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徐承恩是一個寫歷史的香港人，或者準確而言，是第一個以香港本土觀點，寫香港歷史的人。
當你走進台灣的書店，在香港相關議題的書架上，會看見厚實的一本《香港，鬱躁的家邦》，書脊印有份外醒目的「香港」紅色大字。就算未曾細閱，也會對這本著作傳達的意念有深刻印象：香港國族有自己的歷史。
徐承恩就是《香港，鬱躁的家邦》的作者，今年（2023）3月他又在台灣推出了新著《未竟的快樂時代》，書中呈現香港民主運動中嬰兒潮世代的功過──這批嬰兒潮世代即書中所稱的「民主回歸世代」，長久以來堅持中國認同，將「民主」與「回歸」這兩個當下看來不相容的理念合而為一，打造近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樣貌。
他們在1970年代就發起了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為主調、包括保釣在內的一系列學運。天安門事件之後的1990年代，則投入香港的「愛國民主運動」。到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他們仍一直期望可以透過談判令北京政權落實「一國兩制」，保障香港民主自治的權利。直到2019年，一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底正式列入成為《基本法》的一部分，也變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效力無遠弗屆，此後多少學者均稱今下的香港為「後國安法時代」。
時代的變遷，促成，也速成了世代的交替。「時代」在不同的人文科目中都是一個無比重要的劃分詞，劃分出時間、劃分出群體、劃分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粗糙大意，也有慎密細膩。被劃分出的群體，大多在劃一的時空、共存的環境中，經歷著相同的社會變化。時代的一個起點，始了什麼，也終了什麼，終了不少人在香港的生活──徐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在台灣，凡是對香港之事多加留意的，徐承恩應該不會是陌生的名字。
徐承恩說，當初將《香港，鬱躁的家邦》帶到台灣出版，就是有感香港會有容不下書的一天；徐承恩說，沒想過書來到台灣，幾年不到的時間就要修補增訂。然後再未幾，徐承恩在朋友的幫助下提出申請，繞過半個地球輾轉，和書一樣也來到了台灣。
同徐承恩的訪問約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咖啡店，他說自己自《香港國安法》立法後，移居台灣3、4年，也才來過這個公園一、兩回：上一次是與吳介民老師討論如何修訂新書的書稿。談及新書，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擔任兩年訪問學人的他，笑言是「交貨」：貨是又一段時代的歷史紀錄──香港一個時代的紀錄。
如果說《香港，鬱躁的家邦》是從始至今對香港的一個概括，新書所詳述細載，抽絲剝繭的，會是對香港有著最實質改變的一個時代，香港曾身處在民主回歸中國思潮迭起的時代。從今代本土時代的角度，寫上個時代的本土，寫香港過去60多年，那個《未竟的快樂時代》。
民主回歸世代心懷的大中華情結，憧憬「愛國」與「民主」可以並存的「未竟的快樂時代」 。
以本土角度撰寫歷史，首先要是本土派。但就如徐承恩的觀點，當代本土並非一直存在，而是應時勢而誕生、而壯大、而主流，是一段轉變的過程。而在香港人的教育中，多少也有「我是中國人」的經歷。
跳入時光隧道，2008年北京奧運時「高登」（連登前身）上的一則「我係中國人呀Hi」，正是時代下主流轉變的最好見證。而就徐承恩自己來說，跳出過去而蛻變為今日的「本土撚」，起點亦在2008年。
那些年正值「民心所向」的年代，那些年中國和香港曾經那麼近，一場奧運、一把聖火；但那些年也同時向世界傳達訴說，中國和香港其實可以很遙遠，同樣是透過同一場奧運，同一把聖火。
