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看待、面對精神疾病，其實關於我們如何設想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對於受苦的看法是一個透鏡，選擇了怎樣的透鏡，將會決定受苦的人的發展和命運，以及我們終究如何理解身而為人的意義。

「我寧願是個犯人，而不是精神病人。」讓國家能無限期把觸法的精神病患關在病房，就能預防犯罪嗎？在第一線服務精神疾病經驗者與照顧者的廖福源指出，這項修法只是試圖安撫恐懼的大眾，卻無法真正解決悲劇背後的核心問題。

在台灣，全台只有54位取得證照的運動心理師，其中不到2成的人能在體育界有全職服務機會。當專業人員不到位，選手心理健康需求更難被看見。

國際奧會曾指出，35%菁英運動員曾患持續近一年心理疾病，25%大學運動員有憂鬱症狀。大坂直美、拜爾斯退賽事件絕不是特例。

2個月前，指揮中心宣布醫療營運降載，然而這群因防疫被擠壓掉的「非急迫」醫療需求者：精神病患、身心障礙者、居家護理者、早療兒⋯⋯正面臨威脅性不亞於病毒的診療或斷藥危機。如何在防疫與病人權益、家庭照顧壓力間取得平衡，已是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要考驗。

「本書內容可能會觸動某些讀者的敏感神經。生下兒子之前，我從來沒經歷過任何精神問題或疾病，所以我非常清楚精神疾病不長眼睛，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沒人可以保證免疫。受害族群範圍寬廣又多元，我們全都無法置身其外。」

援引〈藍鬍子〉童話及其城堡密室等意象的韓劇《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大受歡迎。藍鬍子究竟是恐怖情人，還是精神病患？法學教授林鈺雄說：我們與藍鬍子的距離，或許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遙遠！

台灣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精神障礙者犯罪的手段，但成效卻不符社會期待；日本則以「復歸社會」作為處遇核心概念，這個制度如何運作？能否成為台灣改革借鑑？

經常師法日本社福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

因精神狀態無罪或減刑的犯罪者，我國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犯罪的手段。近日政府研議將處分無限期延長，《報導者》實地訪查第一線，看見刑罰與治療的極限，試圖對話、思辨制度轉型的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