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掌握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民意變遷

民調反映的港獨、攬炒、移民趨勢——專訪香港中大教授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Francis Lee)。(攝影/劉貳龍)

過去3個月,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規模、密集度、強度,已寫下當代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章。過程中,有一群來自傳播和政治學的民調專家,在無大台、流動如水的運動現場裡進行了19次的民調,而且還在繼續。他們如何克服調查過程、如何與運動產生對話?透過專訪李立峯,我們得以了解一個既熟悉又陌生,而正在蛻變的香港。

Francis Lee曾經上到法庭當證人,為2014年因佔領中環被起訴的佔中三子
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
提供專家證詞(註)
說明85.3%的受訪者是為了「爭取無篩選的選舉」(真普選)站出來,僅有6.5%受訪者認為「響應並支持佔中三子」。
,這是全球少見由民調專家上庭作證的例子。如果要掌握香港民意變遷的歷程,Francis Lee,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絕對是數一數二的代表人物。

在前所未見的“be water”社會運動策略下,李立峯和他的團隊夥伴於運動現場已做了19次的民調,適時與進行中的運動產生微妙的對話。他們跟著運動的強度與頻率,不斷變化民調進行的方式,李立峯說,「這幾乎是每星期一單位的循環,是非常多元複雜,在2014年佔中時期也不曾有過。」

我們特別專訪李立峯,他從2003年開始長期關注港人意識:究竟香港人的認同有什麼劇烈變化?「天然港獨」在香港是否成立?為什麼反修例的運動者會有玉石俱焚、粵語裡稱之為「攬炒」的心情,甚至有人已抱著「解放軍來了也要堅持運動」的心理準備?這背後的想法究竟是什麼?每週一個新循環的運動又如何自我再造和修正?

以下是《報導者》採訪團隊與李立峯在香港中大新亞書院辦公室的訪談: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2008年後香港人的香港認同持續上升,2019上半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口達到回歸後的最高峰,首次突破5成;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創下歷史新低(10.8%),其他35.8%則是「混合身分」的認同。能否談談這個變化?

李立峯(以下簡稱李):九七回歸之後,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基本是上升的。那個上升是因為在回歸頭十年,香港跟中國大陸的衝突不很明顯,大規模經濟社會的融合還未出現,沒有那麼多旅客、留學生、資金跑到香港。

從政治上來講,中國政府在回歸早期的5、6年裡面,除了決定誰當特首或一兩件最重要的事情之外,基本上香港人在其他的政策上不會看到中央、中聯辦的角色。你不會覺得有所謂的「西環治港
中國在港代表機構「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位於西環,「西環治港」是香港人意指中央干預香港政治,破壞一國兩制的象徵。香港特區政府總部位於中環東邊的金鐘,行政、立法、司法主要機構均設於此,是香港政治中心。(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

大概是2003年開始,中央或者說中聯辦開始對香港社會跟政治有較多的介入。因為七一遊行國安法的爭議,中國大陸覺得香港表面上已經回歸,但人心沒有回歸,所以需要開始做多一點工作。介入是一步一步的,在2008年後,上述的社會經濟融合出現,政策開始時不會有問題,但發展到一個階段,就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

當一個社會出現問題、開始影響人的認同時,對年輕人會影響特別厲害。因為一個成年人,像我這個年齡層,你說2008、2009年發生什麼事,我都已經年過30,一個人已經過了30歲、40歲、50歲,你的身分認同基本上是穩定的,沒有那麼容易被現況影響。但對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講,他一方面才剛剛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但同時呢,他沒有背景,他對社會的理解基本上是一張白紙,對他的身分認同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變化

一國兩制政治現實下,表態港獨並未大增

:在台灣有一種說法叫做「天然獨」,有些台灣朋友會想像香港也開始有「天然港(獨)」?這兩個概念是否相似,又或截然不同?

