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襲3年後 劉進圖:在香港做記者,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他一拐一拐地走進約定地點時,我才強烈意識到他是個受過重傷的人。
劉進圖的個頭比想像得小,戴著一副金色的金屬框眼鏡、皮膚略顯蒼白,他的手指纖細、個性溫和。原來,那個為新聞自由挨刀幾乎要喪命的事,是落在一介書生身上。
2014年2月26日,當時擔任《明報》總編輯的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鯉景灣遭2名歹徒朝他的背和雙腿重砍6刀;隔天,《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新聞自由」4字對一般人太抽象遙遠。劉進圖的同事和學生們在銅鑼灣站街蒐集簽名,為了祝福,也為了給港府辦案施壓,當他們喊著新聞自由時,沒什麼人潮停下來,但當他們說出「我們都是劉進圖」時,「劉進圖」3字,卻讓過路行人回頭佇足,臉部的線條柔和起來。
停下來的人明白,那是為香港挨的刀。
1989年六四那年,劉進圖投入新聞工作,28年過去了,他從香港新聞業覺醒自主年代,經歷到現階段媒體自我審查的年代,政治力與商業力的挾殺,讓媒體幾乎斷了氣,不斷掙扎。
就像劉進圖身上的傷,兩腿坐骨神經線斷裂,神經得慢慢回長,他要等著腳趾頭恢復知覺和抓地力,才能重新再跑再跳。香港新聞業也等著恢復生氣。
今年1月,他與一群香港資深新聞人成立了《眾新聞》
劉進圖是《眾新聞》發起人,但他主要是協助朋友募款。目前因身體退居二線的他,擔任《明報》教育出版公司的營運總裁,在《眾新聞》裡則擔任精神支柱,未參與實際營運。
,重傷後他沒有氣餒,反而想對所有守在崗位上的新聞朋友說,只要有公眾利益價值的新聞,即使上司不同意、公司不喜歡、文章出不來,「哪怕全香港所有新聞機構不敢做,不去做,至少有一個機構會做」。
28年前沒想過當記者如此冒險,如今目睹新聞環境的質變,他仍柔情似水說,「這條路選擇的人少,物質回報也不高,但這條路,風景很好」。
以下為劉進圖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1987年港大畢業,當時是李柱銘議員的助理,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當時我看得出來,中國政府很希望通過香港的媒體,對香港老百姓發聲,英國政府也希望透過港媒發聲。兩國政府都在爭取香港民意的支持。
媒體這時就重要了,北京或倫敦的官員開始對記者、編輯、管理者遊說、解釋、放消息。那13年(1984-1997,1984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是一段獨特的時期,港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媒體的自覺也在此時開始。
我是1989年加入新聞業的,當時香港新聞行業被詬病工作時間長、工作難度大、薪資非常低。當時一個大學生畢業,去政府或商界工作,可以拿到8、9千港幣,但香港新聞界一般只給你5千到6千港幣,相差三分之一,往後加薪幅度也不高,薪水不如公務員、教師、社工。
當時並沒想到終生做這份工作,當時的我沒有這份確信。我希望給自己2年的時間,通過做新聞工作,理解社會的各種現象。我第一份工作在《信報》,加入不到3個月,主管就信任我讓我寫專欄,我用法律的知識來分析和評論社會,工作上有很多自由的空間。
那時距離97回歸只有8年的時間,剛發生六四不久,港英政府為了要穩定香港的人心,推出很多重要的計劃,包括新機場、人權法案、英國居留權的計劃,希望能讓香港人有信心。但北京對這些事很擔心,擔憂回收香港產生阻力,中英兩國間有很多衝突,所以那時有很多的新聞。
大概做了兩、三年吧,我覺得很喜歡這行業,很喜歡新聞寫作,喜歡文字工作的人,在工作中找到很大的滿足感,時代的挑戰很大,當記者可以起一定的貢獻,慢慢地,就打消了回去當律師的念頭。

媒體天搖地動

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為什麼呢?因為回歸之前有兩個政權,互相平衡,給媒體的壓力有限度,1997到2003年間,北京是非常地自我克制。2003年以後,出現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SARS、基本法23條立法的爭議出現,北京感到香港有點失控,就覺得要加強對香港的政治維穩。
2003到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我當時是《明報》社評的主筆,負責所有評論。即使在比較獨立的《明報》都感覺壓力。開始有媒體發現,站到權力的那一方有很多政治上和商業上的好處。堅持獨立思考、敢於評批的媒體,壓力則愈來愈大,身邊的同道中人愈來愈少。
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從客觀效果上這是很清楚的,中資機構絕對不會投放廣告在他們認為是批判大陸的媒體上。如果要做一個獨立敢於批判的媒體,你就不拿中國銀行的廣告,你還有其他銀行;不拿銀行廣告,還有其他商業機構的廣告。
但10年過去,不光是中資機構,包括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你說這是真的受壓力,還是自我閹割?我想兩種都有的。對這些企業來講是完全符合理性的。如果投廣告在《蘋果》,別人找麻煩,就會影響企業在大陸市場的發展,所以為什麼要冒險?到後來呢,即便別人不找麻煩,它也主動不放廣告了,對它來講,大陸賺錢比香港更多。所以,安全第一,而媒體的自我審查也就內化(internalized)了。
不光媒體,2014年表態支持佔領運動的歌星、演員、藝術家,他們的大陸市場也結束了,大陸沒人找他們表演,包括國際品牌的廣告也不找他們了。
政治力量在過去10年比之前大了很多,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市場大了很多。所以,過去走獨立媒體的路,只是失去中資的廣告,但現在走獨立媒體的路,可能失去很多中資以外的廣告。完全不考慮大陸市場的商業機構非常少。
港媒當然也遭遇全球媒體都有的科技挑戰、經濟模式的挑戰,是漏了水的屋子,但對香港來說,政治壓力是持續加壓的,我們過去10年就一直處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狀態。

