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年後，同樣是以軍政府時期為背景、攸關轉型正義題材的巴西電影《我依然在此》(葡萄牙文：Ainda Estou Aqui；英文：I'm Still Here）則榮獲了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這部電影敘述在巴西的軍事獨裁統治時期，前國會議員魯本斯・派瓦（Rubens Paiva）被軍方帶走後，自此下落不明，他的妻子尤妮絲・派瓦（Eunice Paiva）化心碎為堅韌的力量，不斷地尋找丈夫失蹤的真相，也藉由這一個家庭的時代創傷，揭開巴西歷史上一段被掩蓋的實情。

巴西、阿根廷都位於拉丁美洲，分別是南美洲的第一、第二大國，原本分屬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使用不同的官方語言。不過，正如許多南美洲國家一樣，巴西、阿根廷的民主政府自1960年代起分別遭到推翻，先後歷經相當時間的軍事獨裁統治，直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下，威權政府相繼垮台崩塌，新興民主政府才陸續被建立。

其中阿根廷的民選政府於1976年被武裝部隊罷黜，進入由陸軍上將魏德拉（Jorge Rafaél Videla）等軍事將領先後執政的時期，直到兵敗福克蘭群島戰爭，被迫於1983年進行總統大選，才將政權交接給民選的文人政府。阿方辛（Raúl Alfonsín）當選總統後，設立了全國失蹤人口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85年提出最終調查報告《永不再犯》（Nunca Más），證實至少有8,000多人在政府組織的運作下失蹤。

阿方辛下令調查這些罪行，《1985年阿根廷》講述的，就是1984至1985年間該國追訴並審判魏德拉等9名軍事將領的故事。當《永不再犯》報告出爐不久後，掌有追訴權限的軍法委員會一如預期地，對魏德拉等9名獨裁將領作出「不起訴處分」的決定。阿方辛總統隨即宣布政府向高等（上訴）法院提出覆審。

負責這場追訴活動的是檢察官胡里奧・史崔瑟拉（Julio César Strassera）。當高等法院僅給予5個月辦案期限的情況下，史崔瑟拉如何在短期間內調查出完整的證據，以便將這些軍事獨裁時期威風凜凜、權勢傾天的軍頭定罪科刑？關鍵在人、在證據。

史崔瑟拉需要組織一個團隊，一群可以調查、蒐集證據的人馬。問題是，彼時阿根廷社會意識形態嚴重對立，有法西斯分子，有裴隆主義者，更有左傾的共產主義支持者。而多數於軍事統治時期獲得任命的司法人員，在價值觀、意識形態上與這群獨裁者或軍方有著高度的雷同，甚至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資深律師們亦擔心接手這樁頗具爭議的案件會影響個人聲譽，因此，絕大多數法律人不願意蹚渾水。史崔瑟拉去哪裡找到適合的團隊人員？

於是，史崔瑟拉縱使有千百個不願意，他除了必須接受檢察總長委任的副檢察官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Luis Moreno Ocampo）之外，亦只能從總檢察長辦公室中服務的青年人或奧坎波認識的年輕律師當中，篩選出合格適任的團隊人員。雖然這群年輕的法律人並沒有任何的經驗，而且是各自基於不同的考量接受甄選，甚至副檢察官也因學者出身，並沒有辦過任何的訴訟案件，但至少他們有熱情、沒有包袱。

奧坎波身為史崔瑟拉的副手，他的處境頗值得玩味。奧坎波家族與軍方關係密切，不僅他的曾祖父是阿根廷第一位陸軍總司令，他的叔叔也是退休將校，甚至他的母親與魏德拉還是上同一個教堂禮拜的教友。奧坎波的家人作為軍方的堅定追隨者，如今他卻要成為9名軍事將領被訴案件的檢控官，他會遭到親友們的排擠與另眼看待，也在情理之中。

再者，民眾因為社會安定需求、長期以來被灌輸的反共教育及軍人普受尊敬的歷史，使阿根廷社會的中產階級大都支持軍事政權。這意味這場審判的裁判者不止是法檯上的6位法官，也包括全國民眾，而「歷史」在刑事正義的過程中，也同時扮演了「法官」的角色。史崔瑟拉、奧坎波如何在法庭訴訟及歷史審判上打贏這場聖戰？