:我覺得很難說他們是不是「天然港」,我想就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很多人在討論香港的時候都會講到一點,其實是有一點弔詭的,一個今年18歲,剛剛入大學的大學生,其實他們一出生就已經建制回歸,沒有經歷過殖民地,沒有經歷過香港1980、1990年代的黃金時代。所以我覺得這個「天然獨」、「天然港」的講法,放在香港的脈絡,可能會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們生下來,香港就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一群人,你說有什麼香港天然的話,天然就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生出來就已經是特區啊,但這群人反而對中國大陸非常反感。即使是一個在1993、1994年出生,回歸的時候你才2歲、3歲、4歲,對過去英國殖民地不會有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當時的個人回憶。那如果我們把1993、1994年作為一個斷點的話,代表現在25歲左右的香港人,基本上都沒有經歷過殖民地,但他們對中國反感卻是最強的;他們的所謂身分認同,最強的就是香港人。我們在香港很少會用「天然港」的講法。

:2014下半年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沒信心的比重首次過半;而我們採訪過程當中不少受訪年輕人說,支持港獨的比例在過去幾年間上揚。港獨的民意有沒有被持續研究和追蹤過?為什麼?

:港獨這個東西,我們在2016、2017年做過一些民意調查,當時就直接問,「你支不支持港獨?」2016年所有香港人裡支持港獨的比例大概17%,2017年大概11%,降了6個百分點。但這數字其實只是一種起伏而已。

當時我們的問法大致是這樣,「未來到2047年(50年不變就是2047),那時候要講香港怎麼走下去,你支持『維持一國兩制』的比例有多少?支持『中國直接管治』的比例有多少?支持『獨立』的比例有多少?」結果支持一國兩制的還是有7成左右,支持港獨的是1成多。

香港人對204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之看法
所以你從民調發現有兩點:第一點,很難說港獨是不是一個很強的比例,因為就算1成,並不是很多,而且也不見得有一個很明顯地往上走的趨向。當然不是完全因為大家覺得一國兩制一定比港獨好,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清楚在目前的政治現實底下,基本上,港獨不可能(註)
在李立峯團隊所做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中,可看出此次示威者的政治光譜廣闊。「溫和民主派」是運動裡的中堅力量,其次是廣義的「本土派」。

反送中衝突劇,但意識形態並不激進

:你們從6月初到8月底持續做了19次民調,可否分析一下這場運動跟獨立之間的關聯?

:8月中的時候,我們增加了一題,問大家同不同意一句話:「如果這一起運動成功的話,一國兩制還是有可能的。」結果6成多的示威者是同意這句話,這代表什麼?

對我們來講,就代表這次運動在經歷過一個很強的、明顯的radicalization process(激進化的過程),但激進化主要是在抗爭的手段上體現,從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到一些有武力的抗爭,再到最近幾週開始會有火啊,那些東西。但其實在意識形態上面,不算非常激進。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不激進。第一,在香港,光復兩字不是一個新的用詞,2012年就已經用了,光復上水光復元朗啊,一直在用,光復本來就跟獨立不必然相關,但是革命這種用詞只是一個很普遍理解的詞彙,不一定是那一種主權底下的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一個口號,當然有一種「修辭」上面激進化的表現,但是不是真的有人提港獨?其實不是。

如果你去遊行現場的話,其實從6月到7月初,到現在,每一區的遊行現場,你當然可以看到有人舉那些香港獨立的旗,當然會有,但很少數,而且一直以來沒有發展到真的整個運動開始愈來愈多人講。港獨這個sentiment(情緒),可以說它一直在底下,但是沒有發展出來。

民調回應率高,如何克服流水式現場?

:進到這次複雜又多變的運動,你們不到3個月做了19次的民調。你和團隊(註)
此團隊成員除了李立峯,還有嶺南大學政治學系袁瑋熙博士、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鄧鍵一博士和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鄭煒博士。 《「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研究和支援工作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統籌進行。
怎麼判斷何時要進入?又怎麼克服現場?

