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民主，何來法治！

大家要看清楚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法治，是如何變成了內地「尋釁滋事式」的政治清算行為。

判決後英國民間團體「Hong Kong Watch」引述前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發言指出，當大部人認為特區政府的目標應該是團結整個社會，結果港府引用一條「不合時宜（anachronistic）」的普通法，以「報復性（vengeful）」手法，控告 2014 年佔領運動發起人，是「令人驚訝地引發爭議（appallingly divisive）」。

彭定康指出了雨傘運動至今5年以來特區政府的根本問題。當社會發生大規模的示威、騷亂之後，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需要尋求社會和解，平息紛爭。但香港兩任特首因為只向中共最高領導人負責，於是內地政治清算便主宰了律政司的決定。

檢控官千方百計挖空心思，用「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妨擾行為來起訴，「雙重煽惑」成為此案的特點，這是本港首次引用此罪檢控。控方指各被告煽惑他人通過電話、社交媒體或其他方式，進一步煽惑其他人參與妨擾。結果法院判陳淑莊、邵家臻、鍾劍華、黃浩銘及張秀賢等5人「雙重煽惑」罪成。眾所週知，社交媒體在社運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這種人傳人稱為Viral（病毒）的傳播訊息方法，令示威集會壯大，而5位被告要為此負上刑責，這不就是內地「尋釁滋事」罪的翻版嗎？辯方開審前曾指控此罪違憲，是現時普通法中不存在的罪行，要求撤控。惟法官不同意而駁回申請。這判例直接令香港日後的示威遊行抗議活動，在另一個新出現的「管控工具」下進行，人人動輒得咎。

法官認同控方將「佔領中環」及「雨傘運動」混為一談，扭曲成為同一件事。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發起用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因為學生及警察的行動而「脫軌」，早就離開原本規劃。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佔領，警察封鎖集會地方，導致群眾迫出馬路，然後警察向群眾發射87枚催淚彈，由此激起市民義憤，四方八面湧到金鐘保衛學生，雨傘運動由此而起。這是我在現場親眼目睹的事情經過，也是有良知的香港人所目睹。

法院判他們罪成，就是告訴香港人當社會出現如此不公義的事情時，大家要無動於衷、袖手旁觀。有人認為既然搞公民抗命，就預料要負起刑責入獄，理論上是正確，但當9人所負上的刑責，是用過時的普通法來起訴，法院為何視而不見？

更令人憤怒是5年來，從來沒有一個特區政府官員，為引起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動盪負上政治責任！在雨傘運動中負主要責任的3人，包括特首梁振英、政制小組領導林鄭月娥及警務署長曾偉雄。曾偉雄在佔中案判決前夕獲得中共酬庸獎賞，宣布委任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亦獲香港「黨委書記」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接見。至於梁振英就更上層樓出任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級別，林鄭月娥則升了一級，由第二把手的政務司司長變了特首。

1966年及1967年香港曾發生嚴重社會騷亂及暴動，殖民地政府委任由大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公開聆訊並發表檢討報告書，交代事件來龍去脈，向公眾承認問題並作出改善。殖民地香港的良政善治，就是由勇於承擔政治責任及作出改變的英國殖民地官員，一步一步建立起來，亦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真正和解。

雨傘運動至今已經接近5年，我從未聽過一位官員公開表示歉意或願意檢討，在中共背後支配的對港強硬政策下，特區政府全力追殺運動的領導，一個又一個判他們下獄。5年來政府拘捕多達900人，其中200人被檢控，700人仍等候律政司大老爺發落，包括黎智英、李柱銘、梁家傑等。律政司一直未有明確表示檢控是否已告一段落，當今次法庭判決有了案例後，是否會出現更大規模政治清算呢？以今天香港政局之黑暗，實在大有可能。

中共不斷收緊香港自由空間，在中美貿易戰正酣之際，仍不惜代價，特首林鄭月娥借一宗港人台灣謀殺案，用公義作包裝提出《逃犯修訂條例》，拆除中港之間司法系統區隔，令內地政治黑手用法院引渡名義直接伸入香港，取代國安公安人員越境執法擄人回內地。而《逃犯修訂條例》之後，就輪到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以言入罪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登場。前特首董建華2002年底提出第23條立法，最後觸發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抗議，中共一直對此心存忌憚。

2019年將會是香港民眾抗爭至為關鍵的一年，此時此刻佔中案判決，對抗爭者是迎頭一盤冷水。判決嚴重削弱公民社會的自由，國際媒體如《路透社》認為今次是香港自由受壓期間的一次指標性裁決（landmark verdict）。究竟香港人會因判決收窄了自由空間，出現寒蟬效應，面對「惡法」來臨而人人退縮，還是激起憤怒，退無可退，奮起反抗？

戴耀廷在法庭最後陳詞說：「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希望香港、台灣、國際都能聽到我們這卑微而堅定的訴求，大家一起支持香港，面對更黑暗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