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山谷的回音——沒有選擇的鄒族人與被遺忘的受難者

遙遠山谷的回音——那些沒有選擇與被遺忘的。(攝影/曾原信)

在台灣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中,鄒族是受到最嚴重整肅的原住民族,在官方稱為「湯守仁等叛亂案」裡,多名日本時代養成的鄒族菁英被處決或監禁。228、原民自治、共產黨、貪污疑雲籠罩,諸多不同的因素交錯,現存的相關檔案高達12卷共五千多頁。

過往已有許多學者的研究資料,本文不欲重現完整的始末,而從一個地點與一個被遺忘的人,試圖窺見這個複雜案件的某個角落。

一、樂野——留下來的人沒有選擇

越過稜線另一側,就是最近的火車站奮起湖。
小火車沿著森林鐵道穿梭在滿山花海,大小車輛壅塞在蜿蜒公路走走停停,一年一度的櫻花季,無數遊客仿若朝聖湧入阿里山。
這一側山坡,阿里山鄉的行政中心樂野村,卻像另一個世界,三兩隻老狗躺臥的村路悄然無聲,和滿山鼎沸的人車無涉。
長老教會2樓晾滿曬乾的咖啡豆與星星果(學名印加果,可萃取優質植物油),教會協助在地村民收購並產銷這些作物,牧師安淑美和前來幫忙的Tanivu一邊挑撿邊閒話家常。
在這個相同的季節,Tanivu憶起,媽媽牽著她的手,站在不遠的路旁,迎接從台北運回來的骨灰。
「因為離鐵路比較近,就都先集中在這裡。我們各村的人都集合起來,站在那邊,好像歡迎他們,不准掉眼淚、不能哭!」
4名族人的骨灰,分別是: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1954年4月17日下午2點30分,他們與同案的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因「意圖以非法之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由台北憲兵隊綁赴現為新店區第三公墓的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高一生之墓。(攝影/曾原信)
高一生之墓。(攝影/曾原信)
40年後,文史工作者陳素貞以高一生的故事為核心,在《台灣文藝》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首度公開高一生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期間寫給家人的書信,讓人窺見這位原住民菁英動人的內心世界,從日文翻成中文,字字句句飽含真切情感。最後一封與妻子春芳的訣別信末尾,猶如天鵝之歌,傳頌至今 :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水田不要賣。
他留下的樂曲、讀書筆記,乃至民族自治的理念,爾後陸續透過家屬的整理、學者的研究,以及不同形式的紀錄、展演,逐步形塑出一「高山哲人」的崇高典範。
只是如此理想的身影,大部份停留在阿里山之外。
當桃園復興鄉的北橫公路上,以林瑞昌族名「樂信.瓦旦」為名的公園,矗立著這位殞落在白色恐怖中的泰雅領袖時,這段歷史記憶,在鄒族主要村落,達邦、特富野、樂野的公共空間,卻付之闕如,遑論會出現在日常言談。
「我從來沒有對外人講過這些,今天是第一次。小時候走在路上,常一下子很多阿兵哥衝出來,拿著槍還有刀,不知道到底要幹什麼,我們都很害怕!也不准說原住民的話,聽不懂,怕我們叛亂,小朋友怎麼會叛亂?以前還會做惡夢,晚上睡覺時忽然看到很多阿兵哥,帶著衝鋒槍過去,真的很恐怖!」Tanivu尾音上揚,倒抽一口氣地說。她今年72歲,小時候的部落被軍隊牢牢監控。
