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開頭約2分鐘後，一個老婦哼出的「噹・噹噹噹」4拍預備聲穩健地準備開啟，隨後跟上鴿子踅步般、素樸的手風琴伴奏，老婦睽違近半世紀再度面世的歌聲，在寥寥幾句內像是傾注一生風霜：

「"Cuando salí de La Habana, válgame Dios, Nadie me ha visto salir si no fui yo…”（當我離開哈瓦那海港，沒有人看見我離去，除了我自己⋯⋯）」

1945年，高一生（右坐者）全家包含長女高菊花（高一生後站立者）、次子高英傑（左1）在執勤宿舍前合影。（圖片來源／Wikimedia／公有領域）

高菊花，因時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的父親於1952年被誣陷「貪汙罪、叛亂罪」入獄，為家中食指浩繁扛起家計鬻歌維生，取藝名「派娜娜」，迅速在全台歌廳間走紅，常以拉丁歌謠、英文歌、法文歌等演出，在舞台略顯保守年代，唱作俱佳的動感歌后形象深植人心。直至十幾年後，家中年幼弟妹成年自主，才退隱江湖。

時間快轉至2002年，當時熊儒賢脫離主流唱片圈，以關注多元民族的原創與世界音樂等非主流音樂為主，創辦獨立品牌「野火樂集」。2004年她曾為《聽時代在唱歌》紀錄片，採訪台灣第一代搖滾音樂之父「雷蒙合唱團」主唱金祖齡（Johnny King），當時金祖齡曾順口提到：「我很懷念一個山地歌星，身世很可憐，她叫派娜娜。」乍聽之時，熊儒賢並未多做反應，然而記憶卻悄悄生根。

2005年，她為製作高一生紀念專輯，與卑南族的陳永龍、阿美族的以莉・高露（Ilid Kaolo）等歌手及工作人員，攀上阿里山海拔約1,000公尺的達邦部落田調採集。高一生次子高英傑熱心帶領走訪，在老家前方，高英傑指著一位老婦不經意提到：「這是我大姊，她以前也在台北唱過歌。」

熊儒賢不知何來的靈感脫口問說：「請問妳是派娜娜嗎？」老婦一派鎮定回答：「是，我是。」至此，自1990年代起附屬在父親高一生「受難者家屬」標籤下，幾乎被時間洪流滅頂的支線，終於撥雲見日，以主旋律的姿態陸續現身。

此後，直到高菊花過世的2016年止，熊儒賢也許因為以歌結緣、意外「認出」了派娜娜，也許因為派娜娜終於願意自我述說，在數個工作結束的夜晚，高菊花和熊儒賢等音樂人，以歌和酒精為友誼催化的火苗，燃起了長達10年的忘年情誼。

在與「菊花阿姨」相識一年多後，熊儒賢幾乎完整聽了她血淚斑斑的一生：如何在芳華二十從懷抱出國留學夢的掌上明珠，跌落深淵，為一家十幾口的生計，萬種風情四處賣唱同時，卻被政府脅迫賣身外交；之後又被情治單位（保安司令部）監控，直至1971年高菊花被逼向警備總部司令部簽下承認曾參與「蓬萊民族解放同盟會」而為匪諜的「自首證」；以及自父親被槍決後，經歷數十載多舛的家庭、感情與婚姻生活。

雖熊儒賢自承是音樂人，不熟悉文史工作或學者的研究角度，但她意識到這段故事的重量，曾買來仿照少女時期日記樣式的高級筆記本與筆，數度央請高菊花為自己書寫，最後卻遭到擱置、一字未落。

除了2006年初識時隨手以陽春DV記錄外，2009年她找上導演盧元奇、沈可尚正式拍攝自述身世的高菊花，於是即有了紀錄片開頭的畫面：身著貂皮衣帽、耳際垂墜琉璃藍綴圓珠耳環、粉紅蔻丹指尖滑過臉頰，妝容完整的菊花阿姨，坐在達邦老家木屋前的沙發上，娓娓道出塵封多年駭人故事。

身為高菊花最後10年的摯友，熊儒賢偶會上山拜訪，平時則以電話聯繫感情，或不定時寄送菊花阿姨愛吃的起司和毛線上山，來往平凡自然，相處與一般友誼並無二致。2016年高菊花逝世後，熊儒賢思念至深，決定做一張「台灣流行樂壇欠她的專輯」獻給派娜娜。2020年野火樂集發行《派娜娜─傳奇女伶高菊花》影音專輯中，首度公開2006年、2009年所記錄的高菊花口述動態影像，與唱不完一曲的斷簡殘存歌聲。

