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族菁英高一生，在日治時期被殖民者刻意栽培，具有豐厚的文化素養與率領族人邁向新時代的遠見，堪稱20世紀前半阿里山上「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二戰後政權更迭後不幸於白色恐怖中殞落，眾多子女在周遭異樣眼光與艱困環境中成長，次子高英傑長期投入保存、整理父親留下資料的工作，並在日前完成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會面的心願。 近年高英傑已將高一生在被槍決前，1952年到1954年囚禁期間以日文寫下的書信全數翻成中文，預計明年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報導者》特別選錄其中3封過往甚少曝光的內容，讓這位國家殺不死的自由心靈，與當下對話⋯⋯
那時同房的難友誰都還沒睡覺，聆聽從收音機播放出來的美妙音樂，當時時間大約晚上9時，我可能7時左右閱讀書籍疲累就睡著了。我覺得中斷的續夢太可惜，醒來後好想念家鄉所以寫了一首歌，昨天已經完成，歌名叫〈山上的故鄉〉，以後想再寄過去，曲式和〈杜鵑山〉有些類似。給油巴那（舊家keyupana）的電燈還沒有接吧，遷移沒有接電的地方，夏天有蟲蛇，冬天怕火災（油燈蠟燭很危險）都很危險。請堅持在現在的宿舍，這事和妳堅決的約定。我和妳的心情是一樣，特別為小的孩子（豐玉、英洋、美英）的事時時刻刻銘記在心。請妳連我的份也加上好好照顧他們。讓妳一個人勞苦實在過意不去。不知道何時回去但不必擔心我的事。保重身體暫時忍耐，我一定帶著健康身體回去。我向神所求妳和全部小孩們平安及幸褔。 12月21日 一生
「給油巴那，父親是第一個將這個地名以文字記錄下來的人，」高英傑說。今年78歲的他，已經很少再像以前從嘉義市區開一個多小時的車上到阿里山的達邦。但每當回到當年出生、成長的地方，一切仍無比熟悉。
因為被日人賦予警察兼教師的重任，高一生從原屬特富野系統的小社，搬到當時的阿里山行政中心達邦，定居在聚落外圍東北方的給油巴那，婚後10位子女陸續在此出生，長男早夭後，高英傑便成為家族中最年長的兒子。
如同他的父親，高英傑對鄒族的歷史、文化與音樂知之甚詳，儘管從1980年代後期就因為一些因素離開山上，定居嘉義市區，但在整理高一生遺留下來資料中，仍與阿里山亙古的傳統保持連結，成為他心靈的原鄉。
身為日治時期第一位接受新式教育的鄒族人，從戰前到戰後，高一生在不同的時代轉捩點中，首先一腳踏進現代世界，與之接觸、接受刺激並主動對話，既望向未來又銘刻下過去。
高英傑把這篇珍貴的文章翻譯成中文，令人看到在當時1930年代殖民地下，有別於原住民普遍是被研究、詮釋與控制的「客體」，矢多一生罕見地從族群內部的觀點出發，以「主體」的視角，替缺乏文字紀錄的族人留下集體記憶。
他同時也成為外來者與部落的中介及引路人，開啟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從深山與整個世界接軌。
1927年，矢多一生以一個多月的時間陪同俄國語言學者聶甫斯基（N. A. Nevsky）到部落進行田野工作，傳授鄒語並採集民間傳說，合作編寫《鄒族語典》；1943年，他則協助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進行鄒族音樂的採集、研究與錄音工作，帶領族人至台中放送局並陪同練習錄音曲目。
而在面對殖民統治者與部落內部的秩序規範時，更時常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中，勇於走出自己的路。
1942年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開始在台灣徵兵，由於不願見到部落青年遠赴戰場遭到無謂犧牲，他不惜抗命反對日人徵調鄒族部落男性，而被上級叫去神社訓斥，罰以禁閉一整晚。
