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耀明:用我們僅有的自由去創作,如果你不用,就會被拿走
在約定的時間接通了電話,聲音從話筒傳來:「你好,我是黃耀明。」語氣平穩掩不住優雅,一如舞台上的他。30多年前,20歲出頭的黃耀明與劉以達成立了「達明一派」,這支在創作裡放入政治敏感與社會議題的樂團,無畏地用音樂暗諷狗仔文化、六四事件、移民潮與香港主權移交,在每個關鍵時刻反映當下,成為80年代香港一波樂團風潮中,特立獨行的存在。
50歲那年,黃耀明在《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最後一場演出上,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站在台上他說:「有一天,我們自己愛的人,不需要你的批准。」他依然優雅地叛逆著。音樂之外,他成立「大愛同盟」為爭取性別平權發聲;推動「文藝復興基金會」,以文化藝術與香港年輕世代對話。黃耀明在香港年輕人眼裡見到的灰暗,如同回望1997前的自己,才發現時代的焦慮從沒改變。
2014年,黃耀明因走上街頭聲援雨傘運動,成為中國封殺名單裡的一個名字,失去更大的舞台,他仍以僅有的自由在香港繼續說話、繼續創作,笑稱自己不夠聰明,也說自己並不後悔。
港人親暱稱他「明哥」,30年過去,黃耀明依然用創作與行動,與港人走在風雨的路上。
以下為黃耀明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末世的焦慮

在我記憶裡,小時候學校沒有講很多香港的歷史問題,也可能是我沒留意,當學生的時候是一點也不關心的,大多都是在玩。我出生在1962年,這世代的殖民教育其實也不會每天告訴你「你們是被殖民的,你們有一天可能要回歸中國」,因為反正都還沒決定,也就不太去談。
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商業電台當DJ,那時電台每半小時會播新聞報導,我記得有一天跟往常不同,有比較長的新聞特輯,是關於中英雙方會談與簽訂香港回歸協議,我一整天都聽到這個新聞,才終於感覺到「喔!那天應該很快就會到了。」那是1984年,我22歲。
接下來一切發展,都是從這年開始。那時我認識了劉以達,決定組成「達明一派」;隔年我接觸到「進念・二十面體」這個藝術團體,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有文化團體,會以政治與社會狀況作為演出題材。他們的演出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在那之前我新聞看得並不多,但從那時我開始關注新聞,也因為與劉以達一起構思音樂方向,就更加會留心身邊的事情。
香港80年代中期,除了達明一派,突然有很多樂隊陸續出現,比如Beyond、太極樂隊,這可能與當時社會氣氛有關係,大家都感覺到這個社會快要改變了,也不滿足於流行文化代替我們說話的方式,我們要說自己的話,所以開始有樂隊出來,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不像台灣過去形成的民歌運動,當時香港音樂圈並沒有什麼領軍的人,也沒有變成運動,就剛好你也組了一個樂隊,我也組了一個樂隊,是同時間開始的,當然中間有些人是認識的,也有一些是互相幫忙的,但是沒有真的變成運動或是聯盟,但也許在商業上有可為,所以唱片公司或媒體都想分一杯羹,所以會辦一些特別的演出,找幾個樂團一起上電視,形成一個熱潮。
很多人形容達明一派是末世紀的代表,我們在80年代的音樂確實是很末世的,那也代表了我們當時的心情,感受香港快來到一個時代的結束。1987年我們做了《我等著你回來》,講香港回歸的焦慮;1989年六四事件後,出了《神經》這張非常灰暗的專輯;回歸前,氣氛突然輕鬆了一點,這很有意思,那時香港經濟看起來似乎蠻好的,好像很繁華,大家突然對未來沒有焦慮,我在1995年發了一張專輯叫《越夜越美麗》,隔年重組達明一派,借用共產黨口號做了《萬歲萬歲萬萬歲》,這兩張專輯都是在反諷與提出:是不是去到了最繁榮、最盛世的時候,就要開始衰弱了?

被關掉的微博帳號

香港回歸那天,我記得從7月1日還是6月30日晚上,就開始一直下雨,下了差不多快一星期,覺得大雨沒有停過。不過回歸之後,一切好像也都沒改變,你去中環還是中環、灣仔還是灣仔、尖沙咀還是尖沙咀,真的是馬可以照跑、舞照跳,連罵政府也都可以。
在回歸前,我們焦慮地以為香港人擁有的權利會瞬間破滅,才發現並不是在回歸那天破滅,原來是慢慢的、慢慢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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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我們焦慮地以為香港人擁有的權利會瞬間破滅,才發現並不是在回歸那天破滅,原來是慢慢的、慢慢的死去。(AFP Photo/Anthony WALLACE )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我們焦慮地以為香港人擁有的權利會瞬間破滅,才發現並不是在回歸那天破滅,原來是慢慢的、慢慢的死去。(AFP Photo/Anthony WALLACE )
2000年那時,我開始有機會去大陸工作,有一段時間覺得一切都很美好,我可以不只留在小小的香港,我的舞台可以去到大陸,唱給更多人聽。當然商業上是另一回事,市場變大,賺錢變多當然也很好,但對我來講,最美好的是可以接觸很多人,見到不同世界。2006年達明一派終於在大陸開演唱會,隔年我也在那開了個人演唱會,大家都好奇怪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那裡發行與開演唱會,當然也有被審查,但我當時覺得OK,我可以尊重你的審查,沒關係,只要8、9成的歌還是讓我唱,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但突然間,大約是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很多事情開始慢慢收窄,我在香港或大陸工作,慢慢感受到一種壓力。2009年香港開始有微博,那時候還覺得蠻好玩,不同的人可以在微博裡傳送訊息,但開始漸漸有人發的微博被審了、被刪帖了,這狀況從2013到2014年越來越多。2014年6月有一天我醒來,發現我的微博完全不能用,我的帳號直接被取消了。當我還以為它好像漸漸開放了,其實只是假象,而是越來越多的控制,就像控制到一個地步直接關掉你的微博。
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時,其實很多人也會自我審查,雖然不是政治因素,卻可能認為在商業上沒機會,就做了自我審查,所以我會說「自我審查」在每個年代一直都有,但若是政治上的被審查與自我審查,沒有一個年代嚴重過現在。

