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過往的傷痛並沒有共識，光是面對「創傷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引來否認和攻擊。如果要說傷痛，最痛苦的應該是這個部分⋯⋯我只能選擇如何回應這份傷痛、如何與傷痛共存並生活下去。說出來，是我至今仍在掙扎，但從未放棄的一條路。

即使這些聲援對象看似與我們遙遠，但他們為了台灣人共同珍惜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仍在自己的社區裡不懈地爭取，甚至犧牲生命，這些都值得我們為這些人留一分心。

如果民主有味道，嚐起來是什麼滋味？在白色恐怖時期，二度被捕入獄，15年青春蹲在苦牢裡的柯旗化，如何在險惡的監獄中圖生存，並展現人性互助的光輝？這些和一碗豬肝湯有關。

台灣推動轉型正義至今，最大爭議之一是該如何處理「加害人」？是該著重刑事追訴？還是尋求關係修復？作者以各國經驗指出，答案往往並非二選一，而是在考量社會脈絡與現實條件後的選擇與實踐。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月首度針對《政治檔案條例》申請案判決，卻遺憾出現「戒嚴時期被監控者個資一覽無遺，監控人員身分卻全部遮蔽」結果。政治檔案限制應用，誰說了算？國安絕對優先嗎？不能忽略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啟示。

「不義遺址」不僅在「不義」的認定是狹隘的，在現行法規上更有不少缺陷。甚至，即使是審定的不義遺址，其場所精神還是被地方政府公然破壞、無心保存，或阻撓具潛力的不義地景取得文化資產身分⋯⋯

如果你在玉里養護所（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的前身），遇見一位思覺失調症病人，他自稱因酒後開講「反蔣政府言論」而反覆入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你會如何回應？這正是我遇到的考驗⋯⋯。

1950年代，在共產與西方陣營對壘的國際情勢下，兩艘來自波蘭的輪船被中華民國政府劫持。波蘭船員們被扣留在台灣島上，國民黨想讓他們看見「自由世界」的進步，進而「投奔自由」；但船員們看見的卻是一座「被貧窮、飢餓和恐怖統御」的島嶼⋯⋯

今年榮獲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阿根廷1985》，為什麼在白色恐怖結束數十年後，仍能引發全國跨世代觀眾的「正義」共鳴？張鎮宏從阿根廷的威權歷史談起，重返轉型正義的關鍵時刻，也填補上電影改編的歷史誤差。

「活的博物館比不會動的標本更吸引人！」彰化百年扇形車庫今年升格為國定古蹟，被視為扇庫「靈魂」、保留鐵道發展史的三項重要設施，卻因高架化建設而被排除在外⋯⋯開發與文資保存只能二選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