在戰後政權更迭變化越加劇烈的時刻，他不改其志，不願做一個同流者，主動參與、介入族群命運方向，最終在白色恐怖襲來的浪潮中滅頂。
家裡的唱片怎樣呢，孟德爾頌有損壞嗎，播放的時候要謹慎。我的文件（書類）在衣櫃中壁櫥裡或其他地方到處放置，湊在一起不要翻動，照原來樣子找個東西包裹後收藏好，將來移交的時候遺漏一件都是嚴重的事。有關鄉長宿舍，我已寫信給縣長，照原來樣子堅持下去不必擔心。我最近愈來愈容易入眠，常常夢見和妳回到河邊或是到田地或是去捉蝦的夢，也時時夢到懷抱小孩子的夢，將來回家後，替代妳使勁地照顧孩兒們。雖然妳一個人既孤單又艱苦但我的一份情也代我照顧孩子們。祈求神保守妳，其次為小孩和家族！在我回家之前大家的健康！平安。 11月15 一生
「哥哥會不會累啊？不簡單哪，快80了，你應該可以活到90歲喔！」笑得雙眼彎成兩道弧的高春英說。她是高一生的四女，從醫院護士的工作退休後般回山上與女兒同住，偶爾就近整理看顧現已無人居住老家。
「呵呵，最好不要，真的到年紀太大，躺在床上怎麼辦？我們兄弟姐妹都有一點氣管問題，」高英傑說。近幾年，弟弟們陸續離世，他是這一輩中唯一還在世的男性。「現在都是女生了，因為比較沒有喝酒啊！」高春英補充。
雨後的達邦天空清澈，群山鮮明的輪廓下，老家屋子前的水泥院落，兄妹兩人隨意閒聊著，幾隻貓懶散地經過，平靜的鄉居歲月彷彿與其他散居在部落裡的人家沒有什麼不同，但平凡小屋曾經是阿里山上最惡名昭彰的「匪諜之家」。
「小時候我常跟男生打架，有一個小男生對我比較好，他說高春英，沒關係，妳從杜家的水田這樣慢慢慢慢走，就會走到家裡。在學校他們都說我是共產黨的孩子，到現在都不會忘記哪！那習近平是不是應該對我好一點？」高春英繼續笑著說。
有別於政治受難者家屬通常表現出來的悲情樣貌，兄妹兩人回憶那段歲月的人事物，幾乎笑到流淚。
「父親被抓後，有天晚上大批人馬大概有二十幾個沒敲門就進來，說要找『叛亂證據』，兩三個人來到室內直接撬開天花板，大喊『找到啦、找到啦，不必再敲了！』結果是什麼：一頂鄉公所曾借去抓蝦的鋼盔，還有我們用來挖竹筍的刺刀。哈哈哈！」高英傑說。
「驚恐的母親，某天把父親所有東西統統拿去燒掉，只留下一本還有空白頁的日治時期警察講習手帖，作為記帳之用，以及一本有關『小學校為中心的理想農村建設』內容的書，裡頭是他1929年就讀南師時劃下的重點與筆記，」高英傑說。
那本書因為掉了封面而倖免成灰燼，上頭以鉛筆寫下的眉批，充滿剛開始萌芽的「自治」理念以及對於部落未來的想像，成為現今少數能一窺高一生思想的重要資料：「吾村地方自治化 吾人不可永遠藉著官府之手發育成長 吾村計有祖先傳承美好耕地 要耕耘 耕耘 耕耘 飼養家畜 增收作物 確實讓村里富有 有了富有的村人 自治才不會有遺憾的事」。
在現存檔案中，可發現一份42（1953）年8月5日的公文，由駐地嘉義縣奮起湖的吳鳳治安指揮所發出，表示某山胞「運用員」（線民）「親密告稱高一生家現仍匿有武器彈藥」等語，派出譯員、上尉組員、鄉長、議員、巡官多人先後赴高之宿舍、老家「予以嚴密及澈底搜查，僅查獲三八式刺刀二把，鋼盔一頂」，對此結果仍不滿意的情況下，兩度偵訊高一生之妻高春芳，盤問高鄉長任內所經手的所有槍械彈藥，即便過去是由警分局合法配發、接管或轉讓給他人，都被一一細究，如滔天大罪般上呈給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上將彭孟緝。
像這樣的報告，在保存於檔案管理局，共12卷近5千頁的「湯守仁等叛亂」卷帙浩繁的檔案中不可勝數，那是一個由監控、密報、背叛、審訊、自白、死亡堆疊的龐大黑洞。
解嚴初期剛開始談論過去的禁忌時，常將阿里山鄒族在1950年代的遭遇，簡化地歸因於二二八事件後的整肅（高一生接受嘉義仕紳請託，讓鄒族人湯守仁率鄒族部隊下山維持秩序／攻擊國軍並搶奪武器運上山藏匿），而匪諜罪名純屬羅織。
