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到底我是再找一個家嗎？還是我就是不需要一個家？我就是喜歡這種自由流浪的生活狀態？也不是，我遇到那麼多流浪的人，好像大家都有一個什麼東西在拽著自己，那顆心，好像看起來是一顆自由之心，但是其實也是你在找回家的一條路。」 ──曦曦

吳璠從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去歐洲念電影。順遂完成學業、接近30歲的她，不想依照「正常女人」的劇本走，四處晃盪摸索未來方向，在德國柏林的一個現代舞蹈節，偶遇在現場即興表演的中國藝術家曦曦。

曦曦渾身刺青、髮型剃成不規則陰陽頭、穿著撿來的各色二手衣。狂放不羈的氣質，深深吸引吳璠。跟拍這個年齡相彷的女子，讓她發現自己有「非講不可的故事」。

相較於吳璠循規蹈矩，出身中國北方的影片主角曦曦，生命軌跡截然不同。她跳舞、吟唱、攝影，常以裸身作為創作容器。

來到歐洲之前，曦曦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輟學，認識了去北京當交換學生的法國籍男友，很快懷孕、成婚；女兒Nina一歲時，兩人回到男方家鄉所在的法國南部生活。曦曦操持家務、照顧小孩，卻漸感不耐，離開丈夫與女兒，搭上陌生人的便車，在歐洲四處旅行。

不按理出牌的生活方式，讓曦曦與重視秩序的丈夫之間嫌隙漸生。最後丈夫以她生活散漫、沒有穩定收入、不適合養育女兒為由，要求離婚。

吳璠在歐洲遇見曦曦時，剛離婚的她不斷搭便車移動、住在森林裡的簡陋帳篷，生活條件拮据。身體上追求個人自由，心中卻負重擔。

一方面，因為離婚又被前夫指責沒有能力照顧Nina，曦曦面臨喪失法國居留證的難題；另一方面，她在旅程中又不斷思念女兒、自責沒有盡母親的責任。

「但我們看到Nina跟她相處、玩在一起時，那種對規訓叛逆的生命力，是只有曦曦才能給予的，」吳璠說。

曦曦與家庭的矛盾關係，讓吳璠想到自己的阿媽──為了家庭穩定，付出了所有的愛，卻因為沒能實現自我，而始終鬱鬱寡歡。

隨著吳璠的鏡頭與提問，影片一步步觸及曦曦生命中的核心議題。在曦曦大膽、激烈的表演風格底下，其實隱藏不為人知的痛苦。

片中張力最突出的段落，是曦曦從歐洲回中國，與同為藝術家的母親桃姐過年。桃姐曾是個浪漫的歌唱家與舞者，身邊情人不斷、往來朋友都是藝術家。曦曦4歲那年，父母離婚，跟父親一起生活的她，或許是跟母親有距離感，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全世界只有母親能懂她所面臨的離婚動盪、安撫她的人生低潮。

「但是我們去北京見到桃姐時，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也沒有在談戀愛、創作了。」吳璠陪伴曦曦一起回到北京家中，聽到桃姐不斷指責曦曦：前夫對她那麼好，為什麼要離婚？

接下來共度的幾天，母女兩人感情濃烈、卻衝突不斷。例如，桃姐讚賞曦曦即興的手鼓表演，鼓勵她錄製、記譜、傳播，卻遭到曦曦斷然拒絕，認為自己的創作只存在於當下，不應該被商業收編、為錢創作。

桃姐言談中對於其他女性的蕩婦羞辱，則不斷挑戰曦曦和吳璠的底限。在一段未放進影片的場景中，三人一起試穿衣服，一邊聊一些中國女明星八卦，比如桃姐評價演員湯唯演《色，戒》大膽裸戲，是「瘋了」；當話題延伸到性侵害，曦曦提到朋友的經驗，結果桃姐說，「這個東西你不該跟別人講，講了別人會覺得你沒價值。」

累積多天情緒後，出現影片中平靜卻撕裂的一幕：曦曦與母親抽菸對坐，講述自己的夢，夢裡的她無法好好照顧、保護女兒Nina，想藉此跟桃姐傾訴離婚後的焦慮，擔心Nina沒有母親在身邊，會遇上她所曾經歷過的童年殘酷：跟母親分開、被迫獨立長大，以至於在5歲時遭遇性侵害。

結果，桃姐沒有安慰她，只是在聽完她陳述經歷後，淡然地說，自己也被性侵過，「這很正常。」

吳璠說，她跟曦曦當下聽了桃姐的反應，都非常生氣，也感到毛骨悚然：「媽媽沒有接住她的情緒和需求，等於是在拒絕面對這件事情。」

「那些我們的母親們，努力埋藏的傷口與掩蓋的稜角，從未真正消失。它們變成鬼魂，徘徊在女兒們的肩頭。」 ──吳璠

吳璠旁觀一切，感到巨大共鳴：「那一幕對於曦曦而言，像是某種程度的『長大』──長大就是要放棄『父母能真的當你的父母』的幻想，如果現實的父母沒辦法，你只能成為自己的父母。」

「曦曦知道媽媽年輕時也被欺負過，但在那個時代，媽媽沒辦法講出來，只能消化、合理化自己的經驗。」表面上前衛自由的桃姐，其實內心仍有相當保守的部分，特別是對自己的女兒。曦曦渴望母親的同理與安慰，最終卻幻滅。

