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析白紙抗議潮中的三股運動：工人、城市居民／知識分子、海外離散社群，試圖提供一些實踐性的組織反思，「否則中國永遠不缺『抗議』，社會卻更難凝聚出足以改變時代的『運動』機會。」

除了移民離開，仍有香港人選擇繼續低聲反抗，並非完全沉默。或許在決定告別這座看似只剩下夕陽餘輝的城市之前，我們可以重新觀察這些細微的政治痕跡，思考這些事物在今天對我們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

港版《國安法》落地後，六四這一天，維園連續兩年「被冷清」，紀念燭光散往街頭巷尾、海外串連。「國殤之柱」更以「恥辱柱」原名、3公尺的重建版本再生於台灣，持續提醒全球共同關注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進行式。

香港曾是中國罕有能自由紀念「八九六四」之處。如今四散的海外港人接續傳承，「八九六四」成為反極權的標誌，可以是一場遍地開花的民主運動，亦可能將歷史變得碎片化，令運動失焦。

新興毒品與菸品、網際世界的虛實、土地與法律的探尋、森林與人性的拉扯、海洋漁業的追蹤、真相的挖掘⋯⋯在路徑上灑落些許數位銀鹽和記者意志，在那前方未明之處，示意有光。

香港人在後國安法年代如何負隅頑抗？鄒幸彤、何桂藍打破法庭潛規則的發言，旨在喚醒大眾：「司法獨立」和「法治」等在香港流行多年的神話，在威權統治下，只是政治迫害的遮羞布。

8月離世的史學家余英時備受敬重，不僅是學術上的成就，更多是因為他對「知識人」角色的詮釋與實踐。如今兩岸三地政治環境各有艱難，是否人人都能同余英時般持續為社會做點什麼？周保松、錢永祥、蘇曉康回顧這位長者的思想、啟發，並給出他們的答案。

經歷過文革、六四，站在抵抗中共「失憶術」最前線的長平，帶我們進入「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並告訴我們為何台灣人需要觀看這段歷史。當台灣人著眼於眼前中國政府鬧的笑話、小粉紅的荒謬和政黨兩岸政策的辯論中，長平期望六四揭示的歷史，能讓我們看見藏在背後的中共政權脈絡，「台灣的命運並非單純決定在中共手上，可以主動找尋機會，走出大國棋子的命運。」

「中共的崛起，是西方的失誤造成的。」身為六四流亡者，《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談起「獨裁者的學習曲線」怎麼來的，以及台灣和香港的抗爭位置。他在中共百年黨慶時直指：「中國這十多年來，『盛世』是一個假的感覺，我說其實是醉生夢死。」

香港維園的六四紀念晚會連續兩年被港府叫停，在港版《國安法》壓迫下，港人難以自由紀念六四，但不少人仍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悼念。本土疫情下的台灣也串起線上哀悼會，在台港人、台人，得以接力延續香港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