在與現代國家體制互動的過程中,鄒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一支很特殊的族群。
當原住民抗日事件在全島風起雲湧時,人口較少的鄒族(1947年僅1,600人,現約6千)從未參與,與日人更以失散的兄弟相稱,使其能順利深入高山的傳統獵場開闢森林鐵路。
戰後當國民政府來台,卻幾乎像是一夕之間站上混亂局勢的前線,與日治時期的服從形成劇烈反差。228事件時,鄒族高山部隊應嘉義士紳請求,下到市區維持秩序,並圍攻水上機場、紅毛埤(今蘭潭)軍火庫,甚至將武器運回山上,另一方面,卻也將當時的台南縣縣長袁國欽接到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住所保護。
隨著國共內戰白熱化,隸屬中共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全台發展地下組織,以便「解放」之日到來時能得到內應,省工委會的觸角積極伸向當時幾位高山族領袖,而樂野成為地下黨人唯一真正潛入的山地鄉,計畫在此建立「阿里山武裝基地」。他們由湯守仁接應,在村內的醬油工廠裡頭工作以掩護身份。據前政治犯陳明忠口述,工廠除了生產、銷售食品以維持生活,還有一個目的,是避免將來若被全面包圍時,缺乏食用鹽而全身無力,以食品工廠名義囤積食鹽,作為長期抗戰的準備。只不過隨著「山地委員會」書記簡吉在1950年於台北被捕,整個組織很快的被特務循線瓦解。
高一生及湯守仁在經過偵訊後,表示悔過、宣誓效忠政府,繳交武器並承諾協助肅清殘匪,令人意外地,當局竟大方准予釋回,且提供物資、賦予職務、蔣中正及蔣方良接連到訪阿里山召見與慰勞族人⋯⋯,事後看來,種種表面上的安撫與籠絡,顯示出方才從中國戰場全面撤退到島嶼的政府,對於台灣高山情勢相對陌生,不敢打草驚蛇。但這群難以掌控的山地族群,已令統治者感到芒刺在背,只待恰當的時機拔除淨盡。
相較位處較隱密深山與谷地的特富野與達邦,前者家族建立的小社樂野最接近漢人聚落,是最快與外來者發生互動與衝擊的鄒族部落,因此從228到後來的白色恐怖,樂野族人牽涉得最深最廣。長老教會隔臨與咫尺前方,分別是同案被判刑的村長武義德及被槍決的警局巡官汪清山的家;湯守仁的後代至今仍居住在樂野;高一生被日人授與巡查與教師職位後,雖居於達邦的官舍,但他其實是在樂野出生的。
而長老教會原址,就是當年由湯守仁開設的醬油工廠。
「我們一群小孩會在外面探頭,看一看很害怕就跑掉。有一次這裡要請人吃飯,但鄒族迷信,吃飯前如果狗打起來一定後面有事,我爸爸說不要去,結果我們走後,吃飯的人就打了起來。」Tanivu住在比較遠的福山,還記下來上課的路上都會經過這間神秘的醬油工廠。
除了她零星的兒時印象,想當然耳,教堂內外不會有任何關於工廠與短命武裝基地的蛛絲馬跡。「我也是在這裡出生長大,但完全不知道,上一輩都不說的。」安淑美表示。外人眼中的菁英、哲人或戰神,對許多鄒族人而言,他們當年在複雜情勢中的行動與選擇,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因為留下來的人,沒有選擇。
「大姊被叫去位在奮起湖的指揮所,外省軍人拿著手槍指著她說:『嫁不嫁?』大哥還偷我爸的印章陪她去蓋章。哥哥過世前聊到,陪姊姊去的路上,她一路哭,沒有辦法,不能不蓋章,不然爸爸可能會被槍斃,又很怕萬一爸爸回來看到印章沒有,一定會被他打死!」
Tanivu常要幫忙揹大姐的孩子,到巃頭去找姐夫,過一晚後再回福山。巃頭是治安指揮所的駐地之一,離樂野最近的漢人聚落石棹約5公里。為什麼這對夫妻沒有住在一起?為什麼結了婚姊姊還住家裡,讓爸媽幫忙照顧小孩子?小學一、二年級時的她有無盡的疑惑。
