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最難的不是答案,而是理解
【戲裡戲外】系列/導演林君陽
《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
攝影
設計

出自金鐘編劇呂蒔媛之手、年輕導演林君陽執導,這是台灣第一齣以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為動輒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因為,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就會明白,我們與惡,並不遙遠。

(※本文與影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觀看)

《報導者》邀請《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解釋吳慷仁飾演的律師與殺人犯家屬的關鍵對手戲。
平常滴酒不沾的金鐘影帝吳慷仁,這次難得破例。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吳慷仁飾演為隨機殺人犯辯護的人權律師王赦。最重的戲,落在第五集,劇本上只有兩頁,台詞又少。在這場戲,王赦可能會失去無法接受他工作性質、有孕在身的太太美媚(周采詩飾演),他必須又笑又哭,向岳父捍衛自己的理想。如果繼續堅持為殺人犯辯護,他會失去家庭;若要維繫家庭,他必須拋棄人權律師的工作。為了讓角色有說服力,吳慷仁說,他是喝了一點小酒才上戲。這段對白,字裡行間透著奮不顧身的天真、理想與家庭難兩全的苦澀:
岳父:所以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用在這樣該死的人身上?他要人權,被害人的人權呢?你為了這些人準備放棄我女兒⋯⋯
王赦:就算是該死的人,他們也該有跟任何人一樣的人權⋯⋯這就是人生而該有的均等權利⋯⋯這是我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我喜歡的工作⋯⋯而且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王赦起身走到門口,看著美媚) 我會回家等⋯⋯如果妳還是不想回來⋯⋯那⋯⋯我會把離婚協議寫好!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這不是很幼稚、拿來說嘴的一句話,也不是很兇、自以為正義的一句話,這是王赦這個角色最難講的一句話,」吳慷仁回想。
為了飾演這個角色,吳慷仁拜訪了廢死聯盟、法扶律師、人權律師,嘗試去理解王赦這個角色的動機。「對我來講,最難的不是詮釋,而是理解,」他坦承,當他第一次看完《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時,實在不知道怎麼演。
一個演員的道德兩難,也折射出台灣社會面對隨機殺人犯的道德兩難:你理解了就沒辦法譴責,你譴責了就沒辦法理解。

平庸的惡,不遠的惡

這是第一次,台灣有了以高度爭議性、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
由林君陽執導、金鐘編劇呂蒔媛執筆、大慕影藝製作,這部10集的電視劇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延伸出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各自在巨大的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追尋稀微希望之光的故事。
第一集,賈靜雯、溫昇豪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和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在電視新聞台狹路相逢,把立場對立的兩方拋入慣於製造立場的新聞場域中。《我們與惡的距離》像是一把鋒銳的手術刀,在所謂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縫隙來,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我們與惡,若即若離。
即時媒體氾濫、鄉民正義當道,當我們轉開電視收看劣質新聞、或在臉書留言辱罵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法庭上是否總是鐵證如山?死刑判決是否沒有瑕疵?槍響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把危害社會秩序的想像烙印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用《精神衛生法》強制患者就醫時,我們與惡,可能也沒有距離。
在人人都是正義使者、急於標籤他者的時代,《我們與惡的距離》取材橫跨新聞、法律、醫療、社福領域,寫實又同理,在盲動的台灣社會中拉扯出一片友善而寬闊的思考空間,讓大家流淚過後,停下來,撕下身上穿戴的意識形態和立場,互相聽一聽,靜下想一想。
犀利的選題,強悍的編、導、演陣容,讓這齣戲未播先轟動,已被HBO Asia相中,將同步在公視、HBO Asia、CatchPlay串流平台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台劇一片低迷中,似乎有闊步走出台灣、走向國際的希望。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期許,有了這麼好的劇本,我們能不能匯聚所有能量、做到接近想像的樣子,」大慕影藝製作人林昱伶第一次做戲,就拉高企圖,即使超支公視的4千萬台幣預算,也甘之如飴。
「要走出同溫層,」林昱伶希望,戲劇可以形塑多元思考,讓觀眾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對話,是與自己有不同信念的人交談。
這也是台灣影視製作史上,難得編劇先行、極度尊重編劇的案例。
金鐘編劇呂蒔媛應公視之邀、完成劇本後,公視邀請數個製作團隊競標。她主動旁聽競標過程,發現有些製作團隊會針對為什麼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急著給一個毫無懸念的答案。

