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胡戩/他們為何曾相信中國的承諾?專訪徐承恩與他的「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
2017年,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城市街頭懸掛著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旗。(攝影/ AFP/Anthony Wal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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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恩是一個寫歷史的香港人,或者準確而言,是第一個以香港本土觀點,寫香港歷史的人。

當你走進台灣的書店,在香港相關議題的書架上,會看見厚實的一本《香港,鬱躁的家邦》,書脊印有份外醒目的「香港」紅色大字。就算未曾細閱,也會對這本著作傳達的意念有深刻印象:香港國族有自己的歷史。

徐承恩就是《香港,鬱躁的家邦》的作者,今年(2023)3月他又在台灣推出了新著《未竟的快樂時代》,書中呈現香港民主運動中嬰兒潮世代的功過──這批嬰兒潮世代即書中所稱的「民主回歸世代」,長久以來堅持中國認同,將「民主」與「回歸」這兩個當下看來不相容的理念合而為一,打造近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樣貌。

他們在1970年代就發起了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為主調、包括保釣在內的一系列學運。天安門事件之後的1990年代,則投入香港的「愛國民主運動」。到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他們仍一直期望可以透過談判令北京政權落實「一國兩制」,保障香港民主自治的權利。直到2019年,一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底正式列入成為《基本法》的一部分,也變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效力無遠弗屆,此後多少學者均稱今下的香港為「後國安法時代」。

時代的變遷,促成,也速成了世代的交替。「時代」在不同的人文科目中都是一個無比重要的劃分詞,劃分出時間、劃分出群體、劃分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粗糙大意,也有慎密細膩。被劃分出的群體,大多在劃一的時空、共存的環境中,經歷著相同的社會變化。時代的一個起點,始了什麼,也終了什麼,終了不少人在香港的生活──徐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在台灣,凡是對香港之事多加留意的,徐承恩應該不會是陌生的名字。

徐承恩說,當初將《香港,鬱躁的家邦》帶到台灣出版,就是有感香港會有容不下書的一天;徐承恩說,沒想過書來到台灣,幾年不到的時間就要修補增訂。然後再未幾,徐承恩在朋友的幫助下提出申請,繞過半個地球輾轉,和書一樣也來到了台灣。

同徐承恩的訪問約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咖啡店,他說自己自《香港國安法》立法後,移居台灣3、4年,也才來過這個公園一、兩回:上一次是與吳介民老師討論如何修訂新書的書稿。談及新書,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擔任兩年訪問學人的他,笑言是「交貨」:貨是又一段時代的歷史紀錄──香港一個時代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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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香港國族史寫作的醫生學者徐承恩,繼《香港,鬱躁的家邦》書寫香港共同體有異於中國的綿遠過去,新書《未盡的快樂時代》則將焦點放在香港一段令人困惑的近代史,對民主回歸世代的功過作出「診斷」。(攝影/胡戩)
專注於香港國族史寫作的醫生學者徐承恩,繼《香港,鬱躁的家邦》書寫香港共同體有異於中國的綿遠過去,新書《未盡的快樂時代》則將焦點放在香港一段令人困惑的近代史,對民主回歸世代的功過作出「診斷」。(攝影/胡戩)

如果說《香港,鬱躁的家邦》是從始至今對香港的一個概括,新書所詳述細載,抽絲剝繭的,會是對香港有著最實質改變的一個時代,香港曾身處在民主回歸中國思潮迭起的時代。從今代本土時代的角度,寫上個時代的本土,寫香港過去60多年,那個《未竟的快樂時代》。

民主回歸世代心懷的大中華情結,憧憬「愛國」與「民主」可以並存的「未竟的快樂時代」 。

08聖火照出的陰影,從大中華到愛國情懷到香港的本土自覺

以本土角度撰寫歷史,首先要是本土派但就如徐承恩的觀點,當代本土並非一直存在,而是應時勢而誕生、而壯大、而主流,是一段轉變的過程。而在香港人的教育中,多少也有「我是中國人」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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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香港、認同、中國
(圖片來源/高登論壇截圖)

