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希望香港成為這代人不需要移民離開的地方 

【2017年8月17日更新】 黃之鋒等人入獄,香港民主還有未來嗎?

這兩天是香港黑暗的一刻,因為香港出現首批政治犯。20歲的黃之鋒,其他兩位青年運動領袖周永康、羅冠聰,以及13位青年運動者都將因公民運動入監服刑。其中,黃之鋒被判囚6個月,羅冠聰被判囚8個月,周永康被判囚7個月,3人被押上囚車,即時收監。
3年前(2014年9月26日),當時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因發起罷課集會,衝入香港政府總部東邊的「公民廣場」,號召了百人佔領現場,開啟了79天
以926入公民廣場,是81天; 928警方釋放催淚彈開始,則是79天。
的雨傘運動。去年,他們因非法集會被判社會服務令(事實上他們都陸續完成社會服務令),但香港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要求高院加刑,改判3人監禁,於今天(2017年8月17日)下午宣判3人囚6至8個月,即時收監。
黃之鋒今天上午對《報導者》記者傳來訊息說:「下(明)年台灣見!」已做好入監的準備。這個判決已讓他們在未來5年內不能參與選舉。
不只3位年輕人即將入獄,3年前因香港新界東北區域開發計畫,當時有13位年輕示威者因該案圖利地產商、反對議會強權,衝撞香港立法會;兩年半前,青年們已被判處社會服務令(不少人也已完成),但律政司同樣申請加刑,在8月15日宣判入監,其中有12位青年被判入監13個月。
判決年輕運動者入監,特別是具有國際知名度的黃之鋒入獄,不只驚訝香港社會,也震驚國外媒體。《紐時》昨日發表的〈挑戰強權的三個年輕人〉(Three Young Voices Versus a Superpower) 評論指出,一旦他們成為香港首批入獄的政治犯,會是現代香港的分水嶺,也將會觸發中國進一步控制香港的警訊。
今年6月12日,《報導者》在香港主權移交20年之際,專訪黃之鋒。當時《報導者》問他,如果把時間拉長,希望30歲時能看到怎樣的香港?他說,希望10年後香港能有民主。再問:有可能嗎?他說,希望雨傘運動的精神擴散出去,那個精神是:怎麼樣在跌倒以後站起來走下去、然後再跌倒再走下去,這是他的信念。
如今他被判入監,而趨向一國一制的香港,還看到民主的日光嗎?
20歲的黃之鋒沒有放棄香港,他在判刑前一晚公開對香港市民說話:「當我們這一班要作監的年輕人都未放棄香港的時候,你們又何必放棄香港呢?我們仍會贏的,我們仍有機會逆轉勝的。」舞台下不少人為他們拭淚。
在宣判前的正午,黃之鋒在臉書上寫下給香港朋友的3點提醒:
1、請在我們被限制自由的時候,把我們在監獄裡的決心和意志,帶到反抗運動的各個場域裡。
2、比起重奪公民廣場案,所獲國際社會關注,大家更需要關心更多藉藉無名的抗爭者,這點不要忘記
3、懼怕被捕的朋友,不要在這個時候還嫌棄過去被稱為行禮如儀的遊行集會了,在社運寒冬行禮如儀還是有其作用,週日大家要去遊行!一地兩檢大家要擋著!
下年,當我們獲釋離開監獄的時候,給我們看到一群未放棄的香港人,還有一個充滿希望的香港,可以嗎?
想起兩個月前我們從台北到機場一路採訪黃之鋒,在機場出境前,他清朗的神情和口吻說:「我們會贏啊。我真的覺得我們最後會贏(贏到民主)啊……我們會追上你們(台灣)的!」
從14歲進入運動,一路前行至今,黃之鋒不曾放棄。