高菊花杳然遠去的4年後，2020年2月28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首映發表會，盧元奇回憶起播放影片時，座席間一個老先生大哭起來，詢問下才得知他是228受害者潘木枝醫生的兒子藩英仁（因移居日本，將「潘」改為「藩」），曾將宿舍借予派娜娜居住，與高菊花一家交情甚篤。

看到派娜娜故事的還有作家、波蘭譯者／研究者林蔚昀。她自2009年起致力於尋找台灣與波蘭關聯，得知派娜娜淪為「外交手段」被迫陪睡波蘭共產黨高官，最後在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與國防部檔案間來回翻找，證實了這段碾壓派娜娜數十年的過去，不只是個人生命故事，更是一段血肉模糊的鐵錚錚國家歷史。

因為兩條重要的線索出現，並且自稱「大概是太想念菊花阿姨」的熊儒賢，2023年起決定再將故事拼回更趨完整的面貌，開始進行紀錄片拍攝計畫，卻在申請計畫補助與企業投資階段屢屢失利，最後只拿到原文會75萬元的補助款。她與製作團隊不願畫地自限就此放棄，於是將目光轉往大眾募資，催生出「《禁錮的餘生》紀錄片製作與放映計畫」。

紀錄片一邊拍攝製作同時，2024年底，為推廣募資的熊儒賢參與白色恐怖相關活動講座，結束後上一場的主講者、時任檔案管理局副研究員徐紹綱向她表明：「高菊花的檔案整理好開放了。」這塊拼圖的出現，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最終呈現在大螢幕上，讓觀眾得以跟隨高菊花女兒施昭伶與外孫，走進國家檔案閱覽中心，翻閱高菊花被監控長達近30年（1956～1985）的檔案紀錄，窺見國家機器如何迫害一個女性之冰山一角。

1951年6月23日出刊的《新聞天地》，描述即將赴美學醫之事：「高山族有個幸運女郎：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兩位教授遊阿里山時發現了她。為了推進高山族的醫藥工作，他們決定供給高菊花赴美學醫15年，然後幫助她在高山族區建立醫院。」據文所稱，是由同行哥大教授的陪客：中國醫學博士劉瑞恆、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空軍軍醫處處長李旭初力薦，才讓此事拍板定案。該文篇幅一頁半，寫作像是小說故事筆法──當時美國因協防台灣提供大量美援，可能是在這樣背景下，加以政府忌憚高一生勢力，所採取的攏絡舉措。

未知身處的大環境如何變化，抱存浪漫想望與高山族發展使命的高菊花在1951年6月接連寫下：

「清晨被唱片的聲音吵醒，這天真的是享受幸福的滋味。閉著眼睛，思考我將來的事。」 「今年是好年，頭一件是謁見蔣總統，另外一件是留美的消息到來了。」 「我不要把美國之行當做甘甜的夢，離開父母弟妹是多麽艱辛的事，這也是我為高山族文化發展的使命。這使命一直隱祕，而且是夢想，而這夢想即將實現。」

「我們怎麼會遇上這種苦勞災難呢？」 「如果世上真有神的存在，不管有沒有，我的痛苦是暫時的，要忍耐。」 「父親來信寫著，還沒有判決，但也不用擔心。」

1960年《台灣民聲日報》曾這麼形容派娜娜：「曾經在台北紅遍了半個天下的名歌星，派娜娜」、「派娜娜，曾為台北正聲廣播電台名歌手，並在許多高級音樂廳献唱過，名震遐邇」、「特自台北聘請歌后山地之花『派娜娜』姑娘來中表演，『派娜娜』小姐現受聘美軍顧問團為歌手，在台北名噪一時。」

