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衛院研究團隊採用Google Trends資料發現，「失眠」、「憂鬱」、「自殺」等關鍵字的搜尋量，在疫情期間有明顯起伏。網路搜尋紀錄如何暴露了人們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困擾？

荷蘭怎麼幫助毒品施用者以及觸法少年走回社會？透過民間與政府補助的協力，我們看見荷蘭機構以培養自主性、責任心、和人的連結能力為核心，幫助觸法者再度與社會連結的苦心。

「人性化的對待、投注資源在受刑人回歸社會的準備，更能降低再犯率」──荷蘭的監獄系統是怎麼把理想化為現實，長年保持低監禁率、低犯罪率？

在荷蘭，一位精神疾患者犯下重罪後，會經過嚴謹的精神鑑定、監護處分，將確定無法治癒的病犯集中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裡。靠著分流處遇，荷蘭如何試圖在風險與人權之間取得平衡？

「梁男吸毒殺母二審無罪」再度激起社會討論，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黃聿斐解析，為何飲酒、用藥陷入精神症狀犯罪，難以證明需負完全刑責？此次法官將梁男「責付衛生局」，精神醫學界怎麼看？

性侵犯的刑後強制治療，是目前唯一可「形同無限期監禁」的保安處分。2015年至今，已有3位法官認為這違反人權與比例原則而聲請釋憲，他們為什麼要逆風提出意見？

為遏止性侵犯再犯，我國立法不論罪行輕重皆需治療，堪稱全球最嚴格，但實際成效如何？《報導者》調查發現，這套制度反而製造新的「受害者」…

「夏天一如冬天，會再復返。我學會即使在情緒最低潮的時候，也能想像心情好的時候，而我習得的技巧有如正午陽光般，穿透惡魔的黑暗世界。」以《背離親緣》聞名全球的安德魯．所羅門，深刻書寫了身為20年重症憂鬱患者的生活、試驗和體悟。

蔡英文即將展開總統第二屆任期，人權團體如何評價過去4年政績？在社會安全、公平正義、國際人權等面向，有何新政建言？

COVID-19疫情下WHO爭議頻傳，但曾經，當WHO仍積極展開許多研究計畫時，還沒退出聯合國的台灣，也在其精神疾病研究中扮演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