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歲的婦人，在早餐店工作時突然倒下，緊急送到新北市亞東醫院急診時已失去意識。急診醫師張閎斌跟護理師從救護員手中接手後，趕緊插管搶救。病人電腦斷層影像顯示，大腦動脈瘤破裂，導致顱內嚴重出血。

張閎斌找來神經外科總醫師會診，檢查顯示，病人已喪失腦幹反射。「出血太嚴重了，沒有機會開刀，考慮器官捐贈或上樓上病房等死亡宣告。」總醫師語氣平靜、直接，但是張閎斌注意到，站在旁邊的家屬──婦人的丈夫神情空洞、茫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這位媽媽年僅45歲，生命卻走到了盡頭。張閎斌感到揪心，但是醫療有極限，目前他們只能做到這裡。想到病人先生剛才的表情，張閎斌知道他的情感沒被接住。當他正思量著還可以做什麼時，就看到候診室外，阿姨的3個孩子已經來了，和爸爸站在那裡。

「國一、國三跟高三的孩子。『媽媽突然倒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要解釋就非常困難，我得先整理好自己。」週四急診部討論「急診安寧」的晨會上，張閎斌對著一群年輕住院醫師陳述著，要跟家屬做這樣的溝通有多艱難，每次他都要先深呼吸：「有一天就換你們要去跟家屬解釋。」年輕醫師終要面臨這一刻，張閎斌希望他們明白，溝通死亡也是醫師的責任之一。

在《急診安寧緩和醫療指引》中說明，如何在急診室傳遞「壞消息」，須認知到在分秒即生死之別的急診中，病患家屬「沒有時間去適應」，但「死亡的消息是無法軟化的」，必須清晰傳達，沒有模糊空間，以免給了不必要的希望；但是必須要給家屬有「情緒緩和及適應的空間」。

指引也提供「專為急診醫師開發的傳遞死亡消息」的多種單字記憶法，例如「GRIVE: gather, resources, identify, verify, educate（聚集、資源、辨識、確認及教育）」。正是張閎斌那天為張皇無措的父子所做的。

那天，張閎斌邀請父子四人到他診間坐下，親自講解媽媽倒下時的狀況：救護員第一時間看到什麼？醫療人員竭盡所能又做了哪些處置？不是公式化的交代，而是陪他們重建現場，理解媽媽發生了什麼。

接著，他打開電腦，帶他們看母親大腦斷層影像，說明嚴重腦出血如何壓迫到腦組織，為什麼無法手術、為什麼死亡無法避免──而開刀只會加速這個結局。這不只是傳遞事實，而是一個醫師願意承擔、陪伴孩子直面死亡，理解失去的勇氣。

「我覺得這個壞消息由我來講，會比他們的父親來講，傷害小得多。」張閎斌回憶，當時他明確說出「死亡」兩字，沒有用模糊的語言取代，因為模糊反而讓人難以承受。媽媽不是拋下他們，而是生命來到極限，他相信讓孩子們有機會理解與哀悼，才不會被未知跟創傷困住。

更重要的是，他讓他們知道，有人陪著他們走過這樣的時刻。

在急診，醫師經常是第一個說出壞消息的人。但怎麼說、說多少，用什麼方式說，醫學教育幾乎沒有教過。

多數醫師其實不願意進行死亡這麼痛苦與尷尬的對話。一方面，他們習慣只看到「疾病」，而沒有看見「死亡」；另一方面，則是恐懼──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上、也怕奪走對方的希望。

加拿大腫瘤科醫師柏克曼（Robert Buckman）在其經典著作《突破醫療溝通困境：醫療人員必修的一堂課》中指出，那些認為討論壞消息十分困難的醫療從業人員，常常會用「不該奪走病人希望」來做為迴避說真話的理由，「但是，希望是由很多元素組成的，也許有些無法達成，像是疾病的治癒，但是有些部分卻是實際可達成的，像是症狀的控制，排解被遺棄的恐懼感等。」台中榮總緩和療護病房創立者黃曉峰也曾說過：

「病人跟家屬其實不是不能接受事實，而是希望事實不要用一種粗糙或粗暴的方式被告知，好的溝通，本身就是一種療癒。」

張閎斌則認為，如果醫療人員具備良好溝通能力，醫病間可以減少很多抱怨跟衝突，也比較能避免無效醫療。

「家屬其實不怕結束，他們怕的是未知，如果不知道未來要面對什麼，就會很恐慌。」

但是，張閎斌也直言，在急診壓力與健保的壓縮下，要好好說話非常困難。

那天，為了照顧那3個十幾歲的孩子，一步步讓他們理解媽媽的病情與死亡，張閎斌花了很多時間。但這段時間不會替醫院帶來任何收入，也無法被納入績效指標；更何況，急診外還有一長排等待處理的病人。

然而，這段與家屬深度陪伴的時光，帶來的醫病之間的價值無法估量。因為孩子們被愛接住了，讓他們未來回想起這一刻，不是只剩下遺憾，而是有勇氣去繼續好好生活。

而那一天，也因為充分的溝通，家屬做出一個艱難卻溫柔的決定──將媽媽的部分器官與組織捐出，讓她能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活於人間。

「以前我們其實會避諱在急診談器官捐贈，」張閎斌說，「但後來發現，如果死亡無法避免，而我們若能跟家屬好好溝通，器官捐贈反而能讓家屬從中找到一點意義──在這個巨大的悲劇裡，至少還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在急診室裡，無常總是來得倉促。但有時，也能因為一場真誠而充滿理解的對話，療癒內心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