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香港正充滿混沌,再沒有必勝的主流可考
28歲的黃進,以電影《一念無明》拿下金馬獎與香港金像獎的「最佳新導演」,也讓片中飾演父親一角的曾志偉,睽違多年後終於再獲金像獎肯定。上次讓曾志偉拿走金像獎的電影,是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那已是1997年的事情。
1997年黃進8歲,長大後與電影前輩們交手,黃進說自己幸運,從未因為世代差異被告誡應該依循過往經驗,而是在相互的協助之下,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然而問他對當下的香港,與主權移交這20年來之於他的影響與觀察,黃進說他感覺迷惘。印象中,很少在他身上感受到「迷惘」,更多時候是「篤定」,然而在佔領運動宣告結束後,或許黃進感受到的混沌不明,同樣映照出多數港人此時的心情。
上回見到黃進時,他熱心與我們推薦著其他香港新導演的電影,分享與他一起在工廠大廈合租工作室的團隊作品,身旁的編劇陳楚珩說:「因為都看到大家都很辛苦,有機會大家就互相幫忙。」去年是香港15年來電影產量最多的一年,更是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展露頭角最多的一年,從《十年》、《樹大招風》到《一念無明》,從這批香港年輕電影工作者的身上,看見越來越多一起共同「做些什麼」的氣氛,如同《一念無明》裡的對白:「咁我地將呢度變好的啦!」這句話從粵語翻譯過來就是「我們把這裡變好吧」!
以下為黃進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香港回歸那年我8歲,關於回歸的記憶坦白說比想像中含糊,但不代表同時期的記憶一樣模糊,我還記得我的小學、我的同學朋友、我最怕的老師、那時候最時興的電子雞(Tamagotchi)、港式薄裝漫畫贈送的迷你刀劍⋯⋯,但關於回歸,除了電視上兩張旗幟飄揚的那些畫面,又或者電視上說有人發明了「能讓旗幟在室內飄起的裝置」(這才是8歲小孩比較關注的問題),幾乎沒有任何留著的記憶,是直接關於回歸。
回歸像是一個電視節目、一個直播表演,大家一起在電視上看了,然後第二天我們又照常生活。也許對一個9歲的小孩來說,政治上的改變沒有影響到他生活所觸及的領域,於是他也沒特別留給這事情記憶。
我忽然想起,那時候我父母在做一些小生意,他們印製了一批97年的年曆卡作宣傳品在街上派發,我也常去幫手(幫忙)。卡上印了中英國旗和香港區旗,以及「歷史見證」四個大字——這四個字沒有特別戀殖也沒有特別愛國,現在想來,我家有著頗為客觀抽離的史觀與國際觀。
印象中我的父母沒有特別興高采烈,也未算是十分憂慮(至少沒有讓他們離開這個城市)。後來我長大後,得知我父母曾申請移民到新加坡的手續,聽說這是當年很普遍的做法——留在香港,但保留一個可以離開這個城市的權利和準備。這也說明了當時我父母所抱持的觀望態度。

佔領後的撕裂

直到今天,我和我的父母依然住在香港,香港至今的轉變沒讓他們把移民付諸實行,但並不代表香港的走向比他們預期得好,可能只是沒壞到讓他們放棄這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然而現在的香港,我感受到正處於一個相當無力和不明朗的狀態。佔領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個巨大轉捩點:佔領前,青年人即使面對社會上的不公不滿,對未來仍然比較有期盼,也有動力去組織與討論,即使在某次閒聊時理解了彼此的立場,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下仍可以開放討論,甚至以行動去尋求改變,到佔領運動更達到驚人的最高點。
但隨著佔領運動的失敗,帶來了巨大的無力,是籠罩整個世代的無力。青年人對行動和改變失去信心、對公義的彰顯失去信心、對政府和警察不信任。彼此的討論都伴隨著太多情緒,理性討論因此變得困難,結果不是傷了感情就是索性迴避,佔領後形成的社會撕裂,對不同立場和陣營的人來說是無可否認的。
佔領的巨大衝擊雖然催生了極多元的政治光譜與路線,表面上是思想百花齊放,其實也形成了思考派別之間的互相攻擊和消耗,更多於彼此凝聚。日常生活裡,即使同樣是青年人,也會發現有相當不同的主張和信念,在梳理和消化「後佔領」的創傷之後,延伸出對香港未來頗為不同的理解,並且誰都不能說服誰。坦白說,今天你問一個青年人對香港的期盼,可能只會得到無盡的沉思和疑惑,大家都處在重新摸索去向的狀態。