「那個時代,幾乎每家都有女兒嫁給外省人,好像有點當人質的感覺。」安淑美說,「或許因為這樣,鄒族人比較少談論228或白色恐怖的事情,畢竟女兒都跟『他們』結婚了。」
包括武義德的長女、高一生的三女皆如此,而這樣的婚姻有很高比例最終離婚。「大姊離婚後帶著小孩在愛河旁邊賣麵,但總算苦過來,現在過得很好。」Tanivu說。與高一生三女離婚的警員,後來另一段婚姻生下的兒子,往後成為著名藝人秦偉。
「大部份族人完全避談這些事情,年輕人到了都市,才從別的管道知道一點。」安淑美的女兒雅古以是政大台史所碩士生,研究方向跟日治時期的鄒族文化有關,但直到某年在嘉義參加教會紀念228的禮拜活動,才首次聽聞戰後鄒族領袖的遭遇,「到現在部落仍然有些人覺得,都是因為高一生領導的自治理念惹來殺身之禍,害鄒族成為長期被國民黨監控的族群。我們年輕人也感受到某種隱形的壓力,比如當我寫一些相關文章,心裡都很掙扎要不要po到臉書的鄒族社團,怕別人覺得你是不是要消費鄒族才寫 ,講這些只會分裂彼此,揭開不願提起的悲傷與憤怒。」雅古以說。
「鄒族人口少,通婚來通婚去,大家都是親戚,人際關係很微妙,在這裡不能隨便講別人喔!」安淑美補充道。
黨國的監控與蒐證網絡,很快就滲透進人際緊密的部落。研究原住民白色恐怖事件的師大台史所副教授范燕秋,在分析此案的情治系統時,舉出的3個代表性人物之一,即鄒族人「樂野國校教師『梁義富』,他以部落『運用員』的身分,多次向情治單位報告鄒族菁英如武義德、武義享的行蹤,以及部落槍枝藏匿狀況⋯⋯」在現存的檔案中,確實可以清楚見到由梁義富上呈對武義德兄弟非常不利的密報。
長年從事部落文史紀錄工作的梁錦德是梁義富的兒子,他一直很想深入了解父親的經歷,「平常絕對不講,他說講出來會傷害很多人,只能趁陪他喝酒聊天,話匣子打開時,偷偷錄下來。」對於學者在研究中呈現父親當年的爭議角色,他則感到十分不公,「保安司令部要調誰問話,不管多遠我父親都要把人帶去奮起湖,以前沒有公路,很多村落單趟就要走3、4個鐘頭,我爸用國語替族人翻譯時,都會想辦法修飾,牽涉到嚴重的事情就把它翻譯得避重就輕,否則會抓更多人!」
「其實我們都是受害者,我爸當時也是被調查的對象,以前他當老師買了照相機,印象中家裡照片一堆,懂事以後回來要看照片的時候,全部都被搜走了,老照片一張都找不到。而當我在軍中的同儕全部升上校退伍,就我升不上去,只因一條安全資料就完全打死:附匪份子武義德的女婿。」
告密者、監控者與受害者結成了親家,交織成複雜的親屬關係,曾經發生的一切,真相或正義,已遠非二元對立的框架所能理解。沉默是生存之必要。

二、召喚——回去回不去的故鄉

「親愛的父親,今天許許多多客人來看你,我相信在天上的你一定會感到很高興吧⋯⋯」 「父親說若有一天我過世的時候,就把我埋在這裡,很簡單,給我喝一下啤酒,還有放一首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第二樂章⋯⋯」
從山谷吹過來的風,輕拂過高大的樟樹,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領著眾人,向大樹下的墓行禮致意。這一批造訪的客人帶錯了酒,但還是獻上已準備好的清酒,交響樂聲透過網路從手機喇叭傳來。
如同過去數十年,高英傑帶著親切的笑容,為來來去去的訪客介紹位在達邦的高一生故居、分享種種關於父親的軼事,一貫的熱誠中,卻有些許感傷,大姊高菊花和弟弟高英明從去年到今年相繼過世,提到弟弟時不忍落淚,仍維持良好教養向眾人致歉。
高英傑。(攝影/曾原信)
高英傑。(攝影/曾原信)
「你們幾十年的悲痛,我們都沒有做什麼⋯⋯」前大法官許玉秀對高英傑說,向他確認高一生鄒族名字的發音後,面向墓碑:
