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接線員》：和死神的最後一次交易

說什麼腦死，你把他那顆還在跳的心臟拔走，他不就死了嗎？ 只有醫生可以說他死，不行，醫生也不行，只有老天爺可以帶走他。 我只聽老天爺的！

在《生死接線員》其中一集，腦死病人的母親（應采靈飾）對著器官捐贈協調師溫雨讀（劉倩妏飾）怒吼。她一時無法接受兒子的死亡，把失去兒子的恐懼，投射到菜鳥器官協調師身上。

追逐著死亡氣息、盤旋在將逝病患身邊的器官協調師，原本被家屬視作禿鷹，在女主角不畏標籤、一路陪伴家屬之後，這位腦死病人的媽媽才漸漸轉念，願意放手。「我看了網路上的文章，上面有一位捐贈者家屬說，要做決定，沒那麼難，只要從有眼淚哭到沒眼淚，就差不多知道，該放手了。」當倔強的母親了悟，便積極對抗死神，痛苦但堅決地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我們不要讓死神得逞，能要回多少是多少。」

懷著鼓勵大愛的善意，卻也理解家屬心裡的痛，這是《生死接線員》想呈現的多元面向。10集的劇集中的每個故事，都是來自醫療現場的真實個案。在邱晧洲、王傳宗雙導演執導下，企圖以少見的題材、不同的視角、溫暖包容的態度，呈現台灣首部器官捐贈協調師職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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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戲劇反映人生，《生死接線員》的悲喜劇，讓人在淚眼之外看到了台灣脆弱卻珍貴的器官捐贈體系。台灣的器官捐贈率一向極低。根據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統計，2018年，有超過9,000位病患等待器官移植，但在各單位通報的1,103位潛在捐贈者中，卻只有327位願意捐贈器官，讓860位受益，得到移植機會。

在漫長的苦苦等待中，每年，都有許多病情告急的病人抱憾而終。

況且，即使當事人早已同意捐贈器官，只要家屬反對，醫院仍會予以尊重，因此當事人的捐贈心意，往往無法實現。

「華人文化中有很強要留全屍的觀念，所以當事人簽了沒用，家屬不簽同意書，這個事也不會成，」《生死接線員》導演王傳宗舉例，有人會擔心若捐出眼角膜，亡者會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人認為若身體少了器官，亡者下輩子投胎將成為傷殘。

如何化解小愛與大愛的衝突，貫穿全劇。死亡往往來得又急又快，但器官移植有一定的黃金時間，當家屬還處在巨大的震驚和悲痛情緒中，要家屬簽字同意讓親人離開，提早和親人告別，談何容易。

「器官捐贈是大愛，但是必須大家都同意，所以很多故事不是在當事人而已，而是在家屬肯不肯放手，而我們就去呈現中間的那個戲劇衝突，」王傳宗緊緊掌握這條衝突線，要呈現的，不只是醫療專業，更是家人感情。

醫療劇向來籌備不易，要讓演員們能夠有真實感，劇組煞費苦心，讓演員們跟著醫師、協調師見習。

「一直以來我們都聽說國外的職人劇是怎麼做，這次算有努力盡量向國外看齊，」製作人許家豪說。他跑遍了全台灣的醫院，最後終於找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員林基督教醫院、二林基督教醫院，願意全力支持拍攝。

男主角曾少宗曾經連續4天，跟著外科醫師一整天，包括巡房、問診等。「我們全程參與，從早到晚，就像我身旁來實習的醫學院學生一樣，拿著筆記本抄醫生說的話，」曾少宗說，為了感受以及詮釋開刀房內的氛圍，他跟進開刀房，看著醫生剖開換肝病人的身體。

劇中，在器官移植手術即將動刀前，手術室裡會先撥放一段音樂，接著，一段莊嚴肅穆的話語響起：「此時此刻，我們聚在一起，因為您的大愛與慈悲，消逝的生命又將重新啟動，我們共同見證這份無私的愛與勇氣，讓生命接力，循環不息。」負責執行各項器官移植手術的各院醫師圍繞在捐贈者周圍，全體一起向捐贈者致敬。

真正的移植手術前，也的確如此。「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會對捐贈者致上最高的敬意，也希望整個手術平安順利，」曾少宗說，「每次到那一幕，不論是拍攝時或是配音時，我心裡面都很激動，因為那是非常神聖的。讓我感到器官捐贈它不只是在救人或延續生命，也懷有對生命的尊重。」

