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也許帶走了一整個世代的台灣菁英，也許帶來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沉默，但是隨著春天的到來，就算是玉山上的積雪，也都會融化。」

高英傑在車站外等待，一見到林懷民，「好高興、好高興」。他們聊著音樂、家庭、已故的高英輝神父，以及外界眼中「父執輩的對立」⋯

「很多年前，我去參加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有一位高一生的後代，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過來握著我手說，『歡迎，很高興你來』，然後說道，『你知道你爸爸跟我爸爸的事嗎？』」

在促轉會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前夕，記下台灣轉型正義先行者的身影。相信你們所留下的，終能戰勝遺忘。

家母至今仍活在二二八的恐懼陰影下，如今已老癡，每每半夜還開門說「你爸爸回來了，不要鎖門！」

一個堂堂正正的小學校長，無辜遭殃，獲釋後一再被排擠，靠我一肩挑起家計，二二八對我一家影響太慘痛，但我們仍默默承受台灣人的共同苦難。

65年過去，儘管獲得補償，但永遠無法撫平喪父之痛。這個政府對人民太過殘暴，但願往後台灣人別再遭受二二八的屠殺。

二二八後的3月6日，母親勸他別出門，哥哥不聽，率領學生自長春旅社開槍抗擊彭孟緝部隊，因火力不足，在冒險衝出時中彈，流血過多而去世。

先父出獄後意志消沈，舉家遷至台北開業，抑鬱而終。軍方強占歸仁1千50坪作永康炮兵靶場，1988年更正式徵收，我拒領補償金，繼續打官要爭回祖產。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歷史，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數十年的時光都難以撫平傷痕。受難者與家屬得承擔那些未被處理的政治創傷，而整個社會也失去同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