「Yatauyogana先生,今天模擬憲法法庭來看你,去年的12月24日的聖誕節那一天,做成了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判決,替杜孝生先生的相關案件表示過去公權力的處理,包括司法人權的判決,都應該重新被檢討,當時的行政權和司法權,都屬於不法國家的運作,希望這樣的判決,能讓您稍微感到安慰,您和您的族人,不是外國人,這裡是您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屈辱、歧視的悲痛,我們作為後輩,都很能夠感受,模擬憲法法庭所根據的宗旨,追求所有的人不管在哪裡、在什麼時候,都不會受到屈辱和歧視,更希望以後至少在自己家鄉,不會感到恐懼,您的犧牲會彰顯這個價值,也會讓後代因此受到警戒。」
在場還有十幾位從台北來的法律學者及研究生,他們都是參與去年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簡稱模憲)的成員。由許玉秀發起的模憲近年針對社會重大爭議,如同婚、死刑等議題,邀集專家學者透過法律程序進行對話與辯證,以期建立更完整的公共論述基礎。
去年的模憲聚焦轉型正義,討論的二件案例之一,是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和他的哥哥一樣同樣是日本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原住民菁英,杜孝生是第一位就讀台北醫專(現台大醫學院)的鄒族人,當過縣議員、衛生所主任,同時是高一生開辦的新美農場場長,與他的哥哥及其他族人同案被捕,最後以貪污罪判刑17年,實際2年8個月,被一位烏來的泰雅族人保釋出獄 。由於沒有「壯烈犧牲」,出獄後難以被族人接納而離開部落,在整個案子中幾乎被人遺忘——除了他的兒子杜銘哲。
杜銘哲坐在高一生故居前,如同他父親當年也坐在這。(攝影/曾原信)
杜銘哲坐在高一生故居前,如同他父親當年也坐在這。(攝影/曾原信)
90年代政府針對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訂定補償條例,但是有幾個例外,如有確切證據要以武力顛覆國家,或罪名與所謂內亂、外患的政治案件無關,都不在補償範圍。杜銘哲多年來為其父申請補償,即因後者理由而屢被駁回。
模憲選擇此案,對已塵封多時的補償原則提出挑戰,當政權可肆意入人於罪,卻在事後以狹隘的定義限制人民爭取應有的權益,只是一種敷衍的轉型正義。
杜孝生被法官認定無顛覆政府之虞,雖然僥倖逃過死劫,但當今天國家認定當年侵害人權的責任與否,只依據表面上的罪名,而未看到其所經歷的一切,如同其他的政治案件被告,都在黨國不分的年代被誘捕、羈押,接受漫長的審訊,僅憑特務報告及口供作為證據,往後生命的道路,在一審的軍事法庭被決定。在國安法第9條規定戒嚴時期案件不得再上訴的情況下,貪污罪名如烙印揮之不去,形同持續的監禁,即便當事者已經不在。
關於貪污的指控與起訴,牽涉到多項從農場開發、維修橋梁水圳的款項不明,到侵吞政府配給的肥料布匹等物資,名目繁多叫人眼花撩亂。貪污案到底是構陷抹黑高一生等人的手段,以使鄒族內部完全失去對領袖的信任,將處決後可能會激起的反彈降至最低;亦或這批從日治時期即掌握權力的菁英,依然以領袖之姿過渡到新政權時,行事手法與仍未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矛盾,反應在金錢使用與資源管理上的程序瑕疵?時過境遷,當事人與原始證跡今日幾已不存,僅有連篇累牘檔案中的特務報告、口供與自白、審訊與判決,要如何從中辨別真偽,接近真相,是要進一步討論這個案件更困難的挑戰。