不給答案,不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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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攝影/余志偉)
《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攝影/余志偉)
「但我就是很堅持不要,因為你給了答案,就是貼上一種標籤,」呂蒔媛說。
後來她參與合作的團隊,包括38歲的導演林君陽,是一群懷抱夢想、文藝氣息濃厚的年輕製作團隊。「我是社教派嘛,阿嬸編劇的邏輯是,誰想看到世界末日呀?君陽導演的團隊就是給了一個比較療癒的結局,」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林君陽回想,當他拿到12頁的分集大綱時,他就被預料之外的共鳴撼動得紅了眼眶。「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非拍不可的故事,」他說。
12頁的分集大綱,白紙黑字間依稀有著他的青春在翻飛。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的林君陽,自己就是轉戰電影、戲劇的媒體人。他沒忘記,大學第一堂課媒體識讀,上的就是比報,從厚厚的傳播社會學課本上,他讀到,媒體作為守門人的職責與使命、第四權、無冕王⋯⋯。
「畢業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只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只是,美劇《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裡的理想主義仍然深深打動我,人類集體可以為了對現實的不滿、追求更美好的未來,而產生利他的行為。我很愛看戲劇中為了信念而戰、奔波折磨的角色,那也給予了我們在生活裡往前邁進的勇氣。我第一次看到蒔媛姐的分集大綱時,就想起當年看《新聞急先鋒》的省思和感動,」林君陽歷歷在目。
那一抹理想主義的天真,混雜著想要開啟公共對話的企圖,在編、導、演第一線激盪和討論時,就已經展開。
吳慷仁回憶起和法扶律師會談時,有些律師談到殺人犯、想起被害者那血肉模糊的照片,仍然氣到手在發抖,餘怒未消,卻要替眼前的「冷血殺人魔」辯護。
「並不是不在乎表面的恐懼和憤怒,只是要去思考,如果不去理解,好,開槍以後呢,處理掉一個個案,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個案,」吳慷仁不諱言,這角色也讓他再度審視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權限和刑罰的有限性。

罕見呈現加害者家屬心境

追劇的觀眾會發現,這部劇更大膽地工筆描繪加害者家屬心境,讓觀眾赤裸裸看見,亟欲隱姓埋名、背負罪責的加害者家屬,也是司法系統、媒體亂象的受害者。
有一幕,新聞播出隨機殺人犯李曉明被槍決的新聞,任職品味新聞台編輯、殺人犯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對新聞部主管、受害者家屬宋喬安(賈靜雯飾)傷心大喊:「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會比我哥少。」每一場衝突,都激起同理心。
自從鄭捷案後,整個社會都在探問:究竟,普通人是怎麼變成惡人的?什麼樣的家庭,會養出隨機殺人犯?
對呂蒔媛來說,想要理解的動機非常強大。
自稱中了華人文化系統「好媽媽魔咒」的呂蒔媛,非常害怕,如果不去理解隨機殺人犯的心理機制,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這社會千夫所指的「惡人」。
這是每一個媽媽心底最難以言說的恐懼:我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沒把兒子教好。
《背離親緣》的作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為美國1999年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兇手之一狄倫.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的母親蘇.克萊柏德(Sue Klebold)的書《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寫序,所羅門寫道:「我們不可能把殺手看得一清二楚。我們活在愛歸咎的社會,有些受害者家屬不斷要求非得給出一個一直遭『隱藏』的『答案』才行,但不可能有什麼答案。當事人的父母確實毫無所知。」
沙特(Jean-Paul Sartre)曾寫道,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得知其目的也無法消除邪惡。