【原文開始】

5年前,黃之鋒還是個15歲的中學生,帶領學民思潮推動香港12萬人的街頭運動,那時,他說,「我們是把年輕人對社會的期盼,傳達到社會權貴和成年人的耳中」。
言猶在耳,黃之鋒20歲了,分析起世事,有著成人的老辣。
穿著平價Uniqlo西裝,這半年來,他跳脫學生、社運的框架,成為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的秘書長,他走到美國會見前議長、總統參選人,赴日本、台灣的大學或政黨裡演講,尋求外界對香港的關注,疾聲呼籲「香港自決」(
去年11月他在美國華盛頓演講「與黃之鋒論香港民主前途」,也會見美國前議長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黃之鋒去年11月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給香港自決權」聯名評論文章。
)。
「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對20歲的他與同世代的青年來說,不是身後或無法想像的未來,因為那一刻到來時,他們才要進入50歲上下的人生中年。
沒有退路,是這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的心情。
運動改變太多像黃之鋒這一輩1997年前後出生者的命運。他們青春、熱血,雨傘運動後,他們進入社會,卻飽受理想與生存之難。
「很多人因為運動的創傷或經濟的壓力離開,有些變成極端本土派,更有些人想做些什麼卻亳無政治空間!」出生小康、已有政治資產的黃之鋒說,比起很多人,他有較好的條件,也因此,即便政治活動不被鼓勵,他選擇走入政治。
在台北和他採訪時,他一心多用,回email、簡訊,邊吃飯,邊答題。回到香港的速度更緊張,一會兒接受國際媒體訪問,一會兒幫民眾申請失業救濟補助,一會兒又為辦公室昂貴的租金焦慮。他說:「要搬小一點的,因為太貴了, 2萬5港幣(約8萬多台幣),很貴的,我們要從九龍觀塘搬去新界荃灣。」
進退維谷,只有向前。
以下為黃之鋒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是1996年出生,15歲前後是我人生很大的劃分,在那之前我沒有想法,多數時間在上課或在玩遊戲機,但15歲成立了學民思潮,一年多後,就推動了12萬人上街反國教。
但香港第一次群眾動員是1989年的時候,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但3年前的雨傘運動是第一場真正屬於香港的抗爭運動,好像香港的黨外運動。而這個抗爭,也讓世界看到香港。

香港已被遺忘

很多人對香港不了解。例如美國東亞地區的政策,香港一定不是排名top 5,甚至不是top 10。在亞洲,它們最關心的應該是北韓問題啊、中亞問題、南海問題,然後是台灣主權問題,這都還沒排到香港,甚至我跟不少西方國家的人討論的時候,一些美國人甚至問我:香港是日本的一部分嗎?
他們的概念是,所有Far East Asia,都是很遠的東亞地區,是黃皮膚的,完結了。不少外國人對香港是沒有概念,他們以為香港像新加坡一樣,他們甚至不知道香港此刻是中國的一部份;或只知道Jacky Chen或是Bruce Lee,成龍或李小龍他們兩個,然後就不了解了。
他們的認識停留在很久以前,覺得香港就是金融中心、大樓很高、海港夜景很漂亮。但在這以外,到底香港的政治體制是怎麼樣走?當中國成為一個很大的議題,香港人怎樣去面對中國的壓迫與威脅?這對台灣、東亞或歐美國家,是可以參考的地方。
我在雨傘運動後上了美國《時代雜誌》封面,雖然不一定適應這個標誌,但我就在想,如何把這影響力貢獻香港的民主運動?其次是香港面對1997的「民主回歸」,當這回歸目前看來失敗,50年不變的承諾到臨前,2047我們怎麼處理第二次前途問題?第二次前途問題一定是國際問題,那我們怎麼樣可以開拓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空間。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城市,傳統民主派走中間路線,跟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了國際交往。美國國會有許多關注特定議題的黨團,例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台灣和幾個與香港互動較深的國家,應該有關注香港議題的立法院黨團(註)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今年1月在參議院提出《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動議,內容是支持香港民主和人權,但法案後來未通過。
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共18位立委,6月12日在台北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關注香港民主化。
若香港沒有民主,中國是不可能有民主。因為香港已經是整個中國最有機會民主的地方。
台灣過去面對中國的孤立主義或國際空間的打壓時,花了很多時間和國際連結,不管它們覺得台灣是不是國家,但台灣就是在國際社會有獨特的定位,這是很重要的方向。現在是回歸20年,(距離一國兩制50年不變)我們還有30年時間,30年以後香港的政治地位會怎麼樣,跟國際上我們有多少籌碼是有關係的。

