也是當時我們花錢買的，房屋稅都有繳，還有水電、門牌，住了30多年才來跟我們說，你是違建戶。本來我們也覺得土地還給政府，屋子拆掉我們再去其他地方住就好，但法務部卻選擇對每一戶的所有居民提告，還說我們是不當得利，這四個字就像是偷錢賊一樣的屈辱，對老人家來說，是一輩子的鬱卒。

華光社區抗爭時，我們家是抗爭學生、居民開會討論的基地，我是主要抗爭居民代表，不但常在記者會上拿麥克風發言，更在一些比較激烈的場合抗議被警察抬過。雖然時時刻刻好像都要很戰鬥，但其實我內心是很反覆，很像一隻魚在那邊翻面煎──抗爭好像有希望，但好像又沒有希望，那至少可以幫助到跟我處境類似的人，讓他們不要被罰那麼多錢又沒有安置方案。

後來真的放棄抗爭的原因是，我們家全部人的帳戶都被凍結，定存直接幫你解掉換錢，姐夫的股票也自動被賣掉。政府弄我就算了，畢竟是我去抗議，但弄我的家人，我實在撐不下去。我爸很不爽繳錢給政府，一氣之下去銀行把錢都領出來，結果反而又被告了一條刑事的「毀損債權」，更不爽了，但也沒辦法，不還也不行。

政府的錢是真的不能欠，我們家人財產被東扣西扣後，還有100多萬沒還，最後我只好領了現金去法務部繳錢。沒想到幾年後，竟然有天還接到電話，說當時在訴訟時，政府有申請我們家的戶籍謄本影本，說我欠他們影印費總共61塊，其中1塊是利息。我聽到當下真的是直接在馬路邊對著電話破口大罵，我600萬不當得利都繳清了，女兒都出生了，還來跟我追討這61塊是什麼意思？

我們家當時是自己拆，因為給政府拆要多付40萬元，但自己找人來拆，房屋建料、鐵材送人，拆不用錢。我爸當天早上交代完事情就走了，剩我看著怪手敲下屋頂的那一刻，真的崩潰了。後來我只要在路上看到跟我們家類似的房子，心裡都會嘆一口氣：有天，你可能也會被拆掉啊。

有人說過一段話很好，家不只是那個地上物屋子，而是一段回家的路的回憶，就算你搬家了，你每天去買的麵包店可能還在。但我們是整個社區都不見了，跟搬家不一樣，整個回家的記憶都不見了，只剩下一堆草地，這感覺真的很糟。

我是侯孜餘（原名侯惠芳），改名之前大家都叫我阿芳姐。我嫁給王大哥沒幾年就碰到強拆，我們夫婦當時在做房屋仲介，記得第一波強拆當天上午，我還有一組客人要看一棟豪宅，同事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我說「我家等等要被拆了啦！」然後趕快去幫忙搬家具，怕等一下被埋在瓦礫堆裡。

我們夫婦跟婆婆、小叔小嬸共5個人一起住在華光社區，大家都會互相照顧，鄰居一早去菜市場順便買菜會放在我們家門口，晚上要是我們工作晚到家，鄰居可能已經幫我們煮好晚餐。現在講的什麼社區長照，我們那邊早就是了。

因為知道房子終究留不住，加上婆婆當時也80幾歲，我們很早就開始找房子，後來找到新店山區去，好不容易才貸到款。生活變得很拮据，加上小叔生意失敗，把家裡的錢都賠掉，最後不得已，只好把阿媽、媽媽傳給我200萬的金子都賣掉，才有辦法維持全家生計。

搬離華光社區後，小叔他們去住南港中繼宅，婆婆跟著我們住。以前那些鄰居都四散各地，新家又偏僻，兄弟姊妹變成只有過年過節才會來看婆婆，婆婆一個人在家很不習慣，情緒容易激動常常亂罵人，有次我們不在家時她還用頭去撞牆，撞到整個臉黑一半，然後打電話叫兒女趕快來看她。離開華光之後，我們真的都過得很辛苦。

若住在這邊真的不合理，在這邊住幾十年，總統府、法院都在附近，怎麼沒公務員說要我們離開？直到想要蓋大樓才把每一個居民都告上法院。

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也許政府看到小鳥站在樹枝上，可以每天罰他一顆鳥蛋，說「那個是我們的樹，你沒有權狀！」是不是跟我們一樣？人一定要落腳，小鳥也要樹枝站嘛，你要罰小鳥，是不就跟罰我們一樣？我們只是為了要生存而已，就這樣而已。

雖然我覺得政府不合理，但我們還是選擇和解，一是因為不當得利金額實在太高，二是這樣才有力氣跟時間和政府拼。後來華光社區的抗爭我都走在前面，每次抗爭常常都被分局指揮官點名。

當我那時知道家裡可能保不住的時候，我弟弟覺得好像應該把屍體化妝一下，我們才想把家裡外牆畫彩繪。後來塗上「大夢草堂」開始做簡餐也是這樣，我就覺得好像應該做些什麼。我家上面就是一棵樹，樹葉掉了我滿屋頂，上面還發草發藤蔓，很漂亮，對我來說是低調奢華啦。