魔警與七俠

另一個對媒體來說巨大的衝擊,是社會的兩極化(polarization)。2014年佔領運動後,社會對於同情雨傘運動或反對雨傘運動成了兩個極化。在台灣是藍跟綠,香港是黃跟藍(編按:黃指雨傘革命時參與者繫帶的黃絲帶,藍指香港警察制服的顏色)。
舉一個例子,無線電視台的攝影師,當時拍了7位警察打了1位示威者,這個影帶在黃絲帶圈子,年輕示威者的社群裡分享,標題是「魔警」,把7位警察定位成魔鬼,沒有人性。但在藍絲帶圈子,保守強調法治、反對群眾運動的圈子裡,同一條影像,但標題是「七俠」。
你想,我們是老派的新聞人(Old School Journalists),這兩個標題對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7個警察打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怎麼叫做俠?但現場情緒的失控,只能說是失控的正常人,怎麼叫魔鬼?在兩極化的社會上,媒體也跟著極化了,好像不極化,就兩邊不討好,我們廣東話叫做「兩頭唔到岸」,一艘船兩頭都靠不了岸。

調查報導惹了誰?

2014年2月我遇擊,我一直在想究竟得罪了誰,而且不光我自己想,我報社同事也很積極地一起想。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功課,因為我是2012年的1月當《明報》總編,一直到2014年2月我出事,這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因為我們做了比較多的偵查報導,同事把所有可能會冒犯他人的報導,蒐集起來。有多少呢?有100宗多一點,之後再做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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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襲受傷事件後,香港各界人士齊聚表達支持新聞自由的訴求。(攝影/陳朗熹)
《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襲受傷事件後,香港各界人士齊聚表達支持新聞自由的訴求。(攝影/陳朗熹)
因為報導一件事,得罪一個人,不表示那個人就買兇傷我,可能有其他因素,比方說,得罪他,不只是讓他生氣,而是讓他有金錢的損失,例如非法交易,原來要賺的錢沒了,對方復仇的機會大些。我們把背景複雜的、跟黑社會有關聯等因素加進去,後來發覺一百多裡頭,可能性剩不到十個。這些資料和來龍去脈全部都交給警方。而我遇襲是否與中國因素有關?我不能排除,但也看不到特別的徵兆。
《明報》的偵查報導組是在2011年成立,這小組有4到5個人,平時不負責日常新聞,每星期生產一則調查報導。我那時是副執行總編。2011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不少的偵查報導,這個偵查報導組最出名的工作是2012年2月,做了當時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大宅有僭建(違建),他4天後才出來道歉,這件事讓他聲望受影響,後來輸掉行政長官的選舉。然後在2012年6月,當年梁振英贏了選舉,還沒上任,我們接到消息,他山頂的大宅也有僭建。這兩宗調查報導當年是比較轟動。
但回頭看過去30年,我不是唯一一個在香港被攻襲的媒體人。有3位資深媒體人受到暴力的攻擊,一個叫梁天偉、鄭經翰,第3個是我。梁當時是一個雜誌公司的主管,手被砍斷再接回去,現在是樹仁大學新聞系的主管;鄭經翰是第2個,是商業電台很有名的主持,是去上班時在外面停車場被斬手斬腳,也是傷得很厲害,後來送醫接回手腳,現在走路還是有一點的影響。
30年就發生3宗,你說少嗎?1宗也是多。你說多嗎?算概率也不高。但我知道,只要不當總編,風險是比較有限的(笑)。但我並沒有後悔當記者。
從廣義上來講,我的傷是為新聞工作承受的。因為我對調查警員和公眾說過,我私人生活是不會引起人家這樣的報復和對待的,我沒有金錢糾紛和別的糾紛。所以我相信是跟我的工作有關,從這個角度來講,我的傷是為了新聞工作承受的,可以這麼說。

