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倒下後，其實從沒遠去，依然像鬼魂般不散，跟著每一個人。我們香港人，不同年代的人，又存在著怎麼樣的幽靈，在我們身旁徘徊，揮之不去？我發現，創作《憂鬱之島》，正是我排解憂鬱的方法⋯⋯

30出頭就生養6個孩子的阿米娜，因為養雞與賣雞，而有能力在身體裡裝置避孕器。《蛋的多重宇宙》回顧從古至今世界各地和阿米娜一樣的弱勢者，如何靠著雞與蛋獲取自由的資本。

我聽見地下室傳來男人悽慘的叫聲，在我聽來是中年維吾爾男人的聲音。我渾身發顫。當班的警員連忙走過去把通往地下室的鐵門牢牢關上。照理來說，地下室階梯是不會有這種門的。很顯然這間派出所把地下室改造成訊問室⋯⋯

巴西柔術國手伯赫妲娜，在俄烏戰爭爆發後與家人搬進大學地下室，她的戰場也從榻榻米轉到社群媒體──用體壇國際人脈為士兵募集物資。《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書裡，記錄了眾多烏克蘭人如此以日常抵抗戰火的選擇。

台中火車站前的「第一廣場」是簡永達認識移工的起點，但移工來台的起點又在哪？透過爬梳歷史文獻，看見台灣在內外交迫下，開放外國勞工政策從堅持不讓、謹慎管制到全面失守的不可逆過程，誰在其中推了一把？

「從『讚揚』到上了『垃圾記者』名單的過程中，被指責理由包括了『沒有充分袒護』曹國部長。媒體沒有袒護任何人的理由，媒體要做的是當有人受到公權力的不公待遇時，應指出不正當性。當然，這並不是一件易事。」

在高薪、時間自由的號召下，許多人投入外送平台勞動市場，但卻發現，要賺到這麼多錢，「必須非常努力硬撐著工作」，而且還有個難以捉摸的「職場」上司，以星級評分制度掌握著他們的收入⋯⋯

九龍皇帝的遺產早已深深地織進了這座城市，跟那些抗爭口號一樣，成為這座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即便我依然摸不透他那成謎的身世，他的故事依然激發我寫下關於反抗和失去的故事，以及我身為香港人所見證的香港故事。

房子被拆後，「樹是我唯一可以辨識這裡的標記。」經歷北市府不當迫遷、曾參與華光護樹行動的張小姐，說起社區裡那株梅樹，語氣深情而哀傷。《相信樹的人》記下這些人與樹互賴共生的故事。

在不生育被視為國安危機的時代，人們屢向適齡女性發問：「為什麼不生？」《沒有小孩的她們》作者深入歷史脈絡，看見生育抉擇背後的條件限制，並提出我們更應該問的其實是「她們怎麼可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