成為封殺名單

2014年是香港的躁動時期。那年3月,我做了一場很政治也很灰暗的演唱會《太平山下》;接著9月,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我與何韻詩在參與那場運動之後,成為了大陸的封殺名單。封殺之前的10幾年,我原本可以在大陸工作,也習慣了市場那麼大,工作預算大,接觸的人那麼多,但在面對打壓之後,創作開始變得困難,有很多公司不想跟我合作,我只能以獨立身份去創作。
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像我這樣做,如果你可以到大陸去唱歌,用你的真心去唱、用你的真實去創作,還是可以感染人心。我不能去,你們可以去,就繼續去做吧!用聰明與智慧的方法去做,可能是因為我不聰明,最後給打壓了,本來我也想聰明一點去做這事情,但現在這個局面也是沒有辦法,但我覺得我不後悔。
我只覺得,應該好好用我們僅有的自由來講話、來創作,如果你不用,就會被拿走。其實到這刻我還是可以創作的,我也很驕傲今年3月辦完的演唱會,在那場演唱會上,從我與劉以達認識的1984年講起,用了《等著你回來》裡面那首〈白光〉的歌曲做為開場,當我站在台上唱歌的時候,突然間覺得那些80年代創作的歌,好像就在講今天的香港,那種焦慮回來了。

盛世之後,留什麼給下一代?

2012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裡出櫃。這原本並不在演出安排,但那場演出是達明一派有史以來最政治的一次,演唱會中我們不斷在問「什麼是香港人?」但如果你都不敢告訴別人你究竟是什麼人,那又該如何談身份認同?所以我在台上出櫃,也算是回應我的身份認同問題。
我覺得也許自己一直站在比較幸福的位置,周圍有很多人包容我、理解我,我做為一個同志,沒有受到太大的霸凌,但這個社會還是有很多人受到歧視,甚至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覺得要為他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坦然生活,於是我和何韻詩以及幾個朋友成立了「大愛同盟」,持續推動同志平權。
2012年我也與周耀輝一起創辦「文藝復興基金會」。我跟他都是60後,經歷過香港最好的時代,所謂的盛世,香港賦予我們最好的,我們都拿到了,但我們有沒有留一些什麼給下一代?我覺得沒有,我認為所有成年人都有責任,所以成立了這個基金會,想在創作唱歌以外,再多做一點什麼事給我們的下一代。
雖然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但在面對年輕人時,我的心情突然與他們一樣,就像回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那種灰暗,或是97之前的那種困擾,我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所以我可以明白。然而現在這些年輕人,如果想對社會有一些抗爭的話,成本比當年高太多了,除了政治氣候的低壓,民生壓力與生活成本都是,所以他們是面對雙重的打壓,我覺得他們確實是很辛苦的。
文藝復興雖不是社會運動,但我認為藝術與文化可以改變社會,我們想透過這個機構,對年輕人推動具有獨立思考的文學、電影與音樂,因為我覺得,當你想對抗這個世界時,你需要先裝備,而文學、文化與藝術,絕對是很好的裝備。

不把希望放在同一個地方

香港社會一直在改變,我感覺我這一路的生活與工作,也都因為這些變化給串起來了,從出櫃到爭取平權,成立文藝復興到參與雨傘運動,我走上這條路的時候,其實就預見了下一步。
我當然希望10年之後,不論香港與台灣都要繼續好下去,但我們一定會碰到很大的阻力,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各方面都有著很大力量的對象。也因此,我們更應該讓所有華人世界知道「多元性」的重要,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是。雖然我們的經濟系統比較小,但小有小的方式去做,工作也不是只有回大陸一個選項,把所有希望放在同一個地方,其實是很危險的。
就像我們曾寫過的一首歌〈每日一禁果〉,雖然當時是暗中批評成立不久的《蘋果日報》,在《蘋果》之前,香港是沒有狗仔隊的,之後就蔓延了,每個人都開始吃《蘋果》那一套。但這首歌也是講關於「選擇」,當每個人都要你去吃蘋果,我們可不可以選擇不吃?可以選擇吃檸檬嗎?可以選擇吃芒果嗎?無論香港人或台灣人都應該看到,不能單一短視認為只有一個市場、一個方向甚至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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