當案件來到公開審理階段，劇情進入高潮。審判過程由攝影機全程錄影，部分畫面在全世界轉播，多數阿根廷民眾則是透過收音機的轉播，旁聽這場世紀大審。但見每位證人在法庭上娓娓道來，述說他╱她親身所受到的屈辱、折磨或見聞的慘狀。過去所發生事情的真相，透過受害者的證詞而釐清、建立，並經由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人權團體及外國政府，證實了前朝政權的殘暴行為。

其中，有一位證人在審理過程中證述自己當時正懷著身孕，卻被蒙著眼睛、銬著手銬壓在巡邏車後座的踏板上。當她不斷哀求，表示自己即將臨盆時，卻沒人搭理她。就在此時孩子出生了，負責押解的軍人卻不放過她，要她光著身子在軍營、在眾目睽睽下打掃，才讓她抱起剛出生的嬰兒。而奧坎波的母親原本反對這場審判，但當她從收音機聽到這段悲慘故事後，馬上來電告訴奧坎波：

「她說的是真的嗎？怎麼有人會這麼殘忍？對孕婦這麼殘忍？連嬰兒都不放過，老實說很可怕，沒想到會聽到這麼可怕的事。我知道我說過難聽的話，我們常吵架，我內心不好受，看到兒子做我強烈反對的事，我以前常覺得，因為我的教育、宗教和我認識的人，我一向尊敬軍人，但現在⋯⋯你說得對，魏德拉應該坐牢。」

這說明奧坎波的母親與他縱使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但在親自見聞殘酷事實與真相後，基於為人母、做人應有尊嚴的同理心，馬上來電跟奧坎波表示認同這場審判。而由奧坎波母親的回饋意見，也意味史崔瑟拉、奧坎波已經在這場訴訟中占得上風，但他們如何在建立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取得歷史正義的真正勝利？

歷經多年的高壓統治，加上法庭轉播所呈現的慘酷暴行，許多民眾的情緒需要出口，需要有人為他們總結這場審判所要彰顯的價值與意義。眾人引領期盼著史崔瑟拉的結辯陳詞。

這位被認為在軍事統治時期對不公義事件噤聲不語的法律人，終於在言詞辯論程序時，鏗鏘有力地向阿根廷民眾、向世人發出：「凌虐不是政治意識形態，也不是戰略，而是道德變態」、「除非阿根廷國民的道德意識降到原始部落水平，否則誰都不會允許這種綁架、折磨與謀殺被粉飾為『政治事件』或『戰爭中的附帶傷害』」、「我們有責任建立和平國家，其基礎不是遺忘，而是記憶；不是暴力，而是正義」等義正辭嚴的論告。

在19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下，拉丁美洲各國陸續從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各國選擇不同的轉型正義作為，包括刑事審判、真相委員會、特赦或金錢賠償等，以回應過去威權統治所涉及的人權侵害爭議。不過，在政治穩定與人權保障的折衝考量下，僅有阿根廷與巴拉圭等少數國家進行刑事追訴，處理過去軍事政權的領袖或將領涉入人權侵害事件的責任。而作為南美洲第一大國、威權統治時期更長久的巴西，確實有著迥異於阿根廷的思維與作法。

巴西自1964年起至1985年間經歷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其起因源自於經濟衰退與社會混亂，以及甫歷經的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當時的國際現勢，正如《報導者》國際新聞主編張鎮宏在〈《1985年阿根廷》：為何他們的轉型正義，一直成為被看見的電影？〉一文中所指出，彼時正逢美蘇冷戰高峰，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因為社會階級與資源分配的巨大落差，陷入了激烈的左右意識形態對抗。

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擔心拉美左派的抬頭，恐讓蘇聯趁勢擴大在南美洲的戰略影響力，遂透過情報與軍事合作的網路，在南美各國建立了一個肅清社會左翼的獨裁者同盟。而時任巴西總統古拉特（João Goulart）卻積極朝國際左翼靠攏，與蘇聯、中國頻繁地互動往來。於是，在華府的長期策動與鼓勵下，懷疑古拉特「準備全面倒向共產主義」的巴西軍方，終在1964年3月31日發起軍事政變。