跳入時光隧道,2008年北京奧運時「高登」(連登前身)上的一則「我係中國人呀Hi」,正是時代下主流轉變的最好見證。而就徐承恩自己來說,跳出過去而蛻變為今日的「本土撚」,起點亦在2008年。

那些年正值「民心所向」的年代,那些年中國和香港曾經那麼近,一場奧運、一把聖火;但那些年也同時向世界傳達訴說,中國和香港其實可以很遙遠,同樣是透過同一場奧運,同一把聖火。

2008年丹麥藝術及政治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趁著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期間,在全球發起「橙色運動」,藉此關注西藏乃至中國的人權狀況。在香港一片歌舞昇平,甚至可說是對中國認同度最高的一年,橙色運動所要面對的「唔單係群眾壓力,而係群眾暴力(註)
華語翻譯:不單是群眾壓力,而是群眾暴力。
」。
頒獎禮上,都是「中國人」的隊伍,卻持著不同的兩面旗幟,聖火禮旁,那些穿著橙衣的,縱然關心的都是中國,卻又受到什麼對待了?然後還有人記得陳巧文嗎,以及那位對她暴走的《無綫電視》(TVB)攝影師(註)
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於香港傳遞期間,除橙色運動外,陳巧文亦聯同數名港大同學於現場舉起代表西藏獨立建國的雪山獅子旗,引來傳媒採訪,期間《無綫電視》(TVB)一名攝影師突然情緒激動,大聲向陳巧文提出質問:「你究竟係唔係中國人嚟㗎?你邊度鄉下㗎?」(你究竟是否中國人?⋯⋯你家鄉在哪?),令陳巧文廣受社會認識,並持續活躍於香港社運;直至2010年5月,逐漸淡出,漸離開公眾視線。
?徐承恩坦言當年香港的「愛國情懷」,是敲響他「民族意識」的警鐘。 「原來主流版本嘅愛國主義係唔可以聽到異見聲音,係唔容許有自我批評。(註)
華語翻譯:原來主流版本的愛國主義是不能聽到異見聲音,是不容許自我批評。
」徐承恩自此亦醒覺,中國版本的愛國主義,原來從不接受真正愛國的聲音,即使當時如支聯會的論述只是少數。
「中國嘅愛國主義係反民主,愛國就會係帝國主義嘅一份子。嗰種愛國主義同外國係難以相比,佢哋係好難去接受普世價值。」(中國的愛國主義是反民主,愛國就會是帝國主義的一份子。那種愛國主義和外國的愛國主義是難以相提並論的,他們很難接受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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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日,香港影星劉德華手持北京奧運聖火,經過街道邊揮舞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旗的民眾。(攝影/AP Photo/Melanie Ko)
2008年5月2日,香港影星劉德華手持北京奧運聖火,經過街道邊揮舞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旗的民眾。(攝影/AP Photo/Melanie Ko)

獨立的思想於是萌芽,到2010年變得愈發清晰。當年正值香港政制改革擾攘之時,民主派提出由五區立法會議員辭職,變相發起「五區公投」,但在建制派不參與和民主黨杯葛下,公投投票率慘淡收場,其後民主黨更進入中聯辦「密室談判」,中聯辦亦對民主黨杯葛公投行為讚譽有加,由此泛民主派開始廣而失信於民。在公投過後的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徐承恩感覺「中國入侵香港」的訊息充斥處處,直言當時中國的動員能力可以滲透每一個街里、其作風亦帶有侵略性,「支持過公投既候選人一開始拉票,就有即刻有更多人圍住,不停用不堪入耳既說話『唱衰』佢」,「中國係會不惜一切令香港無自由民主。」