年輕人處境

這幾年我在亞洲各國走了好多地方,但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我不會再去了,我也因黑名單進不去了。在東亞地區,我現在只能去日本、韓國跟台灣。
去年我跟新加坡一個NGO做了Skype,結果跟我做Skype的那台電腦現在還在警察局那邊。
我現在在香港也感覺不很安全,但我們這一代沒有本錢,沒有條件去移民。上一代的人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方法就是離開香港,因為他們有錢啊!但我們這一輩怎麼會有錢去離開香港呢?
在運動之後我看到很多年輕人的處境並不好,很多人在Starbucks 和McDonald’s打工;我是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我做政治運動沒有壓力,至少我不用把我部分的薪水分給我的爸爸媽媽,但如果我是在基層家庭,我根本沒有時間搞。
我們現在成立「香港眾志」,去年在港島選上一位議員羅冠聰,我現在是他辦事處地區服務處的幹事,我的薪水是一個月4,000港幣,在香港來說很少,就是1萬6千元台幣,簡單說我每個小時是50塊港幣。
這在其他國家應該是重要也專業的工作,但是香港不是這樣的,年輕人想從政根本沒有出路。在香港,我們沒有黨團,沒有政黨補助金給政黨去發展黨。香港的立委薪水是9萬港幣(約36萬台幣),加上21萬港幣的經費(約84萬台幣),去支持香港眾志辦事處的營運。
香港是不鼓勵政黨發展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制度上的問題。
從學民思潮到香港眾志,現在選擇走入政黨,我覺得是這一代必須面對、解決香港的問題。我知道我們不能永遠在學生光環下被保護,不能沒有改進跟進步。
學生組織是永遠有限制的,但如果是政黨的話,年輕人在政治矛盾最對立的街頭運動以外,找到另一種節奏是比較好的;那是跟人真的有溝通,不只是我站在台上說,人家在台下聽,然後我下台的時候,他們就跟你拍照,不停拍照,這是雨傘運動時候的寫照。
但我現在是地區服務處的幹事,我覺得這是另一個讓自己學習怎麼跟人互動、處理微小的事、政策制訂或社區營造。工作很辛苦,但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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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爬進公民廣場兩天後,9月28日香港民眾發動雨傘運動,佔領金鐘、旺角等地。(攝影/陳朗熹)
黃之鋒爬進公民廣場兩天後,9月28日香港民眾發動雨傘運動,佔領金鐘、旺角等地。(攝影/陳朗熹)
我知道反國教和雨傘運動真的改變太多年輕人的生命了。很多香港人年輕人第一次參與運動,現在很多人因為運動的創傷或經濟上的壓力離開。以前我們是國高中生,但現在我很多朋友準備從大學畢業,我們不能像以前還是學生的時候24小時在搞政治,因為學生們已經畢業還要掙薪水。他們在雨傘運動之前是速食店裡打工,雨傘運動時被抓,有的還沒有案底,官司還沒宣判,但公司就跟他說,你不要來做了!
香港不像台灣,太陽花運動後,有那麼多黨工位子可以做,做立委助理、社會工作、政府智庫,你們政治就業機會多很多。
香港人經濟壓力大、政治領域小,有些年輕運動者就變成本土派,但本土派的情況就更加複雜了;有一群人回到原來的軌道,也有一大群人很想再為社會做些事,可是沒有空間跟機會,不知道自己能幹嘛。
所以香港搞政治是一個生存的問題啊。當你每天都是從早上7點多離開家,然後晚上10點多才回到家的時候,你怎麼會有精神去處理其他工作以外的事情?
在香港從事政治工作很冒險,比如說,很有可能兩天後,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所以你在香港做運動,你還必須要考慮到所有的可能性,這很現實。

尋找香港精神

小時候學校教我們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份,到後來發現,香港的教育很少教香港的歷史,但香港二、三百年前,所謂小漁村到金融城市的論述,是不是太單一的面向?其實香港的故事其實不只是金融城市,不只是經濟動力而已。
這就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青年學人推動「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原因,我們到英國國家檔案裡看文件,發現原來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一稿,把separation of powers(分權,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可能寫進去,後來雖然沒落實。
我個人不主張港獨,但我覺得現在情況是,只要香港人說的一國兩制比現在中共定義的一國兩制還要進步,就被說是港獨。親中的媒體會說我是港獨,但我從來沒有主張過,而只要我們去台灣,他們都說我們是勾結台獨勢力,去美國就說我們是勾結美國。
我們在尋找香港的精神,我覺得那是一種,怎麼樣在跌倒以後站起來走下去,再跌倒再走下去。過去幾年香港變得很快,比如說,2年前大家說「學生加油」,1年前的時候說「香港獨立」,幾個月之前大家覺得曾俊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後落選,由林鄭月娥勝出。
會拯救香港。香港政治氣候每一年在改變,雨傘運動後很嚴重的挫敗感,但我覺得要慢慢讓時間證明,我們試著從歷史、從政黨組織,各種方法找到出路,這是我們很大很大的挑戰。
香港前途其實壓在2047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時間點落在2047年)。處理香港97回歸時,是80年代就在討論的事,所以2047年,其實是2030就要確定方向的,從現在到2030大概十多年的時間,到時候我才33歲,所以思考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很遙遠的問題。
大家不喜歡中國共產黨,覺得一國一制不好,那我們怎麼做些改變?我們主張香港自決是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憲法由香港人確定,讓香港人掌控自己的未來。
其實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獨裁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這個大政權,可以怎麼贏,我們的體制如何民主。
20年前,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沒有想過會有一群高中生出來,搞到一個10萬人以上的運動,就算是民主派的李柱銘
李柱銘,Martin Lee,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稱。
也不會想到,20年後會有大學生當立法會議員。大家也不會想像香港有雨傘運動出現。
理想的香港是希望有普選,有真正的民主,而整體的香港,要是個有希望、可以讓人快樂、很幸福地在這裡找到自己想做事情的地方。香港上一代人覺得沒希望而選擇逃避、離開,但我希望香港成為未來我們這一代人,不需要移民離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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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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