軍政府掌權之後，一方面大力發展經濟、振興民生，一方面則是針對社會左翼、工人組織、學生運動與知識分子，展開了大規模且殘酷的高壓肅清。上萬名被扣上「共產分子」帽子的異議人士，被非法關押進軍事監獄，並在未經公開審判的狀況下遭到酷刑逼供，甚至被非法處決、人間消失。

《我依然在此》改編自馬塞洛・魯本斯・派瓦（Marcelo Rubens Paiva）於2015年出版的同名回憶錄，他是前國會議員魯本斯與尤妮絲的兒子。魯本斯在1963年當選為國會議員，積極調查美國資助的右翼智庫對巴西政治的影響；1964年政變後，他的國會議員身分被撤銷，此後6年流亡海外，直到1970年才回到里約熱內盧。

電影劇情一開始，里約熱內盧的沙灘上充滿歡笑與玩鬧，魯本斯、尤妮絲與5個小孩就住在海濱街區，與友聚會暢談、拍照留念是一家7口生活的日常。然而，看似平靜的幸褔生活中，不滿獨裁政府的反對聲浪四起，盤查、臨檢、綁架等恐怖事件逐漸蔓延每個角落。尤妮絲擔心大女兒留在國內會加入抗爭者行列，堅持請友人帶她同去英國倫敦另尋出路。

某一日，軍警人員在沒有搜索票、拘票的情況下，來到家中將魯本斯強行帶走，隔不久尤妮絲與二女兒也被蒙著眼睛帶去「軍方招待所」，並分別被關押。在招待所十幾天的日子裡，尤妮絲持續聽到慘叫聲，軍警不斷地拿照片要她招認其他共犯，女兒的老師僅因幫忙送信就被列入嫌犯照片當中。在暗無天日的房舍裡，她只能用牆上剝落的石灰刻下幾道被模糊掉的日子。當她被釋放返家後，委任律師申請魯本斯的人身保護令，軍警部門卻否認有逮捕人；不過鍥而不捨的尤妮絲，還是得到許可，去軍營領回魯本斯的車子──此成為日後攻防的證據之一。

日日夜夜漫長的等待中，尤妮絲不知道該如何對孩子說明，他們的爸爸究竟去了哪裡、發生什麼事。人在海外的大女兒看到新聞趕回來，不敢置信巴西竟幾無相關報導，因為多數媒體早已被政府控制。面對丈夫人間蒸發卻被刻意遺忘的悲劇，政府要民眾忘記這個人的存在，但尤妮絲怎麼可能忘記！她留下許多全家福影片、照片，延續先生不卑不亢的精神，要孩子們盡可能開心的生活；當她和律師、媒體朋友商討，拿出證據接受採訪時，記者和攝影為她與孩子們拍照，尤妮絲偏不流露出一般人對受難家屬刻板印象的悲慟、哀傷，還提醒小孩要在鏡頭面前微笑。

尤妮絲開始學習法律，在48歲時取得法律學位，並成為原住民議題的人權專家。至於已經杳無音訊的魯本斯，尤妮絲與家人直至1996年才收到通知，政府承認人被殺了，並發給死亡證明。此時尤妮絲不是痛苦而是開懷大笑，她早就知道丈夫死了，她要的只是政府承認，讓人們不要忘記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即便年老時已經罹患失智症，尤妮絲還是對當年獨裁恐怖統治的新聞有反應，代表歷史永不遺忘。

由前面的說明可知，《1985年阿根廷》與《我依然在此》同樣是以軍政府時期為背景、攸關匡正正義題材的電影，但兩者的取材、故事主軸完全不同。這當然跟兩國選擇不同的轉型正義作為非常有關係。因為在所有曾歷經軍政府統治的拉丁美洲國家中，長期以來巴西是唯一並未由官方正式調查獨裁政權下造成的死亡、失蹤與凌虐案的國家；沒有任何侵害人權者在民主化後，受到司法追訴而站上法庭。