在韓戰爆發的1950年，阿里山儼然是國際冷戰局勢的最前線。
共產黨人、特務、流亡的東北學生、被情治單位吸收的族人，同時交織在群山之間，加上部落新舊勢力的傾軋，以及與逼近傳統領域的漢人衝突不斷⋯⋯身為戰後首任官派鄉長，1950年台灣縣區劃分，實施地方自治後也高票連任的高一生，所面對現實狀況的複雜程度較之日治時期不可以道里計。
從表面的行為來看，高一生在戰後所做的選擇、行動常是彼此矛盾的，若用單一的視角或後見之明的評價，常常難以理解：二二八事件時將台南縣縣長袁國欽及一批外省籍公務員接到達邦老家保護，卻又讓湯守仁率上百名鄒族青年下山攻打水上機場，並搶奪大批軍火運上山；既參與中共地下黨在山上的「西神家會議」，不到一年後又協助政府辦理自首表示其忠誠精神，甚至「晉謁總統，和各軍政首長獻旗致敬，親瞻領袖威儀並恭聆訓示⋯⋯以完成反共抗惡的偉大使命。」（出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40年3月31日）
然而，若參照他在戰前與殖民者、部落舊勢力的應對模式，就會知道貫串其中的信念：由自身族群的主體以及利益出發，帶領族人在各方衝突力量間保持平衡、嘗試尋找出路的契機。
在短暫卻詭譎的外在變局中，高一生同時著手實踐年輕時代最大的夢想：帶領族人開闢理想中的新天新地，在平坦開闊的「新美農場」過著集體工作與生活的豐足生活。然而，種種資金調度及帳目問題卻越加擴大，成為壓垮高一生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被政府在匪諜案之外再多加上數條貪汙罪狀，導致此一汙名至今在部落中仍未完全洗脫。
親愛的貴美 庭院樹木的嫩葉在寒風中搖曳哆嗦逗我發笑，因為這樣的寒氣麻雀還是偷吃掉落的飯粒，這寒冷的天氣該是尾聲了。父親在做聖經的研究之外計劃造林、定耕墾地。此外有時縫衣服有時洗衣服也有時和難友交談和散步，每天精力充沛過日子，連一點咳嗽都沒有，這種健康體態要感謝神，也謝謝妳們真心誠意，以下只是要點而已。 1、來這裡花費金錢告訴妳。 （1）9月10日縣長100元 （2）9月19日家族寄錢200元 （3）11月17日家族寄錢100元 （4）12月12日家族寄錢100元 （5）2月5日同100元 計600元 2、當時來此時（九月十一日）購買木屐、茶杯、飯碗、襪子、牙膏等等。 3、此後每週星期天購買日用品。 4、主要的是花生米、雜記簿、信紙、信封、郵票、罐頭類、砂糖類、肥皂類、紙張類、理髮類、墨水（Ink）胃散（預備藥）等等。
「這邊寫，『我已經移到41房了』，本來是40房，因為住在一個房間，所以大家以為我父親是不是拉別人（下水），所以有特別優待，我們鄒族的人到現在為止，頭腦還沒轉過來，但是檔案我都看得很清楚，審訊父親的時候（他）都沒有講別人，」高英傑指著彩色複印的高一生獄中信件說。「有武士精神，呵呵呵！」高春英笑著回應。
原件因為保存不易，已於2013年捐贈給國家人權館，這一兩年來高英傑將30多封的日文書信（除了前3封請難友代筆為中文）全數翻成中文，預計明年（2019）4月──當年那批原民菁英命喪刑場的日子，正式出版。
除了有感而發寫下的歌曲、「水田不要賣」等廣被傳誦的名言，高一生的書信中，充滿了許許多多的生活細節，就像他從未寸步離開達邦的土地，對著妻子與兒女在耳邊輕柔地訴說與叮嚀：孩子的教育、唱片與書籍的存放保管、種植與耕作農事、老家屋頂的修葺、回到家人身旁的夢境⋯⋯充滿著一個父親對家的眷戀，以及一個丈夫對妻子的歉疚，殘酷的鬥爭漩渦，彷彿離自己很遙遠。
「我會像賈利．古柏般回來」，在某封信中，他這麼寫道，充滿著樂觀與希望地相信，有天會如電影明星般光榮回返故里。
然而一開始從容談心的語氣，到了接近1954年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多次出現「我的魂」，以及如密碼般隱藏在句子裡的求救信息。