有人堅持,更多人放棄

但由於不知道具體的原因,我們應該這樣看,哪怕調查後,找不到主謀,哪怕是這樣,一個無辜的新聞工作者遇到嚴重的、暴力的攻擊和傷害,客觀來講,對新聞行業會產生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為什麼呢?我說一個真實的故事。2015年7月,當時一年一度的書展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我剛發表《迎鋒而立》這本書,我在書展的攤位簽書,那天剛好是中學成績放榜。有一個女學生,到攤位來買了一本我的書請我簽名,她說從小就希望當記者,希望去大學唸新聞系,畢業後想當記者,但她說,她為了這個事情掙扎了超過1年。我問她為什麼呢?她說,因為我受傷後,她爸媽擔心自己的女兒當記者,將來不安全。她理想是當記者,但不想爸媽擔憂,內心很掙扎,掙扎了1年的時間。
然後我問她決定怎麼辦,她說她想通了,還是要報新聞系。當時,我非常感恩和高興,但我知道,當有一個同學掙扎了1年的時間,最後決定堅持理想,但同一時間可能有好幾個,更多人放棄了。
新聞工作者受傷受攻擊,客觀上會讓很多想加入這行的人擔憂,讓已經在這行業的人感到壓力。這都真實存在的,不管背後主謀是誰,影響抹不掉。

年輕人開始問自己問題

從80年代唸大學到現在,我觀察到,差不多每個10年,都有些劃時代的大事情發生,那影響整整一代的年輕人,讓年輕人覺醒,對社會產生理想,然後帶來很多推動和改革的動力。
1989的天安門運動,影響香港一整代的年輕人,包括我;接著,1997年前後香港的回歸,強烈的風雨、掙扎、擔憂,回歸是全世界的焦點,對那一代的年輕人也起了很大的衝擊;2003年SARS與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接著是2014年佔領運動。
每一個10年,香港都有一個大事情,影響幾十萬人,一整代的年輕人。因為那件大事,本來不關心社會的,關心了社會,本來政治跟自己無關的,開始問自己很多的問題,重新確定一些重要價值,如自由與法治,他們開始為自己找各種的答案。每個人採取的方案可能不一樣,但他們的人生改變了。
佔領運動是很大型的社會運動,有幾十萬人參與,歷時79天,那對年輕人的心理衝擊影響很大很深。而我受的傷只是讓這一代年輕人看到,仍有人在新聞自由上堅持,這可能對某些人產生一定的鼓勵作用。但這個影響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不能相提並論。
你看,這麼多年輕人,他們政治覺醒後對社會是比較關心,他們需要可靠的新聞,比方說,你關心社會,你就會對新聞有需求,只是說,誰會成為他們新聞的主要供應者?新媒體當中誰能讓年輕讀者支持的,就是能夠辦下去的。
這些能夠辦下去的,不管是成功轉型的主流媒體,或得到年輕人支持的新媒體,當中我相信有部份是老派新聞(Old School),有很多新派別(New School)。Old School的報導跟評論很清楚的區分,New School不太強調報導是否分開,也不那麼嚴格區分報導與評論,可能帶有一些倡議式的。我個人來講,因為個人成長背景有關,我不是在這種環境底下長大的,I am not that type(我不是那一款)。
我們為什麼還有信心辦《眾新聞》呢?因為香港有700萬人,我們並不是要成為很大讀者群的媒體,比方說我要拿40萬的讀者比較困難,拿7萬個讀者可能也不容易。我們算過,如果只是要找到4,000個忠實的支持者,很認同我們這麼做的,每個月給100元港幣,4,000位讀者,每年就有500萬的收入。
《眾新聞》這個寫字樓(辦公室)租金1萬多港幣,不是很貴。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要先站穩、生存,讓人家看到,走得是傳統新聞學的路線,從標題開始就不煽情,我們要證明它也能生存。
我們辦《眾新聞》,訊息很簡單,妳想想,就這麼10個人,每天生產的條數與文章就十來篇,能有多大的影響?不會很大。但現在主流媒體承受很多困難,當中不少人基於理想信念,堅持價值,他們在自己控制的範圍內,儘可能做到專業的堅持與表現。
對於那些還在守著自己崗位的新聞朋友,我們能夠說什麼呢?我、姜國元、李月華、楊健興⋯⋯我們基本上都可以退休的,也沒有很大的經濟包袱,我們其實可以選擇過一些安樂的日子,退休啊,去大學教書啊,給年輕人精神的鼓勵,對他們說:守著你的崗位,我們精神上支持你。
但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跟他們說:朋友們,我知道這環境很困難,我知道現在香港堅持新聞理念不容易,尤其你是老派新聞理念更不容易。我們選擇支持你的方式,不是站在岸上看你游泳,我們也下來,也一起游。如果你相信這個,就在自己的崗位上守下去,堅持下去,做下去。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未來10年的香港會如何,不好預測,新聞空間也是。但為什麼在大時代的挑戰當中,有人鼓起勇氣來面對,正是因為不好預測,如果你知道前景很好,冒險投放是有回報的,很容易選擇。正因為是不可知的,可能變得更好,可能變得更壞,才要求你現在去判斷,去選擇。
外面看可能覺得我的選擇困難,但對於已經選擇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不一定困難。為什麼這條路選擇的人少,物質回報也不高,但這條路,風景很好。就是你看到,做人有價值,有意義的事其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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