:決定進入是得閱讀整個社會的氣氛。什麼意思呢?對我來講,連平時不應該講政治的人都在談,看娛樂版也開始講的時候,當明星和跨界的人都發表意見,就知道不是小事,就得進入。

回到今年也是一樣,6月9號之前一週,就有六四的30週年,它整個氣氛讓你感覺到,好像會真的很厲害的一種氣氛變化。我們6月9日開始做民調,一開始是用QR code,但因為現場人太多,網路完全塞了,做不了,效率低。所以後來做的時候,我們會有QR code跟紙本一起。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說,我們在現場派傳單,像8月31日警察是對遊行發了反對通知書了,所以基本上是非法的,也代表我們在那天之前,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肯定那天會出現什麼狀況,和不和平,連遊行者會走什麼路線都不知道。

:怎麼在流水式、be water的運動裡做現場民調?

:對,其實我第一次用派傳單,是727元朗遊行,元朗那一次就是,因為721那個元朗黑社會的攻擊。警察發了反對通知書,技術上來說遊行是非法的,另外也有傳言說繼續會有黑社會出來搞事,所以那一天首先我們判斷,根據我們自己的理解,以及看看你的朋友圈、Facebook、不同圈子裡,知道那一天人不會少,所以要去做。但是始終你不知道去了之後會怎麼樣,是停在一個地方集會?還是真的會走馬路?

所以那一天我們只找了3位訪員,第一就是比較成熟的訪員,第二就是之前問清楚,你們本身就要去現場嗎?如果本身就要去了,ok,那就可以幫我們,不是純粹幫我們而去,反正都會去的話,當然就可以幫手。他們去發傳單是什麼概念?紙張下面也是QR code,等於讓遊行者回去寫。

:流水式運動的現場民調回收率高嗎?

:香港做現場調查,不論是七一遊行、做六四、做雨傘運動,跟外國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我們的回應率(response rate)非常高。在美國、歐洲我們看那些社會運動的文獻裡,回應率平均就是40%左右。在香港包括七一遊行、六四遊行,我們做的民調可以有90%的回應率。

:香港的民調回應率這麼高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香港的遊行基本上是和平的,沒什麼風險,哪怕是雨傘運動。傘運我們不是在放催淚彈那一天去做,我們去做的時候是催淚彈之後過了一週,開始穩定下來,所以哪怕是傘運,基本上是很和平的。然後,在傘運時,我也跟很多朋友開玩笑,反正示威者也沒太多其他事情做,所以你讓他幫點忙,10分鐘、15分鐘他完全不介意。

而且香港人參與遊行很強調自發參與,他就是代表自己,所以你去要求他填問卷,基本上是邀請他表達individual voice(個人想法)。這跟我們在這一次7月20日建制派「守護香港」集會做民調的結果很不一樣,那一場我們的回應率大概只有40%,建制派的集會可能是被同鄉會動員的。

:這次運動後期開始會擔心白色恐怖,民調上在訪問時有沒有別的挑戰?

:這次運動有一個特點就是說,哪怕回到6月9日6月12日,一開始的時候,那些年輕人他們去示威現場就已經戴著口罩,覺得不太安全,自我保護意識很強。所以出現6、7月時候,訪問員在現場派問卷,有些示威者懷疑是不是真的,他懷疑你是不是警察在假扮訪問員去蒐集資料。

:那怎麼克服?

:那個很有趣。6月16日隔天我們在現場做調查的時候,就有很多人開始問,甚至跑到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LIHKG)上面提出懷疑,大家在上頭問說,現場有在蒐集資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向網友發出warning(警示)。當時我們在連登上看見對這個民調的質疑,還在想說怎麼辦?結果,我們還沒想到方法,已經有人幫我們澄清。有人那天打到我們的辦公室詢問,這是不是真的中文大學新聞學院的民調研究?結果他們再把問到的結果分享出來,因為當時我們也寫了不少文章,就愈來愈多人知道我們在做民調,現在不會再有那種問題。

:這一次民調還是有它很特殊的歷史性的意義,因為極密集地進行調查,過程中怎麼判斷是否要做下去?