「翻譯時看到父親當時求救的信件是我最心疼又無奈的事，忍不住掉下眼淚，比如以日語拼出鄒語『poa tuyafa neni to cou na a'o』（請族人救助我得以釋放），或者藏在句子裡的『隱語』：『usa na ao那塊地的開墾已開始了嗎』，『烏砂哪 阿呵』鄒語就是『快來看我』，」高英傑表示。
儘管母親、大姊、二姊等家人苦苦哀求，反而遭到族人更多的恫嚇及疏遠。
「有一個人還跟我母親講說：『妳再嫁好了，才可以吃肉。』」高英傑說。「對啊，半諷刺她，我媽非常傳統，受日本教育，惦惦、很善良，顧家顧小孩，哥哥去念書時我們還是小蘿蔔頭，不會讓我們隨便出去，她很少⋯⋯連埋怨都沒有，」高春英表示。
從書信到音樂，在不斷地將高一生留在世上的痕跡無私分享給一個又一個世代的台灣人，高英傑心中的傷口早已風乾、結痂，只有一事，是他長久至今的懸念。
「1952年父親接到下山開會的通知，接著被帶走後，他留了一張紙條給我的大姊高菊花，要我們去找縣長，還有羅水生、林番婆、鄭阿財（幫忙）。」高英傑回憶，除了當時的嘉義縣縣長林金生是政府單位的公務人員，其他都是開發新美農場時委託的承包商，高一生在這個危急時刻，匆忙交代家人前往求助，暫時救急。
可是事與願違。
「我只有跟著去過鄭阿財家，他給我們一包米，後來在車站被別人冒領分贓掉了；據大姊轉述，縣長很無奈地說，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其他人也找過了，都愛理不理或是很怕，」高英傑說。
後來在父親陸續寄回的家書裡面，一封寫給二姊高貴美的信中，羅列關押期間收到的金錢，名列第一筆的竟然是：「9月10日縣長100元」。
「我一直很想把這封信影印一份，送給林懷民老師，」高英傑說。
當高一生在1952年9月9日被逮捕後，縣長林金生旋即在9月10日送錢進去，除了家人，幾乎是唯一「雪中送炭」的友人，其子即是後來創辦雲門舞集的舞蹈家林懷民。
當林懷民的藝術成就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達到高峰，另一方面，解嚴後的社會對於沉埋已久歷史的追索也越加熾烈，過往的禁忌透過口述與檔案呈現多更多細節。但如同高一生在檔案中呈現的多面性，不易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理解，後人逐漸從歌曲與書信中建構出神話般的理想形象；林金生在案件中的角色，也被放大檢視，從特定觀點詮釋。
在多次的口述訪談中，高英傑都曾提到，父親被捕後沒多久，親眼見到林金生帶著一大群政府官員，來到部落宣讀其貪污罪狀。但他沒想到的是，陳述如實所見，會被加上許多負面的議論，甚至和高家後人有著南轅北轍的認知。
「我們家族的人，對林金生先生並沒有任何怨懟，」高英傑清楚表示，「他只不過要代替政府宣導而已，專制時代，沒辦法的，你是一個縣裡面的行政首長，既然縣裡發生一個這麼大的問題，由不得，是不是？如果不照做的話⋯⋯以前傳來傳去，說下山開會是林縣長誘騙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父親隨時都可以去嘉義啊！他又不是一直待在山裡面，任何時候都可以下山。」
當林懷民上阿里山參加鄒族祭典，並與高一生的三子高英輝神父發展出一段美好的友誼及合作關係時，高英傑正經歷人生中除了頓失父親那段時間之外，最困難的一個階段，於1987年離開部落，因此他從未遇過林懷民。
當時他的妻子由於不具原住民身分，在部落中任職的公家單位遭受嚴重的職場排擠，「或許也因為我是高一生的兒子，沒有任何人願意幫忙，」高英傑輕聲地說，彷彿回到那些低聲下氣的日子，絕望之下，他毅然辭去多年山上小學的工作，與妻子搬下山重新開始，然而沒多久，妻子就因病於1990年過世。
過世前，妻子鼓勵他積極整理父親遺留下的事物，成為他開始將高一生歌曲採譜的動力，並在首位將高一生的故事寫成報導的文史工作者陳素貞協助下，與族人一起合唱、錄音，於1994年出版成唱片CD《高一生紀念專輯──春之佐保姬》。
