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前夕，一群台灣青年意識到仇恨政治與情緒極化的危險，走出同溫層、上街跟長輩聊天，從失敗中建立教案，拆解家庭地雷。

香港反修例運動持續100多天，在中共十一國慶前投出兩枚震撼彈：Anti-Chinazi全球反共運動與美國會預將通過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這些都是過去不能想像的「禁忌」⋯

就像吳叡人曾說過：「運動需要英雄，但不需要英雄主義。」然而英雄總是得由人來扮演，而人會老會累，即使他堅持超過一個世紀了，終至有口難言，終究壯志未酬。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出be water、分區遊行的創新抗爭型態，期間港人的身分認同、移民想法如何改變？「攬炒」代表什麼覺悟？透過專訪李立峯，我們看見正蛻變的香港。

台灣面臨罕見的兩難狀況，它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同時也在政治和經濟上威脅它的生存。國族認同，成為兩岸經貿政策的關鍵因素。

衛城出版社，一個只有4個人的小出版社，為什麼能在近年發光。莊瑞琳以「衛城」的概念出發，用衛城捍衛古雅典城邦的志氣，用出版來厚實島國的思想。當市場充斥翻譯作品，她如何撐起自製書的空間、培養台灣在地的作家？

2016總統大選被視為台灣意識的高峰，與中國意識的衰退。但究竟在數十載間，台灣認同圖像的變化有多大？變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台獨的契機，又或是台灣共同體建立與追尋的開始？台灣能否迎向一個新的時代？

吳宗信這群科學家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怎樣的困惑、摸索、憤怒，才發現自己的認同？他們又為何堅持科技自主，強調Made in Taiwan的重要，努力把火箭送上天？

周子瑜事件提醒台灣人民缺乏強而有力的國家來保護他們，不僅顯示台灣不是一個真正國家的悲哀，台灣人民也缺乏作為一國國民的尊嚴，加深了「One Taiwan, One China」，也使得台灣人在選前爆發出「救國」的危機感。

香港和台灣都有相當獨特的本土歷史，我們不需「迷途知返」，反而是「繼續上路」，尋找自身的本土定位。從修辭對抗這種中國官方意識形態，香港不是「回歸」，而是「被移交」；周子瑜不是「回家」，而是「被迫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