這一番田野調查後，他開始佩服負責「死去活來」的器官捐贈師，在生死交關的每一秒，還必須細心考量病人與家屬的心境。你能把一個人的處境看到多深？這竟然是器官協調師的必備能力。

「有人可能是因為一時衝動才想捐贈，有人可能是因為先天的身體狀況不好，有人可能是為了提升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可是這些對協調師來講都是不行的。因為如果你的出發點不是健康的，若真的移植，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產生，」曾少宗描述。

生命之重，王傳宗希望用幽默輕輕托起。《生死接線員》主創團隊特意經營器捐小組成員之間輕鬆歡快的互動，從悲痛的器捐個案中，拉出另一條敘事主線。

舉重若輕，是王傳宗自己的親身體悟。

4年前，他自己曾因癌症腫瘤而住進加護病房3個月，在那段時間裡，他發現在醫院裡的人生其實比八點檔還要八點檔，一下看到生死交關、哭天喊地，一下又充滿令人啞然失笑的荒謬點，看似衝突，但這就是人性。

「所以我想把醫院的這種氛圍帶進來，希望這部戲除了議題，也能讓觀眾感受到真實人生，」王傳宗說。

王傳宗舉例，「有一次手術，醫生要在我的鼠蹊部旁邊裝人工血管，我很緊張。但醫生竟然一邊幫我縫合，一邊聊天，聊的還是昨天吃的牛肉是幾分熟，我心想：『你一定要在這種時候講肉有沒有熟嗎？』可是他們就是這樣瞎聊。不過，我緊張還沒緊張完，他們就已經完成手術了！」

曾少宗也發現，因為外科醫生每天都要面對生死、面對手術的成敗，這是他們紓解壓力的一種方式。

「在醫院見習的時候，我發現很多外科醫生都很幽默。到了要把器官摘除的那一剎那，他們就會異常地專注，氣氛凝結，沒有任何人再講話。除此之外，他們都在聊天、開玩笑、講垃圾話，好像一副很輕鬆的樣子。」因此他也試圖將這種感覺呈現角色上。

許家豪認為，劇中那些看似與沉重的生死議題反差很大的笑點，其實是一種寫實。

「你看醫生在開刀，都在講一些垃圾話。真正的人性是，你每天要面對很多困難、挑戰，但你還是要繼續走下去，」許家豪說。

和死亡打過照面的王傳宗，深深知道，無常如常，即使是器官捐贈這樣的善舉，都無法強求。

「這齣戲要講的，其實是圓滿，我們不能避免死亡，可是我們怎麼可以讓死亡化成一次圓滿另外一個生命的機會，」他娓娓細訴，自己以前把人生當減法在過，每過一天，生命就少一天，那個不知何時降臨的終點顯得恐怖駭人。有一次，當他化療出院，看到醫院外的藍天，他忽然感到，其實自己是又多活一天，又可以多活一年。

「我開始過加法的人生，」他笑著說。

「我們無法透過一齣戲就期待大家一定要認同器官捐贈，或一定要捐贈。但是我們期待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許家豪有感而發地說，「20世紀初的時候，大家對捐血還是很陌生的，怕捐血之後，會少了魂魄，但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對捐血多講些什麼了。所以我們做這齣戲時有個想像，就是讓這齣戲作為一個開端，讓大家以後聽到器官捐贈，會覺得可以很自然地面對。我（或家人）的生命到終點了，有很多的選項，器官捐贈是平常想過、很理解的方式之一，有可能做出這個選擇。」

「我會不會簽器捐卡？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也還要和我的家人一起討論，」曾少宗坦白地說，「其實，生與死都不只是自己的事，器官捐贈也絕對不會是自己一個人的事，而是要和你的家人、你最摯愛的人一起談談。這樣，當有一天我們遇到了，才會知道怎麼做是對自己和家人最好的。」

根據榮總器捐小組的資料和過去經驗，如果家人或親友已事先了解捐贈者的意願，比較能坦然面對捐贈者的死亡，並能同意捐贈器官。而且，若有愈多家庭成員知道捐贈者的意願，器官捐贈的心願就愈有可能實現。

真正的死亡，不是形體魂魄的消亡，而是沒有留下任何一絲愛與被愛的痕跡。

看過《生死接線員》，很多人和家人開始討論如何面對死亡。尤其是有意捐贈器官的人，多一點溝通、多一些對話，讓家人少些愧咎感、少些負擔，或許可能是我們所能留給摯愛的，最後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