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史上，國家的出現本就不曾請問誰，且只有在它需要時才會問。從政治史、政治哲學角度了解國家的起源與本質，便能以不一樣的角度，回看台灣這段「國家從來不問」的歷史與暴力經驗…

白色恐怖是有社會主義歷史意涵的詞彙，然而被國家暴力碾壓的社會黨人，在台灣集體記憶中，卻因國族認同等複雜因素，已成令人陌生的存在。它們如何在文學裡「眾聲歸來」？

《讓過去成為此刻》卷一「血的預感」，全指向1945至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獵殺高峰，透過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林傳凱導讀，讓我們對背景時空有更多理解，更能體會小說家描繪的「恐怖時代的心靈史」。

「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日治下台灣發展蒸蒸日上，但階級差異的統治方式，促使台灣知識青年以辦刊、文化運動等方式追求當家做主，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當年的青年男女，對文明台灣有何想像？

台灣正處於「台灣民族形成的最早階段」，政治學者吳乃德認為建立台灣民族認同與國家防衛決心的頭一步，便是讓歷史記憶說話。

汪正翔的展覽「台灣聖山」提出了兩個深度命題：若二二八受難者的存在無人記得，他們算「存在」嗎？台灣歷史的轉型正義、國族主義，又應不應該存在？

這些作品使我們得見在戒嚴體制逐步生成、強化與轉變的漫長過程中，台灣跨越數個世代的小說家如何連綴創造力。透過閱讀，我們也能深入瞭解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如何深深影響台灣各個層面。

「這件事情，也許帶走了一整個世代的台灣菁英，也許帶來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沉默，但是隨著春天的到來，就算是玉山上的積雪，也都會融化。」

高英傑在車站外等待，一見到林懷民，「好高興、好高興」。他們聊著音樂、家庭、已故的高英輝神父，以及外界眼中「父執輩的對立」⋯

「很多年前，我去參加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有一位高一生的後代，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過來握著我手說，『歡迎，很高興你來』，然後說道，『你知道你爸爸跟我爸爸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