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返校》上映後引起話題，然而時至今日，仍有很多台灣人拒談這段歷史，或者認為轉型正義是在「清算」舊帳，以法律觀點解讀，這個邏輯可以成立嗎？

「這件事情，也許帶走了一整個世代的台灣菁英，也許帶來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沉默，但是隨著春天的到來，就算是玉山上的積雪，也都會融化。」

高英傑在車站外等待，一見到林懷民，「好高興、好高興」。他們聊著音樂、家庭、已故的高英輝神父，以及外界眼中「父執輩的對立」⋯

「很多年前，我去參加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有一位高一生的後代，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過來握著我手說，『歡迎，很高興你來』，然後說道，『你知道你爸爸跟我爸爸的事嗎？』」

在促轉會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前夕，記下台灣轉型正義先行者的身影。相信你們所留下的，終能戰勝遺忘。

高菊花阿姨一定經常被人要求講述那些悲苦的記憶，誰願意回憶痛苦呢？所以不要想太多，酙上一杯酒吧，乾杯！

1962年我在政大新聞所讀完第一年，因為考慮出國，決定休學先服完預備軍官役。服役的前小段在本島，後一大段在馬祖的東犬島（現稱東莒），帶領一個加強排，守護凹形東犬港的西半部。

回想我一出娘胎，呼吸的，就是戒嚴的空氣。80年代上街頭，我們被媒體指稱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30年後我承認，是的，我沒辦法，我這生於戒嚴長於戒嚴的歪掉的人，精神上永遠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

A child of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alks about how its influence persisted even after it ended, and how she was "blacklisted" by her classmates for not crying at the former president's funeral.

我時常稱自己是解嚴世代的孩子，但，解嚴那年，我才10歲，沒有被「解」的感受或印象。日子還是在讀書考試、背著書包上學中度過。解嚴對我們小小老百姓來說，並不是那樣一刀劃開的東西，因為「戒嚴」仍幽微地瀰漫在我整個小學的記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