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遊行的年輕抗爭者們
18歲就迎來「我城終局之戰」,香港少年少女的絕望與希望
6月9日反送中條例大遊行後遭警方逮捕的示威者(非文中當事人)。
6月9日反送中條例大遊行後遭警方逮捕的示威者(非文中當事人)。

在2天前的反送中遊行裡被港警圍堵的358人中,8成是年僅16至25歲的年輕人。此次遊行裡,冒著被囚禁的風險與警察對峙、用生命一搏的少年少女們,不少均是素人。當和平、理性、非暴力,再多人群聚集也動搖不了政府強壓的意志時,年輕的他們說出:「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歸於盡!」是什麼使他們如此決絕?

「反送中!反送中!」
6月10日凌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被大批年輕示威者佔領。面對遠處橫列數排、伺機而動的防暴警察,他們揮著臂,口號即使隔著口罩也喊得響亮。
告士打道東西行線共有6條行車道,是香港最繁忙的主要道路之一;時為半夜2點,車輛疏落,身穿黑衣、帶著口罩的青年從橫街跑出,站上告士打道,數人面向車輛駛來的方向雙手攤開,截住車輛去路,後方更多人隨即搬出路旁放著的鐵馬,迅速築起路障。
雙方按兵不動,前方數排示威者緊繃地盯著警員動向,但後面的示威者紛紛坐倒;從香港立法會大樓經海傍、到告士打道,他們一路築障,一路與警員對峙、被警員推擠驅趕至此,一夜下來,已經疲憊不堪。
不久,警員就再次展開圍捕。急就章築起的路障在防暴警察三扒兩撥之下,就被輕易拆除,持盾警員步步進逼,一擁而上將落單的示威者按倒在地,並揮棍驅趕上前欲拍攝拘捕情況的記者;走避不及的300多名示威者,被圍堵於告士打道旁的人行道。
香港警方最終拘捕19人,當中大部分為20歲上下者;而被圍堵的358人,則被搜查及抄錄個資(警方搜證後有機會將其正式拘捕),其中,超過8成的人年僅16至25歲,18歲以下者有24人。

從「和理非非」走向勇武派的抗爭者

「(抗爭)代價很大,身邊認識不少人都被捕、被起訴,監禁幾年以上,」22歲大學生阿正(化名)是被圍堵的358人之一,「但我們不會因此卻步,我做好了心理準備接受這樣的代價。」
「這一代年輕人實在積累了太多無力感,既然怎樣做都是無力、社會都會一直敗壞下去,倒不如豁出去。是以卵擊石,但有些事,一定要有人做。」
「(2014年)9月28日警察放催淚彈那次,我看著警察舉『速離否則開槍』旗,防暴隊舉著長槍指著我的頭。」當年只有中五(中學五年級)的阿正,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多次抗爭行動,在旺角的警民攻防之中被警棍打到頭破血流。
2014年,民眾為爭取普選(註)
香港《基本法》承諾香港將實行民主普選,但2014年北京人大頒佈決議,在選舉過程中加插「提名委員會」,讓親北京勢力得以「篩選」誰可以成為香港特首候選人,爭取無篩選普選的雨傘運動繼而爆發。
引爆「雨傘運動」,佔據了金鐘、旺角、銅鑼灣3個香港最繁忙的地段,留守共79日,卻爭取不到港府及北京的任何讓步。傘運無功而還的挫敗感,讓社會運動陷入低潮。
在傘運後期,部分示威者不甘「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港民間簡稱「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無法逼使當局回應,醞釀出更加激進的行動。面對警員的盾牌和警棍,他們開始主動對警員還擊,甚至向警員擲物;一開始是水樽,後來演變成磚頭。
泛民(香港泛民主派)和理非非了30年,有爭取到什麼嗎?」面對質疑,這是勇武抗爭者最常問的問題。