這個城市僅餘的多元和自主

香港租金貴,我與其他幾個年輕創作者聚在觀塘工廠大廈,合租工作室,10來個小伙子,每個人的專長都不一樣,常常互相協助對方的作品與工作,創作的時候互相啟發,製作的時候互相幫助,一呼百應。觀塘同區裡還有好幾個相類似的場所,連結著一群一群各懷絕技的人,但這區也面臨了現實生存的危機,例如被警察趕了5次,又重生了5次Hidden Agenda(香港著名獨立音樂表演空間)。
說起Hidden Agenda遇到的困境,同樣也是香港的困境。一個城市最引人入勝的創作,永遠都在indie scene當中,獨立就是「獨立於商業操作考慮,保持自主」,也是「比群眾走得更前,不被市場牽著走」。Live house 造就的不只是音樂,而是當有固定的演出、固定的樂隊和觀眾增長,人跟人走在一起,發展的是一個社區、一個文化,一個具意識形態的運動。音樂以外,不同領域的文藝群體在城市中的發展也是一樣。
最初這些獨立群體和文化藝術工作者,因為香港越來越高的租金陸續遷往工業區,鬧市已容不下「不賺錢」的東西。然而政府再推「活化工廈
​​此計畫是香港政府自2010年4月實施的公共政策,容許15年以上舊工業大廈業主,免補地價將整棟大廈改裝作為其它用途,例如辦公樓、住宅、藝術工作室⋯⋯等。
」,實際上卻只是讓原本已在工業區百花齊放的藝文場所,被迫改成商廈與商場,企圖扼殺所有缺乏商業利益的事物,也無視文化藝術對一個城市的重要。
這個城市價值單一和效益主義,已達病入膏肓的地步,當權者竭力打壓主流以外的任何可能性,一步一步收窄整個城市的色彩和想像。近期Hidden Agenda再被接連打擊,很難不讓人覺得政府是出於當權者懼怕獨立群體自主、多變、批判和動員的能力。然而,這不正是獨立創作的可貴之處嗎?這也是Hidden Agenda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不單是一間live house,而是作為幾乎是本地最後一個獨立場所,它代表著這個城市僅餘的多元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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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進以《一念無明》獲得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導演」。(攝影/陳朗熹)
導演黃進以《一念無明》獲得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導演」。(攝影/陳朗熹)

充滿想像的電影時代

雖然香港社會在政治上顯得無力,在電影工業裡卻出現另一種想像的空間。無可否認,港產片曾經有的黃金時代過去了,換來的是整個亞洲更多元的電影氣象。這個世代的香港電影人,除了世界經典和電影工業前輩承傳的養份,也吸收了迅速更替的鄰近文化營養,當以往的黃金定律已不一定生效,新世界又如此使人措手不及,拍攝技術門檻越來越低,這些對新創作者來說,反而更有機會突破工業裡原有的楷梯,去發揮和嘗試。
我與身邊的一些新導演們,都受了上一輩電影人的栽培和照顧,更難得的是,相比師徒式的傳授,上一代的電影人普遍更希望我們脫離他們的影子,發展出屬於自己世代的方向。
莊文強導演就是其一,他是一位密切照顧我和編劇陳楚珩的前輩,一直在不同時候給我們意見和指引,我們的劇本和剪接常給他看,但他卻很少直接告訴你怎樣做才是對的,即使可能他心中有他認為「對」的版本,但他從來也很克制,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套在你身上,因為更重要的是,他想了解「我們想做什麼、我們正經歷怎樣的思考困局?」他總是以我們的意願為依歸,去提供更多的想像與經驗,又或是在適當的時候給予信心。我也曾經在「銀河映像
1996年由導演杜琪峯、韋家輝所創立的電影製作公司。
」創作過一段時間,當時主要是游乃海先生作我的指導,他的風格和氣氛雖不同,但主旨還是一樣,不會給你明確的指引,而是希望你開發出自己的道路。
又例如老爺(曾志偉),他是一個導演思維很強的演員,但他從來沒有在現場教過我拍戲,或左右過我任何一個決定。即使偶然你仍看得出他對你的選擇有保留,但他還是一樣盡力去做、試著去實現你的想像。這很珍貴,因為即使你的選擇與他不同,他還是保持開放和信任,並希望在作品裡看到你的意志,他來幫一個新導演,是希望看到你帶出新的東西。燕玲姐(金燕玲,飾演電影裡的母親角色)也是一樣,她的氣場壓倒性的強大,但她對我還是充滿耐心和尊重。籌拍《一念無明》這4、5年裡,幾乎沒有人跟我說「你應該這樣這樣⋯⋯」,包括與我一起歷盡艱辛的監製麥曦茵和導演趙崇基,他們總是問「你想怎樣做」、「我怎樣幫到你」,這是我很感激的。
雖然人們還是常說香港電影青黃不接,但仍有很多與我年紀相仿的青年人在一同奮鬥,在創作裡互相扶持。《一念無明》電影裡的空鏡攝影與後來的製作特輯,都是由黃飛鵬(電影《十年》導演之一)為我們主理,還有很多同一學院畢業的師兄弟姊妹,他們在拍攝、攝影、美術、剪接、特效、宣傳⋯⋯等,幫了我們很多,做電影雖辛苦,互相撐著日子就比較容易。
我慶幸自己於這個世代作為一個新導演,香港電影正面臨很大的挑戰,但我也預期這將會是一個充滿想像的電影時代,因為再沒有必勝的主流可考,加上有學院與網路作為搖籃,更優秀的創作人將繼續湧現,我相信這絕對能成為一個浪潮。
最初受邀請為這個香港回歸20專題寫文時,我感到迷惘,並且沒有信心自己能處理好。坦白說,有關香港的前景與未來,在佔領運動之後,我依然處於一個惘然和混沌的狀態。如果只給我一個題目,我實在難以用一篇文章去梳理好一切,幸好編輯最後改成了訪問的形式,我才比較有信心,否則可能我會拖稿到回歸25週年,也未寫出一個明確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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