徐承恩也坦言,自己亦曾有過「大中華膠」的歲月,「細個鍾意睇軍事(註)
華語翻譯:小時候喜歡看軍事。
」,直到1990年代經濟開放,縱然感受過六四的震撼,徐依然對中國抱有希望,「市場化之下咁快變咗做世界兩大經濟體,覺得好有希望,比歷史科教過既近代中國犀利好多(註)
華語翻譯:市場化之下這麼快變做世界兩大經濟體,覺得很有希望,比歷史科教過的近代中國厲害多了。
」,又「似乎可以響20年內追到歐美既發展水平(註)
華語翻譯:似乎可以在20年內追到歐美的發展水準。
」,活生生是「民主回歸中國」論述既視感:經濟先行,民主後到。

經濟發展本應為人民福祉,但落入極權的思維,就成為國家武器的存在。「意識到要保有自由民主,就一定要獨立。」多年來徐承恩直以「建國派」自居。建國、獨立近年成為不少香港「本土派」的最終指向,惟在真正「獨立建國」的終極光譜前,或才尚能留下其他相近理念的餘地,國際上亦不乏例子;就如訪問身處的時空地台灣一樣,確實「獨立建國」一詞,在國際政治角力場是何其敏感,或者自治也是一種出路?徐認為重要的是實質內容,「有權利去管理自己事務⋯⋯主權在民,最終權力要指向民眾。」而在邁向終極目標前,徐直指眼前首要之務,是香港人能意識到自己為獨立社群

研究香港,就該問對香港有意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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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民眾手持「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標語上街。當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正起。(攝影/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Mitsuru Tamura)
2014年6月1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民眾手持「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標語上街。當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正起。(攝影/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Mitsuru Tamura)

於是徐承恩撰史,便以「本土觀點」撰寫香港的「本土歷史」,務求以「本土視角」確立香港長久以來是「獨立社群」的觀點。有讀過徐筆下幾部作品者,都會知道徐並非出身歷史,甚至文科也是半途出家,由醫轉史。

徐承恩鐵然不會是學院派,若從一般的歷史學術研究而言,「民族意識」是可避則免的一環,尤其在涉及價值取向的「史觀」上。故不單類似的史作難覓,若將範圍再收窄至當代歷史,以建構、定基民族主義而生的學術研究更是放眼寥寥。雖然回頭一想,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中,那一本本寫著「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就是中國人」的教科書,又豈不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建構?過去徐承恩所撰的歷史,如《香港,鬱躁的家邦》是從民間角度修史、以建構民族為出發,甚至所關注的範疇是大局中的大局,放在當代研究的框架內就更是少有。畢竟當代人們重視記載,也就歷史留下太多紀錄,於是所有的資訊遍山遍野。若是從事特定題目的研究,史料的篩選會被視為抽絲剝繭,然而像民族建構的大論述,一旦無可避免地要在史事中取捨,那份和歷史「客觀性」違和的「主觀性」就會無比顯然。