罪罰自旺角騷亂後加重,5、7年刑罰跑不掉

勇武派抗爭者的激進程度,到2016年2月的旺角騷亂中達至頂峰。2016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凌晨,青年為免除夕夜擺檔的熟食小販遭執法人員清場,與警方爆發衝突,演變成徹夜騷亂。示威者在旺角多處點火燒垃圾,並向警員擲磚、與防暴警埋身肉搏。
旺角街頭火光熊熊的畫面,震撼久已未見騷亂的香港社會。
港府對此亦毫不手軟,祭出港英殖民地時期設立的「暴動罪」,對40名示威者提控。暴動罪定義非常廣,被告即使沒有擲磚縱火,仍被處以極重刑罰。在騷亂中被捕的勇武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時任發言人梁天琦,因「以膠桶擲向警長及用腳襲擊警長,又用木製卡板打向警長的背部」等行為被判暴動罪成,入獄6年,同案另一被告盧建民則因「向警方防線投擲物品及從地上拾起泥沙襲擊警方」等行為判刑7年。
本民前另一時任發言人黃台仰,則與成員李東昇一同棄保流亡,今年(2019)5月獲得德國庇護,成為政治難民;同被控以暴動罪的18歲少女李倩怡則流亡台灣,目前去向不明。其他「暴動罪」案件被告,大部分均被判刑3年以上。
在旺角騷亂前,港府通常以刑罰較輕的「非法集結」、「襲警」等罪名起訴示威者,刑期以月計,但自旺角一案後,「勇武抗爭」的刑事風險大大提升,暴動罪與5、7年刑罰的陰影揮之不去;而主張和平抗爭的「佔領中環」領袖亦被判處一年以上的刑罰,也令香港社會對抗爭與改變更感無力。
沉寂一時的香港社會運動,因政府強行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而再起波瀾。
適逢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早前上映,港人均以「Endgame」形容香港當前的險境:雖然傘後5年,香港經歷過運動清場、議員參選資格及議席被褫奪、學術自由失守、抗爭者被判以重刑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但《逃犯條例》一旦修訂通過,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法律屏障便全告失守,僅餘的自由無法保障,任何政治運動都有被引渡至中國受不公平審訊的風險,「一國兩制」將正式淪亡。

凌晨立法會外的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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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衝擊香港立法會的示威民眾(非文中當事人)遭警方拖行逮捕。(攝影/AP Photo/Vincent Yu/達志影像)
6月9日衝擊香港立法會的示威民眾(非文中當事人)遭警方拖行逮捕。(攝影/AP Photo/Vincent Yu/達志影像)
6月9日,為抗議擬允許將港人引渡至中國的《逃犯條例》修訂,大批香港民眾上街遊行,主辦方稱參與人數多達103萬;然而遊行剛結束不久,港府就發聲明,不會擱置修法進程,法案將如期進行二讀,勢將在親中派把持的立法會通過。大批遊行後留駐立法會附近的示威者在凌晨零點發難,與警方爆發衝突。
「103萬人遊行,可以啟蒙不知政治為何物的千禧小孩,就像我還記得自己3、4歲時看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覺得50萬人上街很厲害,」阿正說,「但完事後大家就走,政府也不改立場,讓你上全世界頭條又怎樣?事態還是毫無寸進⋯⋯民陣(指「民間人權陣線」,堅持和平抗爭、主持遊行的組織)還說要包圍立法會要求對話,屌你老母,跟這個政權還有什麼好談的?」
在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區,戴著口罩的示威者作勢衝向立法會大門,警員則出動警棍、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向警員擲物、將拒馬推向警員,防暴警衝前,將走在最前的示威者壓倒,部分人遭警員抓住頭髮拖行。
水瓶、鐵枝與胡椒噴霧在空中亂飛,場面混亂,但示威者並無散去,轉移陣地,迅速佔領了立法會對面的龍和道。
這群示威者沒有明顯領導,僅靠現場應變、網絡論壇及即時通訊群組互通消息,但行動起來亂中有序,彼此間都相當清楚行動目標:與警員打遊擊戰,盡量佔據道路,但不與警員持續衝突,及時散開,以不被捕被首要。

