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立志當記者的王紀堯，與擅長錄像創作的陳卓斯，在香港獨立媒體《誌HK Feature》成為同事，因緣際會下，結識本片主角溫子眾。

1982年出生的溫子眾，職業機場地勤，積極參與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該年底透過香港人民力量黨提名，選上黃大仙區議員，在政治光譜分類為泛民主派（黃），與親中共的建制派（藍）對立。

另一方面，由於祖父從軍參與國共內戰，溫子眾同時也是狂熱的中國國民黨員、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的「民國派」。他的區議員服務處端正掛上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戎馬照、青天白日徽章；每逢10月10日，必定前往屯門紅樓，參加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香港泛民主派＋中國國民黨員」、「支持香港反送中、又支持中華民國主權」，溫子眾「香港黃＋台灣藍」政治光譜的奇異組合，讓1997年次的王紀堯，與1994年次的陳卓斯充滿好奇，也難以理解：「剛經歷過反送中的我們，對於政治光譜的理解是很對立的，不是黃就是藍。」

兩人透過訪談、跟拍，試圖釐清。2020年初，在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前夕，她們跟溫子眾一起來台灣觀察選舉，拜訪國民黨、民進黨和親民黨部、掃貨國民黨文創商品，捕捉他對台灣政治的真實反應，同行的還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出生於香港的澳門民主派人士利建潤。

兩人在香港都是反對中共的「黃絲」、「民國派」，也都不認同台獨。但面對反送中後首次台灣總統大選，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溫子眾堅信，香港的藍是親共的，「跟台灣藍不一樣。」；台灣綠營因香港抗議占選情上風，是「吃人血饅頭」。

而在利建潤眼中，國民黨有分真假，真正的國民黨應該認同中華民國國旗，沒有所謂一國兩制，但很多港澳國民黨分部已經被中共滲透；他還勸溫子眾不要高調支持韓國瑜，因為韓跟中共太友好、拜訪中聯辦。

溫子眾一片赤誠支持台灣國民黨，利建潤則對韓國瑜感到懷疑，兩人在影片中的對話與辯論，經常因不知所云的跳躍邏輯，嘎然而止。

關鍵一幕，發生在選舉開票當夜。溫子眾前往高雄市國民黨黨部開票現場，在韓國瑜大幅落後的低迷氣氛中，與一個移居至香港多年、特地回台投票給韓國瑜的婦女攀談。兩人本來一致不滿韓國瑜票數，然而當該名女士談到香港，卻稱呼反送中群眾為「暴徒」，支持警察執法。

溫子眾一聽，態度丕變，連聲反駁「國父也是暴徒！」堅持向對方解釋反送中不是暴徒行為。兩人一言不合吵起來。

溫子眾最後還亮出自己的中國國民黨證，宣示身分的正統；而那位婦女對溫怒罵：「你就是兩面人！」

「人們可以用各種顏色標榜自己，可是，表面上呈現的立場，和實際的立場，與我們（旁人）理解的立場，是否存在我們需要探究的一些空隙？」王紀堯、陳卓斯在片中的旁白這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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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會運動與媒體工作，留下了疑惑與素材；來到台灣的生活經驗，複雜認同的體會，則讓素材落地成敘事。

王紀堯說，跟拍溫子眾時，本來計畫剪成20分鐘的新聞人物紀錄片，但「一直無法理解他（溫子眾）的立場，沒辦法處理，怕剪出來會被罵爆」，素材擱置了3、4年。

擱置這幾年，兩人生涯也面臨轉彎。2020年中《香港國安法》通過，社會運動停擺，工作重點轉向新冠疫情與法庭採訪，多數涉及反送中案件的漫長審理。

長期來往法庭採訪，看到犯人欄（被告席）裡面，不少是在運動現場見過的人、跟自己年齡相近，長期下來造成身心疲乏憂鬱，萌生休息換航道的想法。

2021年後，王紀堯與陳卓斯陸續來台灣念研究所，分別入讀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

在台灣生活，兩人遇到跟溫子眾一樣的人。王紀堯曾經被政治所學長邀請加入國民黨；去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修課，才發現許多同學是跟溫子眾一樣的「中華民國派」；甚至發現台灣的國民黨青年部成員，會一起觀賞香港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

在藝術領域深造的陳卓斯接觸了色彩學，發現政治光譜可以回到顏色與光的邏輯思考：同一種顏色，因為光線，會有細微差異，加上認知心理作用，每個人接收到的感知都不同。

例如片中提到，青天白日滿地紅、五星旗紅、紫荊花旗紅，都叫做「紅色」，但丟進Photoshop檢查，數值顯示，都是不一樣的紅。物理上的細微差異，浮上表面卻分裂為政治對決。

甚至她們訪問的朋友提到家中政治立場時說，「我家深綠，比誠品紙袋的綠還要綠。」來自香港的兩人跑去驗證之後，發現誠品紙袋的綠跟民進黨的綠，完全不同。

兩人意識到，對於一個政黨的同心力，會因為成長背景、意識形態、社會記憶等有所差異；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標籤化，也都有定義自己顏色的權利。溫子眾的矛盾雖然難以理解，但背後有他自身的歷史記憶影響。

兩人曾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溫子眾不同意自己的政治立場在銀幕上呈現，就不報名影展公開作品。結果出乎兩人意料，溫子眾看完影片後，只說：「這是你們的片，怎麼拍是你們的自由。片裡有空間讓我講我該講的，那你們就做你們想做的事。」

王紀堯說，溫子眾在香港反共傾向鮮明，經常以「打倒共產黨」為標籤在社群上發文，但事實上，香港媒體並不在意他同時支持國民黨的「民國派」立場。或許是溫子眾在被拍攝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意見被記錄、聆聽。