這段陪曦曦回中國過春節的旅程，讓吳璠「對於片子要講什麼的感覺就出來了」。她想到自己的阿媽。

從小被阿媽帶大，吳璠常常感受到阿媽無以言說的怨恨，與生命的沉重。只有小學學歷的阿媽，雖然具備受教育、創業的才能，卻因為身為長女，而不被鼓勵，喪失了發揮潛能的機會。

吳璠記得，阿媽一輩子持守家務，有時卻心不在焉，似乎望向遠方，為自己無法實現的人生可能性感到憤怒。但隨著吳璠長大，阿媽仍期盼孫女有個安全的人生，告誡她當個「正常女人」：要看起來可以被喜愛、被保護，而不是放手去挑戰既定價值觀。

「去愛，是否就意味著得捨棄一個人想要的人生，割捨真實的自己？」吳璠看到曦曦對Nina的愛與擔憂，以及追求自由的渴望，這些情感與渴求是真實的，也競爭著一個人的精力。

於是吳璠決定，身為紀錄片作者的她，需要現身跟觀眾解釋，為什麼對曦曦如此著迷？「觀眾有權知道，誰在剪輯這些日記、用什麼樣的眼光在看這個人，否則作者的位置會很模糊。」

吳璠認為，拿攝影機是有權力的，作者現身，是對創作負責，若選擇不現身，就容易讓影像變成某種人物宣傳。她加入了自己的旁白、對於阿媽的回憶和疑問，以一個「來自台灣的乖女孩」視角來看曦曦。

拍攝《曦曦》以前，吳璠習慣當「牆上的蒼蠅」──試圖讓自己在鏡頭之後消失。「拍《曦曦》初期也是，我想努力融入她的生活，跟著她的節奏。」但後來吳璠發現，這形成了一種不平等的關係：「每次去找她，都是我進入她的世界、去適應她，由她主導節奏要做什麼。」然而，一直順著曦曦，並不是真實、平等的朋友關係。

吳璠與曦曦交換影像日記，不再隱身。在鏡頭前，吳璠讓曦曦為她剃頭、跟著曦曦試著舞動僵硬的肢體，放下乖女孩的枷鎖、回想生命中曾經歷的痛楚；她將自己的私影像加入敘事，讓自己也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和發聲主體，跟曦曦一起回應女性共同的生命課題。

雖然吳璠深受曦曦吸引，但拍片過程中，兩人迥異的成長背景與個性，曾經造成誤解和爭執。

習慣嬉皮生活的曦曦，渴望自身故事拍成影片，卻排斥找補助、簽合約、寫企劃書等「太社會化」的事情。然而，對於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吳璠而言，需要補助經費，才能負擔拍攝相關的支出。

「我們的世界差太多，她很街頭、不喜歡談錢，」吳璠只好耐心跟曦曦溝通，拍片不可能不花錢，也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完成作品。後來曦曦實際見到幕後的跨國製片團隊，才願意在金錢上妥協。

兩人也曾經歷過信任撕裂。拍攝進行一段時間後，有人挑撥曦曦「吳璠要把你的日記偷走，假裝是她拍的」。「她因此在街頭對我發脾氣，說『我這麼信任你、你卻把我的東西偷走？』。我哭得不行，說『沒人能假裝那些日記是我拍的，一看就知道是你拍的』。」後來吳璠給曦曦看片花，才讓她對此釋懷。

拍攝過程是一場雙人舞。吳璠發現片子拍完，曦曦的想法有所改變，「她發現寫企劃書的人不一定是壞人！」如今，曦曦搬到法國南部城市馬賽，身邊有一群做藝術的朋友，也會跟現在的伴侶一起創作、一起申請一些補助，「說她狀態比較『穩定』好像也不大對，」吳璠笑說，但她現在比較能夠接受這些「社會化」的事了。

乖女孩習性，不是拍完一部紀錄片就能解脫。吳璠說話小心翼翼，訪談時斟酌用字遣詞，一如《曦曦》優美精鍊的個人旁白。完美主義、自我要求的性格，讓她在《曦曦》剪接期與首映後飽受失眠之苦。

「雖然拍的時候，已經準備好要把自己和曦曦暴露出來，但實際上，我發現我沒準備好被『看』，」吳璠說。《曦曦》是她執導的首部紀錄長片，傾盡生命力完成，又身兼多職，到最後收尾時，常覺得自己沒做好，但這正是紀錄片的殘酷之處：素材已經拍了，救不回來；剪接後製時壓力過大，吳璠曾經一週都睡不著。

2024年影片問世，首映與影展密集巡演，觀眾的回饋與意見湧來，就算意見是針對影片本身，身為片中角色之一，吳璠卻容易把這些意見看成是對她個人的評價，過度在意導致內耗，於是長期失眠，幾乎處於恍惚的狀態，靠吃安眠藥才能入睡。

吳璠苦笑，拍紀錄片需要很明確的動機，要有非講不可的故事，因為太辛苦、太耗能了，「而正是曦曦給了我這種感覺，要把生命中的壓抑說出來。」

面對觀眾，讓吳璠感到巨大壓力，卻也是觀眾的回饋療癒了她。

一次去捷克放映《曦曦》後，觀眾中一位穿著鮮豔、拼貼風格的年長捷克女性，激動地抓著吳璠跟曦曦的手，說「在曦曦身上看到自己」，並翻開手上貼滿電影票的手札，「她說她到現在還在流浪，而電影就是她的家。」

遇見這位仿如阿媽年紀的女性，讓吳璠覺得，「還有信心可以繼續『瘋』到那個年紀」。

電影是家，保護自己珍貴、驕傲的稜角，不輕易被現實磨損。在片中，吳璠的旁白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