「我其實非常地想跟林老師見面，但那段時間我的前妻過世，要帶著兩個孩子，而他是這麼有名的人，又一直這麼的忙，即便我退休以後，也忙著很多事情，當志工、教會的事、教小學生古謠⋯⋯因此一直沒有機會成行。」
11月中的某一天，林懷民在年底的作品回顧演出即將展開前夕，一個人搭高鐵南下。儘管被頻密的工作與會議幾乎壓得喘不過氣，他無論如何都要來一趟嘉義。這個當天來回的私人行程，幾乎沒有任何人知道。
「大家年紀都大了，他好像有這個心願，那我覺得我應該去見見他，大家哭一哭都好嘛！趕快把這個事情做一個交代、溝通、表白，」林懷民事後向我們表示。
高英傑自己開著車，在車站外等待，一見到林懷民，「好高興、好高興」，他連聲地說。30年前，第一次在阿里山上遇見高一生的三子高英輝後，林懷民重新與高家人相遇。
在高英傑嘉義的家裡，他們聊著音樂、家庭、已故的高英輝神父，以及被外界塑造出的父執輩的對立，「我一點都不怪你爸爸，這些年來，有一些人刻意放大，你爸爸已經過了，還要講這個事情⋯⋯因為媽媽也在交代，一定要有機會跟林縣長致意，」高英傑表示。
高英傑將三份高一生提到縣長的書信影本，親手交給林懷民，慎重如同某種信物，穿越了嚴峻崎嶇的歷史、周遭紛亂的雜音，他們不需刻意避開上一輩的軌跡，坦誠地直面彼此，相互擁抱著，以普通人的姿態。
今年在林懷民老師退休前夕，有機會與他面對面專訪，訪談進行到一半，聊到當年他也參與過的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戰祭），以及鄒族傳統音樂帶給他的強烈震撼與共鳴，甘冒大不諱，我接著將話題岔出，觸碰一段極為敏感的家族往事：其父親林金生與同時代的鄒族白恐受難者高一生的關係，以及身為後輩，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已經做好最壞打算，這個失禮的提問會把整個訪談搞砸。
若略知高一生的故事，對林金生的名字應該不會陌生，在幾篇重要的口述歷史中，他的身影都出現在高一生被捕後的部落中，而當年身為嘉義縣縣長（兼吳鳳鄉治安指揮所指揮官），他也以地方行政首長的身份署名在相關案件的檔案卷宗裡。
令人意外地，林老師心平氣和分享著他所知道以及所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多年來外界對其放大與詮釋的方式，身為家屬感受到莫名的原罪，猶如一道裂隙，在家族的個人記憶與公共的社會議論之間。
去年（2017）我有機會上阿里山參加鄒族最盛大的祭典Mayasvi，並撰寫有關鄒族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後代的故事，因而結識高一生的次子──長年投注整理父親歌曲與書信的高英傑先生。出於個人的好奇，在採訪完林老師後不久，我嘗試聯繫高英傑，沒想到他提及自己多年來都很想跟林懷民見面卻沒有機會，表達身為高一生的兒女，理解其父在那個時代的身不由己，甚至在書信中看到，在那個艱難時刻的縣長情意。
突然間，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一個抉擇：是否要從旁觀的採訪者，跨過某道界線，成為事件的參與者甚或是推動者。
在糾葛纏繞的歷史裡，後代如何看待自己與過往，甚至與彼此的關聯？不同立場與位置的對話空間如何建立，一直是我們關心的。經過與編輯台的討論，我們決定做一名信使，將訊息坦誠且善意地傳達給兩位長輩，意外地，促成了一場會面。
兩位曾經活在同個時代、卻站在不同位置的歷史人物，其後代以開放的胸襟擁抱彼此，難以被一個個「大寫」名詞（正義、真相、人權、和解）定義的人性。這是這篇報導的初衷，以及希望開啟的公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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