年輕人拼一生前途,與政府以死相搏

18歲的大一學生小茜(化名),也是午夜行動的參與者之一,但因折返取物資而逃過圍堵。她坦言,參與這樣的行動是在賭,賭人數夠多,自己被捕的機會就很小,「的確是僥倖心態。」
小茜透露,不同大學生之間曾商討是否有人可以成為「咪手」(持擴音器向民眾喊話的人),帶頭號召民眾行動;但面對動輒以年計的刑期威脅,沒有人願意擔當這樣的角色。她認為當晚稍早、大批示威民眾尚未散去的時分,勇武派喪失佔據另一主要幹道夏愨道(即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地)的機會,就是因為無人帶頭。
「但我不會怪別人⋯⋯我自己也不會敢帶頭衝。」
小茜說,自己可以接受吃催淚彈、被打、受傷,但對於以年計的判刑,始終有點卻步,「家人供書教學這麼多年,如果我要去坐幾年的牢,很對不起他們。我有點逃避去想,如果真的被抓、被告上法庭會怎樣,只能去想自己應該不會,我面對不到⋯⋯但感性上,我還是很想堅持。」
自言身經百戰的阿正,最終被警方登記資料,隨時會再被捕,但他倒顯得坦然。他總記著一名大學師兄因為抗爭行動被告,判刑前夜對他坦誠自己很驚慌,但覺得不能退縮,「你要為你自己做過的事負責,不能夠有全身而退的僥倖心理。」
阿正一直牢記這句話,所以對當日一接到網上消息就戴口罩想赴前線的學弟學妹,他曾警告他們,要三思自己能否承擔後果。結果他成功勸走了5、6個新生,但自己則未能及時離場。
令他最難忘的,是一同被圍堵的示威者臉上的表情。「我預期的是一群勇武派做炮灰,反正我們不同於政治人物,是無光環的爛頭卒,」阿正回憶,自己當時環視身周,見到的都明顯是沒有經驗的「素人」,「他們很擔心,用手機不斷看被捕後會如何的資訊。」
「全部人都一臉愁容,但都是很清澈的臉孔⋯⋯我22歲,在他們當中已經算是大的那批。」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這些年輕人,拼一生的前途與政府以死相搏?」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告士打道行人路上一大群少年少女,年逾30的社運常客阿山(化名)是當中異數;雖不認同涉及武力的抗爭行為,但阿山沒有提早離開。
「在立法會時,我聽到有些年輕人說:終於等到這個機會出現啦!」阿山對少年少女們的衝勁印象深刻,「他們覺得有希望,覺得那一刻自己只要走出去,就會做到一些事。」
「(香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你怎會捨得一班十幾歲的年輕人自己去(面對)?」
雖不認同,但阿山對社會的批評聲音亦不以為然,「我不想批判年輕人衝動。問心,其他香港人又是否真的知道應該怎樣做?大家都不知道面對這個政權可以做什麼。」
懷著「幫得了就幫」的心態,阿山決定留在現場,雖然他深知自己其實沒有任何事可以幫到他們;最後,阿山只能陪著其他年輕人一起,被圍在告士打道的行人路。被圍堵數小時後,阿山終獲放行;警員抄錄阿山的資料後,還加上一句:「玩到咁夜,夠皮啦。(鬧到這麼晚了,滿足了吧)」
在警員眼中,這群賭上前途的年輕人衝馬路、搶鐵馬,徹夜與防暴周旋,不過是「沒玩夠」。強撐了整整一夜後,阿正回到家中,支持政府的父母一看到他,就斥責他是暴徒。「我立即收拾,回了宿舍,」他說:「他們不向我道歉,我就不回去了。」

「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歸於盡」

22歲的阿正即將畢業,他非常喜歡做本系的研究,本來的計畫是一路攻讀至博士,成為學者在大學任教;但綜觀香港各大院校近年針對異見教職員的態度,他知道曾經「搞事」的自己很難實現這個理想。
但他說,自己絕不會離開香港。
「回歸20年,港人不斷受政權打壓,自由不斷收窄,學生和有識之士想投身運動又被趕盡殺絕,這絕對是官逼民反;其他人說要移民,但錯的不是我們,為什麼要走的是我們?」
「回歸多年一路禮崩樂壞,普世價值一路消失,的確令人非常失望;但香港一日未變成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城市,我們就要為她奮鬥到最後一刻。」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移民。就算香港死撚咗,我都要同佢攬住一齊死。(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歸於盡)」
記者問今年才18歲的小茜,如果沒有這一切,她希望自己有怎樣的未來?答案出奇簡單:「我想生活在一個有民主自由的地方,簡簡單單地生活,能夠給點家用讓家人有好的生活,有時間去去工作假期,這樣就很幸福。」
雨傘運動爆發時小茜13歲,因為想支持當時的大學生而到金鐘留守。當年的學界風起雲湧,有多達萬人罷課;但到她成為大學生的現在,不少大學卻連學生會內閣也組不齊全。
小茜身邊的同學,正在過著她理想中的簡單生活:不問政治,「什麼也不想理」。她這才發現,自己只是同代人中的少數。數日前到與中國邊境接壤的地區派發反送中遊行的單張(指傳單),看到那些地區的小學、中學生不少都以普通話閒聊,驚覺記憶中的「香港」消失得比想像中快太多。
「100萬人上街,最後什麼都沒有發生,政府當晚11點就說不會理我們,大家第二天繼續上班上學⋯⋯見到社會這麼絕望,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香港,便想試一試、賭一賭⋯⋯其實不是理性的決定。」
政府堅持立法會將於明(12)日如期審議修訂《逃犯條例》,更多行動已一觸即發,小茜與阿正均表明,會再次走出來參與。「實際上是沒可能,但無論如何都要騙一下自己,1、2%的機會也是有機會,」小茜說。
少年少女想問的是:有生之年會見到民主、自由的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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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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