紀錄片中曾經同台演出的紀露霞與青山，都記得她演出時縱橫全場的盛況。據高菊花、高英傑的口述、印象，以及報導中可見資料，派娜娜曾經在美軍俱樂部、高雄的羅夢娜（Lamona）與萬象歌廳、台中的南夜及意文歌廳、台北的紅樓及京都歌廳駐唱，也時而要到金門、馬祖等外島勞軍。熊儒賢記得金祖齡歌廳駐唱時期的月薪約8千元，而他說派娜娜絕對在他之上，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派娜娜除了演唱西洋歌曲如“Seven Lonely Days”（1953）、“Banana Boat Song（1956）”、“Diana（1957）”、”She Taught Me How to Yodel（1962）”外，其他外文如拉丁歌曲“La Poloma”、“Cachito”（1958）、墨西哥民謠“Cucurrucucú Paloma”（1956）等當時流行「新歌」都頗有心得，為此她也聘請金祖齡之姊補習拉丁語。

熊儒賢回憶，菊花阿姨對舞台表演工作全力以待，曾說過：「一個歌手，連肚臍也要化妝。」有古典樂底子、能視譜的派娜娜，總是自備總譜演出，表演行頭更不馬虎，熊儒賢說當時台灣沒有適合布料及裁縫師傅，派娜娜會研究款式後央請菲律賓樂隊成員回國製作，一、兩個月後再坐船送到台灣。

關於歌廳演出的實際樣貌，因為是早期權貴出入的休閒聲色場所，一般人難窺其貌，真實影像紀錄稀缺；即便到了電視時代，取得影像紀錄仍然有其門檻。盧元奇表示，早期用來錄製節目的帶子很珍貴，往往會重複洗掉再用，而且《田邊俱樂部》是台視的委外節目，電視台內部並沒有特別錄製存檔。於是，一代歌姬美聲就此消失，如今我輩後人只能聽到75歲的高菊花興起之時的隨口哼唱，猜想勾勒原音形狀。盧元奇期待著，也許電視台庫存資料標示錯誤：「我們就在想它其實有，但是它可能還沒有被找出來，塞在什麼倉庫。」

其實，無論是派娜娜或被迫長大的高菊花，都不喜歡唱歌。紀錄片中2009年的菊花阿姨微笑地說：「我現在在家裡很少唱歌，偶爾唱的時候，貓咪就笑了。」紀錄片中的昭伶，則是自小即在遠離音樂的家庭中，自己艱難地長大，取而代之的是：「其實我印象中，我媽就一直在喝酒，只是喝很醉，或喝得有點醉的差別。」

2006年5月19日野火樂集在台北紅樓舉行「鄒之春神──高一生音樂．史詩．歌音樂會」，眾多高家人都到場表演支持，不過高菊花沒有出席。

被問到有沒有唱過爸爸創作的歌曲？（如獄中所作的〈春之佐保姬〉）2006年高菊花的口述是這樣說：「我很難受，我常常在青島東路唱歌的時候，我就問出來，我的父親後來怎麼樣。他就講，他們在訊問的時候要拔掉，他的指甲要通通拔掉。」

盧元奇說，2009年拍攝高菊花時，第一次聽到從她嘴裡說出的內容，離奇到讓他震驚許久，「我沒辦法想像這個活生生在眼前的人，告訴我們她經歷的事情，可是她講的態度又很輕鬆。」

鏡頭前的菊花阿姨說：

「我在羅夢娜唱歌的時候，看到那個穿軍服那個、有很多那個金色一條一條的，好像是將軍、國防部的來了。他跟我說，我知道妳的家裡的事情，所以給我們做一個事啦，不然的話，他說要沒收我們家產。」

「可是我是女人，跟他睡覺，要勸他（波蘭共產軍官）這樣子，很難為情。」

「那個時候我們對貞操觀念跟現在不一樣。所以真的被一個、自己的身體要給人家講這個話，就叫他選擇自由這樣子，我拼命啊，真的，我怕家產都通通沒收。」

藩英仁也在口述中提及，派娜娜在台北駐唱借住他居所期間，曾發生：「韓國的參謀總長指定說要她，台灣方面陪同的軍人就叫她晚上陪他，她不願意，說不要，但最後還是不得拒絕，被帶到北投去。」

派娜娜的歌手身分維持了15年左右，直至弟妹皆成年才卸下。她先與朋友合開日本料理店、結婚走入家庭生活，但幾年後先生又遇車禍意外過世。熊儒賢清晰記得菊花阿姨描述那一個夜晚的場景：「半夜醫院來電告知先生車禍，阿姨懷著（小女兒）昭伶奔往急診室，就看到她的先生躺在那裡，受傷這麼嚴重，她就去打電話給她婆婆，公共電話紅色的那種。打電話時，她看到護士小姐急診室走出來，眼神是看向她的肚子，然後阿姨看到護士小姐搖搖頭，低下頭就走了。她就知道她先生沒有了。」