但徐承恩對此不以為然,他指出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在《何謂歷史》中,曾以「凱撒過盧比孔河」為例,指出歷史並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觀,「寫凱撒史嘅會關心佢帶兵過咗條河,為羅馬既共和制度帶來沒頂之災,但經濟史同社會史會就只會關心一般人點樣過河,比如會帶甚麼物產去買賣之類。(註)
華語翻譯:寫凱撒史的會關心他帶兵過了這條河,為羅馬共和制度帶來沒頂之災,但經濟史和社會史就只會關心一般人怎麼過河,比如會帶什麼物產去買賣之類。
同樣的一條河在不同範疇的歷史觀中,會有屬於他的不同重視,歷史必然附有編撰者的觀點和角度,隨著修史出現一定取捨時,撰史者所重視的問題將成為先決,「最終出嚟一定有嘢唔重要(註)
華語翻譯:最終出來一定有東西不重要。
」,而這個重視什麼的問題出現,本來就是一種主觀。
徐承恩認為,當學術介入社會時,重點是要如何貼緊社會,而非離地保持客觀,「研究香港,就要問對香港有意義嘅問題,就一定企咗位(註)
華語翻譯:研究香港,就要問對香港有意義的問題,就一定站了位。
」。他相信自己的定位,「並唔係以上帝的視野鳥瞰全局」,反倒像一位打官司的大律師,「香港就係我既委託人,而我要做既係要有理有據,盡可能為委託人既利益辯護。」
徐承恩認為香港史的討論,有點像審理《國安法》的法庭,「那些『中立客觀』既所謂『歷史學家』,其實都是係『控方』的人,你認為劉智鵬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現任立法會議員。曾在《香港國安法》案件中作為控方專家證人,作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光復」二字有顛覆政府和鼓吹獨立的意圖,但被辯方發現早年亦曾出席「光復元朗」的遊行集會
之流既學術有幾『客觀』?」辯護律師的陳詞當然不可能是事實的全部,「但你不出來幫香港辯護,好大部分既歷史真相就會被『控方』抹得一乾二淨,到時仲會有『事實的全部』可言嗎?」

就如中國二十四史中除《史記》以外,都是勝利者編寫的故事。「正統」的歷史,豈會容讓失敗者有發言的空間。但徐認為近代史學的任務,就是要跳出「正史大體可信」的迷思──嘗試在歷史的沉默中,聽到執拗的低鳴。

你的「本土」不等於我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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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1日,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投票日,大批香港民眾排隊進行投票。3個多月後,香港警方以《香港國安法》拘捕參與民主派初選共53人,其後47人被起訴。(攝影/NurPhoto via AFP/Yat Kai Yeung)
2020年7月11日,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投票日,大批香港民眾排隊進行投票。3個多月後,香港警方以《香港國安法》拘捕參與民主派初選共53人,其後47人被起訴。(攝影/NurPhoto via AFP/Yat Kai Yeung)

2020年開始的後國安法時代,首先迎來的是一場「世代更迭」。浩浩蕩蕩一場民主派初選,在本土派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後,不少本土派中人直呼「本土派已不存在」,因為初選過後「本土已成主流」。徐承恩也同意「派」只是政治的異我之分,當本土主流到成為香港人的廣泛認同時,「本土派」的標籤自然完成歷史任務。

「本土派」已死,但本土的時代正和後國安法時代平行,抹去前塵上路,而被抹去的前塵,困在時代洪流中的,在徐承恩的筆下,就是《未竟的快樂時代》。這個時代有過不同稱謂:戰後嬰兒潮、大中華膠、民主回歸中國,甚至包括一個今日已從質轉變的名詞──「本土」。

對於本土的定義,可以劃分得無比概括。對不少學者而言,在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一路走來時,這一代人壟斷香港「民主派」聲音將近半個世紀,多次在香港的左右徬徨路口上掌有決定性的持分:中英談判、八九民運、爭取雙普選,他們因生於斯長於斯,一直被視為香港政治上的本土,甚至代表香港時空下的主流民意。

卻這些老一輩的「所作所為」,或是後來被形容的「不作為」,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激發當代本土思潮迭起的因素之一,在徐承恩過去著作中,不難讀到類似的脈絡。隨著時轉世移,曾經的主流民意不再受到認可,過去的「本土」不再被認為承載本土的價值,多少一路走來的決定,亦開始被當代的新本土重新檢視:爭取民主回歸、中聯辦密室談判、梁耀忠主動放棄主席。今日提起這段「抗爭」前輩、當初民主先驅的前塵舊路,有人會直冠「民主倒頭車」的罵名,但亦有人會理解是時代成長背景的使然,雖然即使「明白了」,卻「體諒不了」。