:對,一開始我只是想做6月9號而已,你怎麼可能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情?但之後,夥伴們開始問我22號做不做?幾號做不做?結果一路做到7月1號,我記得那時已做了第7次,我們開會的結論是,如果未來遊行還有幾萬人、十萬人參加,我們就做;但其實當時雖然這樣說,我卻以為是不需要再做的,因為在7月初我們以為之後那些分區遊行不會有太多人參加。

最失敗的那一次,就是707的尖沙咀遊行,我們是沒有做的。我們原本預判人不會多,但那一天肯定有六位數字,至少十幾萬,我15點15分去尖沙咀,就在WhatsApp上跟夥伴說,我們輸了,我們錯了,我們錯過了這一天。

當然這裡一半是資源的問題,我們很難真的每一次都做,有時也要看我們對每一次遊行人數的判斷,以及安全的考量。但我們現在會繼續做下去,因為運動下去就做下去,已經做到一個地步,不可能在這裡停。資源問題到最後,總有辦法。到8月底已做了19次了。

「每週一循環」的創新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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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港獨、攬炒、港人移民、香港中大、李立峯
香港反修例運動出現一種weekly cycle,而且官民每次招數都在變化。圖為8月31日香港市民自發上街的人潮。(攝影/陳朗熹)

這次民調有人說對運動產生影響,其實你看香港這次運動基本上是不停要去看、回、反思,然後想下一步怎麼走。因為從比如說,尤其7月開始,每一個週末都發生一些事情,而且每一個週末發生的事情,大家是很難去消化的,在香港都是沒見過的事情。

這次的運動從7月開始就好像有個weekly cycle,以一個星期作為一個單位的循環一樣。這什麼意思呢?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就會發生一些事情,然後產生很大的憤怒、產生很大的困惑;星期一、星期二用來去思考週末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大概到了星期二、星期三,就大家開始想通一點,冷靜一點,可以做一點事情;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又再來過。每一週的中間會有幾天,大家不停在思考,有討論、有呼聲、有批判,反正就是會有討論存在。

:在香港有過這樣的事嗎?

:過往沒有。你想想,像香港紀念六四主要就是一天,你唯一可比的就是雨傘運動,但傘運是一個長期的佔領,不會有那種循環,不會說我們佔了兩天,再回家討論幾天,它是一個長期的、不停的佔領,所以不會有我剛剛講的那種循環模式。而且傘運的行動模式是很單一的,基本上就是occupy,示威者沒有每個星期都在想還有哪一招。

其實你想想過去兩、三個月,真是一個非常多元的運動。5年前的傘運很簡單,就是持續的佔領,然後政府的回應也很簡單,除了頭一兩週有一種壓制的意味之外,大概10月中開始政府就什麼都不做,讓你慢慢自己散,讓你自己疲倦,對市民生活影響愈大,民意會開始反對那個運動,所以就很快運動就完結。

但你看現在這一次,那個多元和複雜,好像每週我出這一招,然後政府再出一招。本來包圍政府總部,後來包圍警署,當然他們會很小心不會跑去包圍解放軍。

但政府不妥協,運動者怎麼去持續下去?所以他們7月初又想出了分區遊行。分區遊行有一個好處:香港有18個區,如果每一週去兩、三個區,你至少有6次,後來的確是這樣發展下去。但接著又發展去機場,一方面面向國際,一方面也知道去機場有遊客,警察應該不敢亂來,所以又發展了機場的做法。

所以你看到運動一直在innovate(創新),然後政府其實也不停地有對策,例如怎麼用禁令讓運動者不去機場,又有一段時間所謂打經濟牌,中間政府有用過不同的招數策略,包括透過港澳辦出來講有顏色革命的特徵,說有恐怖主義的苗頭。但你其實現在回去看,他其實是在試不同的招數。

連登、Telegram社群,放大同溫層

:運動裡的「無大台」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嗎?

:「無大台」對我們做學術研究來說,是leaderless movement(沒有領導人的運動),或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沒有組織的組織)。這在過去10年學術討論了很多,例如佔領華爾街,並不是新的,但香港這次發揮到極致。

:怎麼理解連登或Telegram社群平台對這次運動的影響?