「中國嘅愛國主義係反民主，愛國就會係帝國主義嘅一份子。嗰種愛國主義同外國係難以相比，佢哋係好難去接受普世價值。」（中國的愛國主義是反民主，愛國就會是帝國主義的一份子。那種愛國主義和外國的愛國主義是難以相提並論的，他們很難接受普世價值。）
獨立的思想於是萌芽，到2010年變得愈發清晰。當年正值香港政制改革擾攘之時，民主派提出由五區立法會議員辭職，變相發起「五區公投」，但在建制派不參與和民主黨杯葛下，公投投票率慘淡收場，其後民主黨更進入中聯辦「密室談判」，中聯辦亦對民主黨杯葛公投行為讚譽有加，由此泛民主派開始廣而失信於民。在公投過後的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徐承恩感覺「中國入侵香港」的訊息充斥處處，直言當時中國的動員能力可以滲透每一個街里、其作風亦帶有侵略性，「支持過公投既候選人一開始拉票，就有即刻有更多人圍住，不停用不堪入耳既說話『唱衰』佢」，「中國係會不惜一切令香港無自由民主。」
經濟發展本應為人民福祉，但落入極權的思維，就成為國家武器的存在。「意識到要保有自由民主，就一定要獨立。」多年來徐承恩直以「建國派」自居。建國、獨立近年成為不少香港「本土派」的最終指向，惟在真正「獨立建國」的終極光譜前，或才尚能留下其他相近理念的餘地，國際上亦不乏例子；就如訪問身處的時空地台灣一樣，確實「獨立建國」一詞，在國際政治角力場是何其敏感，或者自治也是一種出路？徐認為重要的是實質內容，「有權利去管理自己事務⋯⋯主權在民，最終權力要指向民眾。」而在邁向終極目標前，徐直指眼前首要之務，是香港人能意識到自己為獨立社群。
於是徐承恩撰史，便以「本土觀點」撰寫香港的「本土歷史」，務求以「本土視角」確立香港長久以來是「獨立社群」的觀點。有讀過徐筆下幾部作品者，都會知道徐並非出身歷史，甚至文科也是半途出家，由醫轉史。
徐承恩鐵然不會是學院派，若從一般的歷史學術研究而言，「民族意識」是可避則免的一環，尤其在涉及價值取向的「史觀」上。故不單類似的史作難覓，若將範圍再收窄至當代歷史，以建構、定基民族主義而生的學術研究更是放眼寥寥。雖然回頭一想，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中，那一本本寫著「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就是中國人」的教科書，又豈不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建構？過去徐承恩所撰的歷史，如《香港，鬱躁的家邦》是從民間角度修史、以建構民族為出發，甚至所關注的範疇是大局中的大局，放在當代研究的框架內就更是少有。畢竟當代人們重視記載，也就歷史留下太多紀錄，於是所有的資訊遍山遍野。若是從事特定題目的研究，史料的篩選會被視為抽絲剝繭，然而像民族建構的大論述，一旦無可避免地要在史事中取捨，那份和歷史「客觀性」違和的「主觀性」就會無比顯然。
就如中國二十四史中除《史記》以外，都是勝利者編寫的故事。「正統」的歷史，豈會容讓失敗者有發言的空間。但徐認為近代史學的任務，就是要跳出「正史大體可信」的迷思──嘗試在歷史的沉默中，聽到執拗的低鳴。
2020年開始的後國安法時代，首先迎來的是一場「世代更迭」。浩浩蕩蕩一場民主派初選，在本土派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後，不少本土派中人直呼「本土派已不存在」，因為初選過後「本土已成主流」。徐承恩也同意「派」只是政治的異我之分，當本土主流到成為香港人的廣泛認同時，「本土派」的標籤自然完成歷史任務。
「本土派」已死，但本土的時代正和後國安法時代平行，抹去前塵上路，而被抹去的前塵，困在時代洪流中的，在徐承恩的筆下，就是《未竟的快樂時代》。這個時代有過不同稱謂：戰後嬰兒潮、大中華膠、民主回歸中國，甚至包括一個今日已從質轉變的名詞──「本土」。