徐承恩認為,過去一輩會在理念上靠近中國,認為「中國好,香港好」,抱有「民主回歸中國」為主軸的思想,很大程度與成長的時空密不可分。為了寫《未竟的快樂時代》一書,研究回歸世代為何會有如此認同,徐承恩笑言自己是「理科人踩過界睇文學嘢、文化嘢(註)
華語翻譯:理科人踩過界看文學和文化的東西。
」,「過程痛苦」地翻過大量文化書籍和資料,「搵番佢哋讀咩書睇咩課程(註)
華語翻譯:找回他們讀什麼書看什麼課程。
」,直指問題出於文化和教育

研究民主回歸世代的社會運動,不難發現和台灣的連接點,縱使背後的出發點可能大相逕庭,但在一定的時空中,曾平行於「保釣運動」之中。兩地發起相同的「愛國運動」,在相互交流後,兩地在自我認同上卻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終究兩地人的文化和教育不同。

徐承恩認為,在闡述台灣本土歷史時,台灣本土文學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白色恐怖時代唔講得政治,咁就一邊寫小說、一邊發掘台灣文學史,形勢稍為放鬆,就可以用『鄉土文化』抵抗中國國民黨既大中華洗腦教育(註)
華語翻譯:白色恐怖時代講不得政治,那就一邊寫小說、一邊發掘台灣文學史,形勢稍為放鬆,就可以用「鄉土文化」抵抗中國國民黨的大中華洗腦教育。
」,而「啱啱我出世果年(註)
華語翻譯:我剛剛出世那年。
」的「鄉土文學論戰」正是日後台灣本土政治發展的開端。
相反香港嬰兒潮世代一代,學校都在教錢穆《國史大綱》那套、課外閱讀則是南來文人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早期真係屬於本土嘅文化都係得舒巷城,再後一代先有也斯西西呢啲(註)
華語翻譯:早期真屬於本土文化的舒巷城,再後一代的也斯、西西這些。
」,受的教育恰好是大量中國文人南來教育的年代,於是那套「中華道統」的思想,便隨著課程和課外讀物,深深影響、或說禍根於香港民主進程。
期待香港或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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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9日,時任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一面因缺乏香港社會公眾諮詢而受批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院廣告前,進行抗議天安門事件的活動。何俊仁在80年代初期投身政治,支持香港回歸祖國、實行港人民主治港;2020年後,多次與其他民主派人士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以「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煽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遭判刑或起訴。(攝影/AFP/Isaac Lawrence)
2017年1月9日,時任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一面因缺乏香港社會公眾諮詢而受批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院廣告前,進行抗議天安門事件的活動。何俊仁在80年代初期投身政治,支持香港回歸祖國、實行港人民主治港;2020年後,多次與其他民主派人士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以「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煽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遭判刑或起訴。(攝影/AFP/Isaac Lawrence)
民主回歸世代盡情歡樂過,毫無代價唱著他們的歌後,如今時間夠了。替上一代「蓋棺」後,徐承恩坦言對下一代其實無法預料,「都唔可以講得咁實(註)
華語翻譯:也不能說得那麼確實。
」,尤其當社會一片肅殺,前景頓如迷霧,「雖然希望年輕人會長期抗爭,但話唔定佢地之後會集體轉向呢?其實歷史好多迷茫位。(註)
華語翻譯:雖然希望年輕人會長期抗爭,但說不定他們之後會集體轉向呢?其實歷史很多迷茫。
我對年輕一代有信心嘅,但唔會講死。」他認為今下的香港一代,後八九世代
《未竟的快樂時代》中作者對「後八九世代」的定義為(P.58):
在1991年及之後出生的九〇後,剛好未能親眼目睹1989年的各種大事──包括中國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以及中歐和東歐共產體系的崩潰──為此筆者會把當中的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參與者通稱為後八九世代。這個全新的政治世代無法認同中國國族主義,其情感結構與民主回歸世代南轅北轍。民主回歸世代因為自身的世代堅持,無法認同後八九世代對民主運動的主張,從而使民主運動內部出現世代衝突。
應該要有一份堅持,令2019年的種種不只是徒勞,故保存一路走來的歷史,理解過程的轉變,剝繭當中的文化,時刻借古鑑今便十分重要。
文化能對一代人產生影響,然後文化就能蝴蝶效應地影響幾代人,但文化要有影響,首先要存在,「無理由搏拉講港獨,咪退幾步講文化,或者香港會有自己既『本土文化論戰』呢!(註)
華語翻譯:沒有道理光講港獨,不退幾步講文化,或許香港會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論戰」呢!
」靜待一個歷史時機,笑言正是因為希望促成「建國」的終極光譜,才會編史寫書,才會樂此不疲。