先生過世後幾年，高菊花的小兒子因闖鐵道，被列車撞上過世，身邊親人再次登出她的生命。熊儒賢憶起高菊花講述過往，感慨萬分，「我覺得菊花阿姨會是一個超好的導演，因為她在講這些事時都像在『分鏡』，那些事在她人生中都是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

先生過世後，高菊花在台北從事過幫傭工作，也曾攜兒女回達邦老家居住，即使曾經是日進斗金的歌壇天后，選擇不再賣唱後，此時也只剩下勞力可用。她參與了曾文溪的攔沙壩工程，這段經歷讓她晚年深受肺矽病之苦。

熊儒賢憶及初次在菊花阿姨家中，看到比人還高的氧氣瓶時，未明究理，心中還嘀咕了一下：「山上的瓦斯桶都長那麼高啊？」

關於這些在晚年幾次口述才公開的傷疤，紀錄片中高菊花像是在說別人的事、語調平靜地總結：

不見控訴與悲憤，語調平緩也無激烈起伏，甚至女兒昭伶到林口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翻閱高菊花被監控的檔案資料、述說母親長年酗酒和意外痛失兒子的片段，語氣皆鎮靜自然。《傳奇女伶 高菊花》全片如果說有出現強烈的情緒，幾乎只有林蔚昀面對劇組訪談時反覆自問：公開這些檔案究竟該不該？如果是自己或親人，該當如何自處？最後，哭喊出聲情緒潰堤。

對此，盧元奇以一個男性拍攝者的心境追憶道：

「我先拍他們家其他親友，再拍到昭伶，都還沒有覺得不對勁。什麼時候才覺得不對勁？是我拍了林蔚昀之後，因為我覺得那個才是正常的反應。就跟我2009年聽到的（一樣），可能我沒有那麼感性，沒有爆哭，可是就是會覺得怎麼可能、天啊！然後檔案局（畫面）是比較後面，所以他們（昭伶與其子）在檔案局的反應我也是傻了。後來你抽遠一點來想這件事，才會知道，『那個東西』在他們身上的威力。我覺得那個陰影是非常、非常大的。」

熊儒賢也曾關心詢問昭伶，為何片中總是笑著觀看和述說有關媽媽的事呢？結果得到了讓她心疼不已的答案──昭伶只是簡短地答說：

「我只是想讓媽媽知道，我過得很好。」

此前在2025年3月，為幫紀錄片募資，野火樂集在獨立書店「左轉有書」辦了場放映會，女兒昭伶受邀，首度公開走到大眾眼前：「剛有談到我媽媽沒有等到轉型正義這件事，其實在我對我媽的認識當中，她沒有在期待這個結果。」

1950年，少女高菊花曾在日記清晰自剖寫下：「我對感情算是激烈的人⋯⋯感覺或受到打擊時，會認真寫日記。可以的話，藏匿在心中的怒氣和喜樂盡量不表露。」也在日記封面抄下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的詩作〈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自我期許：

Henceforth I ask not good-fortune, I myself am good-fortune, 今後我不會再追求幸福，因為我本身就是幸福

Henceforth I whimper no more, postpone no more, need nothing, 今後我不再擔心、也不再掛慮，同時我不再要求什麼

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 我以剛強飽滿的心情，來走我大道的旅程

2009年，老去的派娜娜教陳永龍悠悠唱日語歌〈千風之歌〉：「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我沒沉睡，也不在這裡／化為千風，我已化為千縷微風／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彷若已然遠颺的高菊花，面對世人萬般提問後，舉重若輕地唱著。

身為菊花阿姨最後的摯友，熊儒賢說：「我覺得『轉型正義』這四個字太難被理解了。國家暴力跟家族女性，這個雙重的大時代陰影底下，我沒有辦法從『轉型正義』四個字在她身上找到答案。」

在轉型正義的框架之內，高菊花的掙扎無所依歸。思念未曾停止，接連撞擊而來，熊儒賢只好尋找出口，不停講述，讓這個故事更加完整地被傳頌下去。

如派娜娜在〈La Poloma〉唱道：「若有鴿子飛到你的窗前，請溫柔的對待牠，因為牠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