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台灣自殺率一直高於全球平均，甚至在近年以年增3%幅度「逆勢上漲」。台灣早就建立全國登錄及通報系統，制度走得很前面，為何卻無法解決居高不下的自殺率？

龍發堂被高市府強行解散了，然後呢？堂眾不僅面臨復歸社區後資源斷裂、家屬無力照顧，過往在堂內受到的非人對待，也難以訴諸司法...

當人們認為社關員只是跟精神失序者聊天而已，不僅反映社會對專業助人工作的不解與誤解，也讓我自問：這份工作的專業為何？

5年前，「精神分裂」被改名為「思覺失調症」，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以票選的方式，讓病人、家屬參與疾病更名。你知道當初為何要正名嗎？

精神障礙服務的思維能否從「醫療」走向「人權」，從居住空間、健保制度給付等開始變革，讓患者能自立生活？

儘管台灣簽署多項國際人權公約，但近日洲美社區家園遭在地抵制，再次讓人看到成見從未改變，融入社區的理想難如登天？

打造人生後半場的家、實現穩定工作的夢想⋯玉里社區家園的住友在這個小鎮上，重新證明「身而為人」的尊嚴與價值。

精神醫學雖以「大腦生病」說明、消弭患者汙名，卻也從另一層面加諸新的標籤與社會壓力。當我們與惡沒有客觀的距離，或許才有可能理解他們，成為我們。

會遇到司法問題的精神與心智障礙者，絕大部分與其原生家庭經濟弱勢、以致照護資源不足有相當大的關係。當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溝通能力明顯遠較常人弱的他們，在法庭上遇到「聰明」的法律人，常會發生一些無奈的狀況...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這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