「銘哲的爸爸回來以後,我媽媽給他一塊地,但部落的人還是非常不諒解,認為我們是真的偷了新美農場的錢,他要工作也很困難,只好離開,久了以後大家都把杜孝生忘掉了。以前我也不認識銘哲,要在他最近回來後才有接觸聯繫。」高英傑感嘆到。
杜銘哲的手機裡存著一張父親的照片,中年的杜孝生蹲坐在白色木造房——已故的哥哥高一生的故居前。那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幾次回鄉之行,離鄉後,輾轉到嘉義大埔定居、開設診所,後與第二任排灣族妻子移居台東金崙,並在那裡終老。
陪同模憲成員拜訪高英傑的這一天,杜銘哲來到父親曾經留影的位置坐下,請人拍下同樣角度的照片。年近60的他,現於位在樂野外的休閒園區擔任音樂總監,在山下的漢人社會闖蕩了大半輩子,他代替餘生流落在外的父親回到山上,以自己的方式。
杜銘哲出生在大埔這個閩南人為主的聚落,如同每個身處漢人社會的原住民,在充滿歧視的環境中成長,更艱難的是,那失了根的父親,被族群遺忘的同時也遺忘了自己。如同典型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家庭,當事者對下一代是永遠的沉默,他無法得知父親的過去。從年輕時就留的長髮,是他對自己所來自族群唯一的「想像」(山上的番仔都是留著長髮的吧?)
「年輕的時候很難。族群、自我認同的問題,根本找不到答案。加上從小被排擠,一直到出社會工作,面對周遭強大的壓力,只能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來解釋,接受這是一個相對的世界,美麗、醜陋跟殘酷是同時存在。」杜銘哲說。
躲到音樂裡,是他唯一的救贖,可以暫時忘卻無法改變、沒有答案的現實,得到喘息。高中畢業就到台中的酒吧闖蕩,後來組樂團、成立工作室,音樂讓他得以慢慢在現實的世界站穩腳跟。也是音樂,帶他回歸素未謀面的故鄉。
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攝影/曾原信)
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攝影/曾原信)
他不能忘記國中時,在鄒族最重要的祭典Mayasvi(戰祭)期間,自己來到達邦。幾乎不認識任何族人,害羞的他遠離人群,一個人坐在達邦國小的一角,突然間,聽到祭典的歌聲,從不遠處傳來。那些召喚戰神、敵首、亡靈的古調,莊嚴、緩慢、重複,一層一層如深沉海浪,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驅使他循著聲音,走向Kuba(男子聚會所)前方的會場,第一次,他知道自己是誰,儘管無人知道他來自何方。
模憲結束後3個月,在一年一度戰祭的時刻,杜銘哲特別邀請當時投注巨大熱情,整理研究他父親的案子並為之辯護的專家學者與學生,來見證這啟發他族群認同的原點。
鄒族是嚴謹的父系社會,杜孝生原本在特富野的老家,早已消失無蹤,傳統的祭儀,他其實並不能真的參與,如一般的成年男子般著紅衣及羽飾上到會所。
「我們流落在外面這麼久,杜孝生這個血脈已經回不來山上,儘管曾經嚮往,後來覺得參不參加祭典沒有那麼重要,只是一個儀式,錯過就錯過了,重要的是你自己認不認為你是鄒族。族人是否能理解,非常個人,沒辦法討論,因為我必須要解決我個人已經回不來的事實,處理內心的那一個區塊,才能繼續往下走。我必須把所有苦難終結在我身上,至少留下一點杜孝生這個人曾經存在的紀錄,讓我的小孩、孫子知道,曾經有一個優秀的鄒族人,好讓他們重新開始,不需再背負著包袱。」杜銘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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