:如果用傘運來對比,那時也出現很多的小組。曾經有人爬上獅子山垂降大字報,他們不是佔中三子,不是名人,而是突然有個行動,或是在佔領區有人建流動學堂,8個、10個朋友,就一起做個事情。但傘運跟現在不一樣是什麼呢?第一,現在小組間的行動在這次運動更加協作整合,5年前他們之間是完全沒關聯的。

這次運動裡,你說連登、Telegram是平台,但背後有很多小組,小組自己做宣傳品或眾籌也好,表示背後也很多小組在做事情。跟5年前不同,現在有個大的社群平台,當小組想做一件事時,就會拿idea出來,先推回大的平台,一旦發現更多人支持,就會回到小組裡去發展。以小團體為基礎的行動(small group based action),最後能放回大平台讓更多人參與與判斷,這種整合協調是更有效的。

:這兩個平台跟Facebook、WhatsApp有什麼不同?

:5年前我們也有WhatsApp,也有高登,有Facebook,但連登跟高登不一樣,Telegram跟WhatsApp不一樣,WhatsApp開不了幾萬人的組,Telegram可以。連登跟高登和Facebook的不同是,後兩個做不了投票的效果,連登可以。連登還有個熱門版,一進去就看可以看到最熱門版的設計;你去Facebook,看不到這一刻在Facebook最熱門的是什麼,你只會看到自己朋友圈。連登的熱門榜不是你自己的同溫層,但你可以說它是個更大的同溫層。

攬炒背後是基於香港已死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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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港獨、攬炒、港人移民、香港中大、李立峯
反修例運動的街頭警民衝突愈越加劇烈,「攬炒」一詞愈發被提出討論。(攝影/陳朗熹)

:香港人過去被描繪是務實,但這次港人的持續和勇敢,顛覆不少人的想像,還出現了玉石俱焚的「攬炒」想法。可否談談這個概念的出現?

:看起來是。9月分運動裡談的比較多的字眼,攬炒,你想想攬炒這個講法其實在過去兩、三年已經存在,但一開始的講法不是攬抄,而是香港本土派講的「焦土政策」,焦土背後是個成本的效益跟現狀的判斷。

但現在談攬炒,是指有些人認為香港現在差到一個地步,大家甚至覺得解放軍出來也不怕。的確有些示威者現在會覺得解放軍可能紀律比警察好,當然很多人對解放軍的想像不一樣,不是六四開槍的那種想像,而是解放軍來了會戒嚴,會有軍隊巡邏,但至少有紀律不會像警察亂打人。我不是說我自己的判斷是這樣,但有不少人覺得軍隊來不會更差。

所以攬炒也好,焦土也好,都兼具一個對現狀的判斷,是覺得整個社會壞到一個程度,對港府所有的社會制度不信任的判斷。所以攬炒的計算是,如果運動不能成功,就等於香港已經死了。不論你戒嚴也好,出解放軍也好,等於香港已經死了,有人的確這麼想。在這樣的基礎上,對於某些運動支持者來說,那出現攬炒反而是運動的勝利。

:這樣想的人多嗎?

:我相信在運動支持者裡,攬炒的想法不在少數,很難說有幾成。這裡要說明的是,我們現在的調查也有個限制,我們在現場做調查限於那天出來的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運動支持者,很難說得準是百分之十幾還是多少。

攬炒這個想法3年前就有,而在過去兩個半月裡,發生很多事情會強化焦土與攬炒的想法。因為這個想法兼具一個判斷:香港現在等於完全死掉。過去兩個月,包括國泰航空行政總裁、董事局主席的辭職警力不受控制⋯⋯不停地加強攬炒這個想法。大家在想,如果香港這次運動無法使政府讓步,無法撤回條例、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運動支持者會覺得香港完全死掉。反正我都要死了,我就要讓你跟著一起死。

:有數字能說明攬炒想法的提高嗎?