大量田野,改變她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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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大量田野改變呂蒔媛看待世界的方式。(攝影/余志偉)
透過大量田野改變呂蒔媛看待世界的方式。(攝影/余志偉)
篤信基督教的呂蒔媛有著相似的體悟、更加宗教的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為了寫這10集劇本,她大量閱讀(編按
呂蒔媛推薦書單,請見此網址
)、大量田野調查,訪問了法官、律師、犯罪心理學教授、精神鑑定醫師、精神障礙者病友、記者、社工,將近40人,每一位採訪3個小時,打成逐字稿。她還跟了兩個死刑庭,也訪問了為鄭捷辯護的律師黃致豪,甚至寫信給被害者家屬希望訪談,雖然石沉大海。
「也是想了好幾天才鼓起勇氣寫信,人家當然不願意,可以理解呀,要是我,我打死也不要出來講話,」呂蒔媛說。
所有這些田野調查的成果,不見得都呈現在劇中,但這卻是她寫劇本時,自己和自己打仗必經的征途。
「我大外行耶,我連地檢、地院都分不清楚,就一定要田(野)一圈,」呂蒔媛自承,「我不是一個有才華的編劇,浪漫也吸引不了我。真人真事給我的刺激,反而可以讓我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做完田調,讀完所有資料後,她還要經過一個「忘卻」的過程,再落筆人物設定、故事結構。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一件事特別刺痛她。她聽到一位精神科醫生說,如果這位精神障礙者家庭資源夠、病人病識感高、社經地位較高,他們通常專業判定救得起來,反之,就徒勞無功。
「我聽到太shock了! 超傻眼的,」呂蒔媛睜大了眼睛,至今仍覺得難受。
「在沒做田野功課之前,聽到精神病我鐵定是閃得老遠,但做了功課之後,我才想我的閃,也許就是所謂的惡,」她也反省自己。
因此,她特別鋪陳了兩條故事線:一條是已經發生的悲劇,已犯下重罪的李曉明,和李曉明家裡痛不欲生的親屬;另外一條是正在發生的悲劇,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這正在下墜的人生,看看我們的社會能否接住,避免下一場悲劇,拉大我們與惡的距離。
「為什麼有人會去殺這麼多人?這世界就分兩個陣營,一個答案就是精神疾病,另外一個就是未知。我覺得世界各國也都沒有找到答案。我的邏輯就是從這兩條線去鋪陳、對照,」呂蒔媛說。
人物設定、故事大綱確定後,呂蒔媛說,最難的是,要靜下心進入到每一個角色的內在。7個月的創作期,她寫不出來的時候,就讀經、聽詩歌。她已經很習慣,每次往下寫新集數,就從頭回來修一次劇本。
「是很痛苦,可是修個十幾遍很正常耶,」她說,「比較安慰的是,因為我大概知道結局是怎麼寫,修改的過程就比較不會迷路。」
她形容,整個創作的過程就是癡心妄想、想抓到上帝的衣角。
「歷經滾來滾去不停靠夭抓上帝衣角想退休轉行當倉管的階段,才會擠出人物大綱;有了大綱,就能判斷很虛的部分是哪些。再邊寫邊田野,聽相關人物的座談演講,跟完兩個庭的審判,勉強理解死刑刑事審判的過程,繼續滾來滾去靠夭造口業拉上帝衣角寫10集劇本,」她在劇本書自序裡自嘲。

他不想變正義的人形立牌

對導演林君陽而言,最難的,而是撕掉標籤後,建立觀點的過程。
為了建立能兼顧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的觀點,10集電視劇,林君陽花了75天就拍攝完成,後製剪輯卻花了近4個月。
「我們是說故事的人,但這個題材一不小心就會變得太正義凜然。所以在鏡頭語言、現場定位和演員的戲分拿捏上,都要讓觀眾有辦法認同每一個角色,又不能淪為鄉愿,」林君陽說。
比方說,林君陽在拍戲第一週就發現,眼前吳慷仁飾演的律師彷彿帶著一絲邪氣。林君陽和吳慷仁不斷討論,是否要把劇中律師演得笨一點點,自我質疑多一點點,避免淪為正義的人形立牌。
吳慷仁理解王赦的角色,是「心裡有個洞」,那個洞是錐形的,開口的地方只有一點點,下面不斷往外延伸、盤根錯節。他要不斷回過頭反思自己信仰的正義、人權、幫助人的理念,才能讓陽光灑進深不見底的角落。林君陽則賦予深一層的解讀:王赦也有自私的一面,他那麼努力營救殺人犯,是為了要救心中可能會犯罪的自己。
「劇中人物設定王赦是孤兒院長大,只因為慢了幾分鐘上火車,和他同在孤兒院成長的好兄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所謂的好人、壞人的差別,可能只是一瞬間的選擇、突如其來的幸運而已,」林君陽說。

能否看見自己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加害者父母由檢場和謝瓊煖飾演。(照片提供/大慕影藝)
隨著劇情開展,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的生命故事纏繞地愈來愈緊,衝突愈演愈烈,《我們與惡的距離》把觀眾推向絕望的深淵,同時也拋出一條學習表達、學習傾聽、學習對話的救命索。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社會的死老百姓,我們都活在同溫層裡,不只被社會階級分,也被社群網站、資訊軟體分級。我們所相信的事,都是真的嗎?我們會不會也不是我們自己想像的樣子?我們對自己誠實一點,我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只不過是做出抉擇的平凡人,」吳慷仁有點激動地說。
誠如支持廢死的作家張娟芬所言: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而是殺戮的艱難,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觀眾的眼睛,而在擴展觀眾的心靈。這部劇為動輒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
因為看過後就會明白,我們與惡,並不遙遠。

【戲裡戲外】系列/《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小傳

導演:林君陽

年齡:38

家鄉:彰化市

學歷: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彰化高中

作品:2019《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2019《愛情白皮書》(共同導演)、2015《愛情算不算》(導演)、2013《我愛陳金鋒》(導演)、2011《愛的麵包魂》(共同導演)、2007《木頭人》(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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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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