現在監獄變成歷史建築還變成文創園區，觀光客在這邊拍網美照。我是覺得大家要知道一件事，當初是因為我們華光社區的血淚抗爭，才開啟文資保存的討論。現在是古蹟的古城牆那時候本來都要拆掉的，是我們居民跟許多團體參與護樹、護古蹟，大家現在才有機會坐在這邊打卡、喝咖啡。

我認為大家應該要重視華光迫遷這段歷史，可能是政府在這邊設個什麼館，讓我們這些前華光居民可以來當導覽員。不然至少園區的介紹要多講點華光社區的故事，難道只有日治時期刑務所才是歷史，戰後、我從小到大在這邊的生活記憶就不是歷史嗎？

華光社區這塊地為什麼會生出一個日式園區？又該如何理解這塊空間的歷史跟轉變？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舒楣過去曾參與台北刑務所文資認定的過程，回想華光社區居民的抗爭和文資路線競逐，她坦言心情很複雜，園區成立後，很多人都希望她能寫篇文章，但至今她仍不知道該用什麼角度看待。

華光社區2013年3月開始強拆，而文資保存行動也是在同時才開始展開。黃舒楣說，當時「老樹、古蹟文資」一開始就是為了居住權抗爭而生，一是希望幫居民爭取緩拆時間，二是試圖用文化當媒介扭轉大眾認知華光個案，不僅是違建強拆案例。

黃舒楣分析，很多華光居民認同文資，會一起進來參與，但反過來，文資團體成員過來協助居民抗爭卻幾乎沒有，「不少人會覺得有點同情（華光居民）但不理解，所以不會輕易去支持或是表態。」運動型態不同也是主因，文資保存運動多為靜態的記者會和審查會議，擋拆抗爭卻常發生在半夜，還要被警察抬走丟包。

從文資保存的結果來看，保留住了樹和古蹟，卻沒留住人。是否如王畇量所說，若不是居民帶頭先抗爭，現在就不會有現在的榕錦時光生活園區？「可以這麼說，」黃舒楣表示。

因緣際會下，黃舒楣也參與到榕錦時光的一些規劃，曾提供園區相關史料，但對於園區呈現歷史的方式，她仍覺得可以「做更多一點」。她認為，台灣文化資產呈現往往太重建築面也太靜態，重視屋殼多過於人，沒有把爭取保存的過程放進去。

「很諷刺，園區繞一圈，看到最多的名字是修復建築師的名字。」

榕錦時光生活園區開幕後，絡繹不絕的遊客促進了當地經濟，過去被強拆的名店廖家牛肉麵搬到金華街，剛好就在榕錦時光的正對面，最近也多了很多新客人。然而，開幕帶來的並非只有客人，也出現不少對於榕錦時光的質疑，像從文資利用批判缺乏文史教育、過度高級商業消費「偽日本」風情；或是從華光社區迫遷居住權角度探討者亦有之。

榕錦時光生活園區執行長、吉品養生創辦人白佩玉接受《報導者》採訪表示，對於這些批評，他們都抱持開放、中立的態度，歡迎大家能夠理性分享自己的觀點。榕錦時光是以0到99歲全家老少都能一同遊樂的休憩空間，空間對外開放，其中也包括歷史展示的「華光故事巷」，濃縮了從刑務所到華光社區拆除等的重大事件。

白佩玉說，她以前只知道華光社區被拆掉，但沒有深入了解，也是現在才知道原來居民抗爭這麼激烈，很多人背了幾百萬的不當得利。對於華光社區這段歷史，白佩玉認為，現代社會必須迎合新的需求變化，像長照就是他們的重點，商業店舖也是為了能持續經營下去的必要做法，歷史已無法改變，「這裡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但未來若需要，我會盡全力協助大家。」

榕錦時光現在也在找過去的華光居民。白佩玉說，前陣子颱風吹倒園區內一顆樹，樹倒的那天有個原先住在這裡的居民跑來跟他說，那棵樹是他小時候種下的。她就想到，應該要來找原居民，希望能請他們來說故事。

「既然是生活園區，回到當初生活風貌，樹啊、飲食、小趣事分享、照片，都是我們想蒐集的。」

白佩玉也想邀請那天在浴場前遇到的陳孝明，希望陳孝明可以來園區講故事給大家聽，分享小時候的照片，講些快樂的回憶，「也許現在看是失去的，但因為他失去，所以得到更多。」

場景拉回陳孝明「回家」巧遇現任屋主那天。

陳孝明跟吉品養生老闆劉吉仁講完他們家的故事後，劉吉仁對陳孝明說，「理解你有很多的惆悵 ，我想如果是我，我也會覺得啊，不知是喜還是悲這個⋯⋯但是，但是我覺得挺好的，就是至少他還有一些。像我們以前很多的房子，其實就不見了，你的回憶連想都沒得想、看都沒得看，這也是另外一個思維啊？」

陳孝明話說完，沒有踏進餐廳。沒多久，他就一個人離開榕錦時光生活園區了。三味弦的表演還沒結束，遊客們也還在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