:最近一兩次我們有問,其中一句大概是:「香港的情況已經很壞,你是否同意,出現什麼極端情況都不會比現在更壞?」我們的設計是,如果同意這句話表示你有攬炒的認知。

香港過去20年,從回歸到現在,你會發現有一些可能1990年代初期或中期,西方媒體或全世界對回歸後預期會發生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延遲了20年才發生。香港既有制度的破壞,現在是看得很清楚了。林鄭(月娥)現在出來,沒有人能幫她處理問題,就是因為回歸後十幾年,香港的制度一直被破壞。

其實6月底7月初,運動裡曾經出現一種聲音說「現在暫緩修例了,我們下一個戰場應該在香港11月的區議會議員選舉」。但現在,尤其年輕人會說:選舉有用嗎?能選嗎?因為從香港的監警會、廉政公署、立法會議員被除名、警察濫權⋯⋯在過去幾年間所有制度都被破壞了,他們什麼都不相信,不相信有另外一些路可走。

你在相對正常的社會裡,可能有其他正常的機制可以走,但過去幾年香港沒有了,運動支持者相信只有繼續下去,不然無法針對現在的制度解決問題。

所以示威者/運動者不介意跟你攬炒,但一方面他們也不是完全放棄希望。運動者的如意算盤是什麼呢?我覺得這次運動有個不同的特點,是示威者有很強面向國際的現象。他們希望中美貿易等國際議題,能讓中央在香港問題上讓步,看香港能否回到至少是2000~2010年的狀況,那算是相對樂觀的想法。不能說大家完全拋棄這個可能性,所以在這可能性之下,不能談港獨,不然就是逼中央跟你攬炒。

編按

雖然9月4日,林鄭已公開決定要撤銷修例,但在李立峯團隊所做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裡,受訪者表示,如果政府除了「暫緩」立法之外不再作任何讓步,約8成示威者認為應該繼續抗爭。當中有一半認為應把「行動升級」,另一半認為應「維持現有抗爭形式及規模」。「暫停運動」則明顯是不受歡迎的選擇。 ●調查報告連結請按此

移民「想法」有增加,實際行動待觀察

:這會使想移民的香港人人數增加?

:我相信過去兩、三年焦土與攬炒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年輕人,尤其是比較本土派。我覺得透過這場運動,攬炒的想法會擴散。這的確有使得愈來愈多人考慮要移民,我們6月中和8月初幫香港《明報》做民調,想移民的從25.4%走到30.8%。我覺得移民潮在往後一段時間有可能出現。

但在香港談移民也要考慮兩點。一,所謂移民是什麼意思?有很多香港人這一刻要離港,去外面住,他不一定要移民,因為香港有30萬的加拿大公民,那是一般移民的數字或民調數字可以反映出來的。對那些幾十萬人嚴格來說不是移民,而是「回到」加拿大、回到他有居留權的地方。

第二,我的感覺是現在的香港跟1980、1990年代的香港不一樣,當年加拿大移民的法令非常非常寬鬆,很容易騙加拿大政府,大家根本沒有住在那。那個年代我們有個名詞叫「太空人」:一家人移民,爸爸回到香港工作,飛來飛去。所以我的觀察是,我中產的朋友談移民,主要是最關注怎麼送自己的子女到外面。你回到1985年,40歲的人,怎麼會怕九七回歸?1997年那時都50幾歲了,還怕什麼?所以當年的中年人希望保障的是下一代,我想現在這一刻也是一樣。有些人是為了自己的下一代。至於年輕人要走的話就是牽涉到能力,有沒有能力移民。

至少移民想法的人有增加,只是半年、一年後,真的有多少人會移民很難講,但短時間有更多人會去找資料去判斷自己是否移民。

:目前少部分示威者行動的極端化,會不會影響一般人的看法?

:可能會有一點。但現在香港民意對運動的看法,不是很支持勇武派和年輕人的行為,但是大家看得出來政府更壞、警察更差,這是很總體的sentiment(情緒),大家說誰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喜歡看到破壞的場面,但一旦警察有離譜的舉動,政府又繼續沒回應,人民有覺得示威者不對之處,但更不對的是警察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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