剪輯製作時，適逢國會職權修法、「青鳥行動」興起，「溫子眾在運動期間，也有很多公開發言，堅持站在國民黨立場。我們也不能說就是理解了他，但就是呈現他有這樣的看法，」王紀堯說。

影片在2024年推出，已斬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獎、南方影展首獎。不過，在影展殿堂發光，並非兩位年輕導演的本意。至今她們自立舉辦16場社區放映，與背景迥異、政治立場相左的觀眾展開深度對話。

陳卓斯笑說，其實做這部片是「無心插柳」，最初不是為了要影響什麼、或者為了電影夢製作，兩人來台灣後，需要有經濟收入，想到以最擅長的方式，也就是影像創作去賺錢。

「很俗氣的理由啊，就是想說我們做了一部片，可以拿來跟書店等空間談放映、賣票，就可以賺錢。」一開始她們就選擇獨立推廣，不走商業發行、院線放映的路徑，而是自立舉辦社區放映會，四處找適合場地洽談合作。

自己設計的電影票，是陳卓斯用攜帶型列印機，一張張印出來的，票面上寫：「無劃位、無爆谷（沒有爆米花）、無靚凳（沒有華麗舒服的座椅）」，一張票250元，加上賣海報、貼紙等周邊產品，逐漸回收當初無償勞動的影片製作費。

電影票提醒觀眾，社區放映不等同商業戲院規格，不同場地、不同投影設備，看到的顏色都是不同的，呼應《顏色擷取樣本.mov》的核心提問。不過，放映的「質感」，體現在對待觀眾的細膩與扎實的映後討論。

除了事前在報名表單調查觀眾的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政治投入程度，兩人堅持一定要進行映後座談，動輒超過一小時，比片子還長。報名觀影的人，政治立場大相逕庭；有些場次半數以上香港人，有人循旅遊管道，特地從中國過來觀影。

兩人還在香港時，上海街、咸美頓街交界，現在已經停業的空間「碧波押」，是社區放映啟蒙地。位於街角一樓的空間向街廓開放，播映非主流中國獨立電影、實驗片，主題關注底層人群和勞動議題，觀眾組成五花八門，學生、普通勞工，低收入者，放映設備簡陋，拉一塊白布與投影機組合即成。

「老實說，現在在香港已經沒辦法做這樣的事情了，」陳卓斯說。香港國安法通過後，言論自由急遽縮減，公開討論政治在香港成為禁忌。但她們堅信：

「把影片帶離影展，對話才會發生。」

走入社區放映，收穫的迴響讓她們意想不到。

例如在台北的飛地書店放映後，有個上年紀的觀眾告訴她們，在電影裡聽到國旗歌「很感動」，雖然對於年輕世代而言，國旗歌是威權象徵；也有觀眾分析，溫子眾有兩個價值觀：民主價值與民族主義，在香港時強烈堅持前者，但兩者相衝突時，似乎民族主義更為重要。

某一場放映，借用朋友向遠房親戚租賃的空間，房東政治立場偏藍，對於朋友常辦一些「綠營的洗腦活動」頗有微詞。映後討論時，房東舉手發言：「我覺得你們這片啊，讓我覺得終於有年輕人聽我們講話了。」離開時還給了雙倍票錢，兩人嘖嘖稱奇。

「房東get到的是，從來沒有一部片專心講國民黨的光譜，她身為國民黨支持者，覺得有人去聽他們講話，而不是一味藍綠分裂，覺得自己有受到聆聽和理解，」陳卓斯解釋。

社區放映也造成意外的「聖地巡禮」。去年（2025）雙十國慶，一位看過影片的台灣觀眾，在前往香港旅遊期間，特地前往屯門紅樓「朝聖」片中拍到的國慶升旗典禮。兩位導演直呼，這應該是楊德昌才能享受到的影迷待遇。陳卓斯說：

「很多人以為這部片會讓觀眾吵架，但其實，大家只在乎自己想看到的，是這部片幸運也神奇的地方！」

她們也感慨，「台灣雖然政治上吵吵鬧鬧，但是『幸福的吵吵鬧鬧』，」很多資源上都很幸福，想創作、辦活動、做社區放映，只要願意，都有明確路徑。

起初單純想以擅長的影像創作維生，但製作剪輯過程中，兩人還意識到，這是為了在反送中之後，突破台灣對於香港逐漸僵化的認識框架。

「我們習慣跟台灣人聊天時，就只顧講『香港很慘』。大家第一句會問『你們當時（反送中）在現場嗎？』你回答『是』的時候，對方好像除了『你們好可憐、困難』之外，也不知道該怎麼回，那個狀況很尷尬，」王紀堯說。

兩人在剪輯影片時的反省是，距離反送中過了5年，運動當下的憤怒逐漸消化了，是否有更多對話的可能與空間？她們期望放映與面對面討論，能夠還原香港的立體，打開多元對話入口，而不只是談到香港，只有社運與反送中。

如今兩位創作者對香港是樂觀還是悲觀？陳卓斯回應，當影片結束、所有字幕都走完之後，你看到的黑暗，也是投影機投出來的光。光與黑暗或許不是二元對立。

形容自己「偏悲觀」，陳卓斯說：

「也許我們看不到有改變，或者我們的意見也不重要，但我確保自己每一天都知道什麼是黑暗，看到黑暗、知道自己身處黑暗，並承認黑暗存在，也不要失去對未來的期望。」

講完後她自嘲，「哇靠，太正面了！」樂觀與悲觀並存，絕望與希望同行，或許是這一代香港年輕人持續辯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