時間夠了,《未竟的快樂時代》後,下個時代的歷史,正由我們執筆。

【後記】

訪問下筆前,曾探問好幾知友,當中亦有歷史系學院派者,才得出文中對於歷史紀錄手法之斟酌。對於徐承恩的「立場先導」述史,從民族意識而出,主觀立場,角度既定,固然難免評價兩極。但其中有一見解,深感值得註腳:從大局角度而觀,眼前大部分史述,尤其最具影響性的教科書都建基在中國民族主義,實在無法批判徐承恩的做法,甚至從政治立場而言,徐的做法是抗衡極權官方論述的一種,是香港民族抗爭的一種,因此對徐的歷史記述之檢視,應當抽離於學術角度。

所以《未竟的快樂時代》所記載的歷史是重要的,重要的從不是走在主旋律上,而是走在主旋律旁。音樂首先會進入耳海的是吉他的主旋律,但背後靈魂,不可或缺,甚至會帶偏主旋律的,是不易察覺的低音吉他。有這段低音,才顯得主旋律的音色是細膩或粗糙;有了這段低音,後世更能細聽香港這段歷史的全曲,細味主旋律下醜陋的音色,細看香港的民主路,民族搏成中,是多少次被裹足不前。

文中雖說香港已經沒有本土派,但若要深究起來,大中華膠依然存在,只是比重之多少而已,畢竟根植幾十年的思想難移,否則2019年亦不會被稱之為覺醒,而這些人又多少視自身信念為其人生座右,一直只沉迷於「信自己的真理」。

情況其實並不限於政治,亦見於法治,香港依然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法治未死,目前依然有法可依,有一論點是因仍有辯論的空間。但在國安法下多少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的匪夷所思時,如:當日「羊村」煽動案明明說著管有刊物不犯法,今日已經有「管有煽動刊物」的據報,還是還否見仁見智。卻也似乎說明一點,那種政治的覺醒,大概超生於政治空間的完全殆盡。

香港政治空間的終結,伴隨是那場正在審訊的初選案。但這場歷史審判的背後,也更諷刺地彰顯了這未竟的快樂時代,是如何苟且偷生的──看看誰參選了卻仍能倖免。而在其他相對不受國際注視的審判中,一個又一個被囹圄的名字,曾經是多麼耳熟能詳,在街頭,在議會,在籌款箱前,今日他們又如何被抹煞得再被容不下。

應是屬於這個世代的結局,其實沒有如實地上演。真正屬於他們的政治結局,應是,也實際是被香港的人民唾棄,黯然離場,在最後的一場初選之中。大半個世代最終經歷牢獄,是不幸,但又當他們在蹉跎民主的歲月,一次又一次,在罄竹難書和同流合汙中,仍顯得是以同一場政治的壓迫收結,來惹人心生同情,不再計較,說穿了是一種變質上的不公。

未竟的快樂時代,時間夠了,時針沒出錯,他們盡情歡樂過,代價卻又幾代人來承受。

※本文由左岸文化提供。

《未竟的快樂時代: 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 徐承恩著,左岸文化
《未竟的快樂時代: 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徐承恩著,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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