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精神障礙者犯罪的手段，但成效卻不符社會期待；日本則以「復歸社會」作為處遇核心概念，這個制度如何運作？能否成為台灣改革借鑑？

經常師法日本社福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

因精神狀態無罪或減刑的犯罪者，我國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犯罪的手段。近日政府研議將處分無限期延長，《報導者》實地訪查第一線，看見刑罰與治療的極限，試圖對話、思辨制度轉型的更多可能……

走出學校免費心輔室，有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求助醫療與諮商體系，卻有哪些障礙？沒受過專業訓練的周遭陪伴者，如何給予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這不是無病呻吟，年輕高學歷族群的心理健康成為跨國現象。「你這麼優秀，一定沒問題的」這句話背後，他們為何被烈日灼身、甚至自傷？

國衛院研究團隊採用Google Trends資料發現，「失眠」、「憂鬱」、「自殺」等關鍵字的搜尋量，在疫情期間有明顯起伏。網路搜尋紀錄如何暴露了人們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困擾？

荷蘭怎麼幫助毒品施用者以及觸法少年走回社會？透過民間與政府補助的協力，我們看見荷蘭機構以培養自主性、責任心、和人的連結能力為核心，幫助觸法者再度與社會連結的苦心。

「人性化的對待、投注資源在受刑人回歸社會的準備，更能降低再犯率」──荷蘭的監獄系統是怎麼把理想化為現實，長年保持低監禁率、低犯罪率？

在荷蘭，一位精神疾患者犯下重罪後，會經過嚴謹的精神鑑定、監護處分，將確定無法治癒的病犯集中在長期精神照護機構裡。靠著分流處遇，荷蘭如何試圖在風險與人權之間取得平衡？

「梁男吸毒殺母二審無罪」再度激起社會討論，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黃聿斐解析，為何飲酒、用藥陷入精神症狀犯罪，難以證明需負完全刑責？此次法官將梁男「責付衛生局」，精神醫學界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