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是因為必須要說、痛苦也要說、接近死亡也要說。香港反送中遊行，正是一首行動政治詩。

「直到2010年代末期，不管業餘或職業的台灣球隊，只要比分落後，一定膝反射似的下達打帶跑要不就是犧牲觸擊、推進壘包的強迫取分戰術。你說，我是不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他永遠在找下一個對的角色，和最棒的浪。《偷書賊》13年後終於出書，朱薩克說：「別人總以為小說家一定很有想像力。其實沒有，我只是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去解決。」

最微弱的反抗，就是讓文字頑強地附著在這片土地，為這一代中國客工的集體記憶留下赤誠見證。

《轉山》後，謝旺霖終又完成了一趟寫作的苦行。第2本書《走河》集結了和他一樣的「流浪者」，讓各有生命的流水奔騰於世。

小說家如何從物件側寫動盪時代的心靈圖像？中國作家王安憶接受《報導者》筆談，她說除了天賦，更多的是勤勉與用功。

在階級對立的鬥爭者與被鬥爭者間，王安憶《考工記》騰出了大量灰色地帶，在那裡就像木與金，相剋也相生。

捲曲黑髮及肩，額頭上綁了一條醒目的紅頭巾，襯著一雙堅毅的眼神，丹增宗智彷彿藏傳版本的切．格瓦拉⋯

有群在新加坡工作的孟加拉移工不甘放棄寫作夢，在勞動之外透過詩歌及文字，讓新加坡聽見移工主體的聲音。

文學容顏，不只單純為作家造像，也是一場文學與光影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