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糖果屋的故事被盟軍點名殘暴、甚至被當作和殺害猶太人有關。為何會有這樣的連結？從糖果屋的原始版本中我們能得出什麼弦外之音？

《我們與惡的距離》製作人再度挑戰藍領工人的生命紀實故事《做工的人》，笑中帶淚的「悲喜劇」能否再激發大眾反思社會議題？

許多人評論作品時，會將作中情緒和心理狀態詮釋為作者的想法；或在作者親身表達觀點後、否定其作品傳達的價值。這樣的想法正確嗎？「假想作者」這項觀念或能為其解套。

白雪公主故事結尾，在婚宴眾目睽睽之下，要求壞皇后穿上燒紅鐵鞋，跳舞至死。但是，這種啟蒙前惡有惡報的道德觀，是否也有文明的界限？它仍然適合現代嗎？

村上春樹4月底即將出版新作，全書插畫與台灣23歲新銳漫畫家高妍合作，是台灣首例。高妍不諱言自己就是村上粉絲，是什麼樣的機緣造就了這樣的「魔幻時刻」？

走過數度失親之痛，吳念真學會如何以文字縫補自己和他人。擔任總監製的《真世代》近日播出，也是要借用年輕團隊的觀點，挖掘出能溫暖人心的力量。

家喻戶曉的童話睡美人，從原本國王趁公主沉睡時性侵改編成「強吻」版本。然而，儘管故事經百餘年的多次「淨化」，卻仍未修改性犯罪的內容，也成為兒童學習如何看待身體自主權的負面教材。

鋼琴家王佩瑤以《單車失竊記》為靈感來源，與作家吳明益合作「浮光流影」音樂會。在音樂會之前，吳明益寫下這封給友人的信，授權《報導者》刊登。

17年前中國爆發SARS的歷程，幾乎與今日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狀況無二，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一再發生？身為武漢人，胡發雲犀利指出中共統治下的官場制度和人性缺失。

這些作品使我們得見在戒嚴體制逐步生成、強化與轉變的漫長過程中，台灣跨越數個世代的小說家如何連綴創造力。透過閱讀，我們也能深入瞭解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如何深深影響台灣各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