對於本土的定義，可以劃分得無比概括。對不少學者而言，在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一路走來時，這一代人壟斷香港「民主派」聲音將近半個世紀，多次在香港的左右徬徨路口上掌有決定性的持分：中英談判、八九民運、爭取雙普選，他們因生於斯長於斯，一直被視為香港政治上的本土，甚至代表香港時空下的主流民意。
卻這些老一輩的「所作所為」，或是後來被形容的「不作為」，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激發當代本土思潮迭起的因素之一，在徐承恩過去著作中，不難讀到類似的脈絡。隨著時轉世移，曾經的主流民意不再受到認可，過去的「本土」不再被認為承載本土的價值，多少一路走來的決定，亦開始被當代的新本土重新檢視：爭取民主回歸、中聯辦密室談判、梁耀忠主動放棄主席。今日提起這段「抗爭」前輩、當初民主先驅的前塵舊路，有人會直冠「民主倒頭車」的罵名，但亦有人會理解是時代成長背景的使然，雖然即使「明白了」，卻「體諒不了」。
研究民主回歸世代的社會運動，不難發現和台灣的連接點，縱使背後的出發點可能大相逕庭，但在一定的時空中，曾平行於「保釣運動」之中。兩地發起相同的「愛國運動」，在相互交流後，兩地在自我認同上卻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終究兩地人的文化和教育不同。
時間夠了，《未竟的快樂時代》後，下個時代的歷史，正由我們執筆。
訪問下筆前，曾探問好幾知友，當中亦有歷史系學院派者，才得出文中對於歷史紀錄手法之斟酌。對於徐承恩的「立場先導」述史，從民族意識而出，主觀立場，角度既定，固然難免評價兩極。但其中有一見解，深感值得註腳：從大局角度而觀，眼前大部分史述，尤其最具影響性的教科書都建基在中國民族主義，實在無法批判徐承恩的做法，甚至從政治立場而言，徐的做法是抗衡極權官方論述的一種，是香港民族抗爭的一種，因此對徐的歷史記述之檢視，應當抽離於學術角度。
所以《未竟的快樂時代》所記載的歷史是重要的，重要的從不是走在主旋律上，而是走在主旋律旁。音樂首先會進入耳海的是吉他的主旋律，但背後靈魂，不可或缺，甚至會帶偏主旋律的，是不易察覺的低音吉他。有這段低音，才顯得主旋律的音色是細膩或粗糙；有了這段低音，後世更能細聽香港這段歷史的全曲，細味主旋律下醜陋的音色，細看香港的民主路，民族搏成中，是多少次被裹足不前。
文中雖說香港已經沒有本土派，但若要深究起來，大中華膠依然存在，只是比重之多少而已，畢竟根植幾十年的思想難移，否則2019年亦不會被稱之為覺醒，而這些人又多少視自身信念為其人生座右，一直只沉迷於「信自己的真理」。
情況其實並不限於政治，亦見於法治，香港依然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法治未死，目前依然有法可依，有一論點是因仍有辯論的空間。但在國安法下多少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的匪夷所思時，如：當日「羊村」煽動案明明說著管有刊物不犯法，今日已經有「管有煽動刊物」的據報，還是還否見仁見智。卻也似乎說明一點，那種政治的覺醒，大概超生於政治空間的完全殆盡。
香港政治空間的終結，伴隨是那場正在審訊的初選案。但這場歷史審判的背後，也更諷刺地彰顯了這未竟的快樂時代，是如何苟且偷生的──看看誰參選了卻仍能倖免。而在其他相對不受國際注視的審判中，一個又一個被囹圄的名字，曾經是多麼耳熟能詳，在街頭，在議會，在籌款箱前，今日他們又如何被抹煞得再被容不下。
應是屬於這個世代的結局，其實沒有如實地上演。真正屬於他們的政治結局，應是，也實際是被香港的人民唾棄，黯然離場，在最後的一場初選之中。大半個世代最終經歷牢獄，是不幸，但又當他們在蹉跎民主的歲月，一次又一次，在罄竹難書和同流合汙中，仍顯得是以同一場政治的壓迫收結，來惹人心生同情，不再計較，說穿了是一種變質上的不公。
未竟的快樂時代，時間夠了，時針沒出錯，他們盡情歡樂過，代價卻又幾代人來承受。
※本文由左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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