巴西軍政府執政晚期所架設的保護傘，即1979年通過的《特赦法》至今依然生效。這個適用於各陣營的法律，讓左派政治犯得以獲釋，流亡海外的異議份子可以返鄉，而且能重新獲得參政權；相對的，所有跟政治因素有關的犯罪行為，也就是所有的軍警情治人員，也無須被追究責任。縱使巴西律師協會提起訴訟，要求廢止《特赦法》，最高法院仍於2010年5月，以7比2的票數，決定維護《特赦法》繼續存在。

美洲人權法院也針對家屬的提告於2010年底做出宣判，判定巴西《特赦法》「妨礙對於重大人權侵害案件的調查與起訴進度」。在這份厚達100多頁的判決書中直陳，不該再讓這部法律成為搜尋失蹤者的障礙。人權法院要求巴西政府必須調查、起訴並且懲罰在該案中施暴的嫌犯，並協助找到失蹤者遺骸，將其歸還家屬。

於是，當羅賽芙（Dilma Rousseff）當選總統後，巴西終於在2012年發起了官方的第一個「國家真相調查委員會」。在軍事獨裁時期，羅賽芙曾是反政府游擊隊的一員，也遭遇過軍隊的酷刑虐待與黑獄囚禁。不過，羅賽芙所推動的歷史正義、真相與和解事宜，也因為顧忌軍隊與保守派的反彈而自我限縮。

在當代有關轉型正義的辯論中，這個議題經常被視為「懲罰」與「寬恕」的選擇。懲罰被視為與集體記憶相關，放棄懲罰則是集體的失憶。誠如我在〈《阿根廷，1985》：懲罰與寬恕的轉型正義抉擇〉一文中所指出，《1985年阿根廷》讓我們看見阿根廷選擇多數國家沒有走過的路，並藉由公開播送其追訴審判的過程，讓這段歷史論述得以注入人們的生活文化中，使威權統治的意識型態被徹底地連根拔起。讓此後阿根廷不再發生軍事政變，史崔瑟拉結辯陳詞中最重要的訴求「讓悲劇不再發生」，迄今仍應驗著。

相較之下，巴西政府推動有限度的轉型正義作為，威權統治的意識型態自然無法被徹底地連根拔起，許多民眾仍懷念過去威權統治的生活。因此，巴西「狂人鐵男」總統、曾擔任過職業軍官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於2019年的3月31日巴西1964軍事政變55周年前夕，發布一個極具爭議的命令，亦即「恢復政變救國紀念活動」，也就不令人意外。

就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阿根廷籍特別報告員薩爾維奧利（Fabián Salvioli）在接受訪談時即指出：「這一軍事政變不僅破壞了民主秩序──這種事情決不應該被一位由人民自由表達意志，民主產生的領導人來慶賀──而且這一政變還伴隨了大規模和系統性的人權侵害。這是被國家層級、地區層級的人權體系，以及聯合國代表的國際組織確認過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讓這一軍事政變合法化，就是讓酷刑、強迫失蹤、法外處決、任意逮捕等行為合法化，所有一系列不正當行為，甚至包括了危害人類罪行，當然全部都是不道德的。」

正因為電影《我依然在此》廣獲好評，軍事威權統治歷史在巴西引起廣泛的討論。巴西政府也因為電影悄悄改變，公證員自2024年12月開始為獨裁統治的受害者簽發數百份更正的死亡證明，聲明他們的死亡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國家造成的。而依據報導，2025年2月間巴西最高聯邦法院也開始審議赦免軍事獨裁統治期間犯下政治罪行的《特赦法》是否適用於失蹤政治人物的案件。其中，巴西大法官迪諾（Flavio Dino）在提出的意見書中指出：

「目前，電影《我依然在此》……已經感動了數百萬巴西人和外國人。魯本斯的失蹤故事，他的屍體從未被找到或埋葬，突顯了成千上萬的父親、母親、兄弟、孩子、侄子、孫輩的難以言表的痛苦，他們在失蹤家人方面的權利從未得到尊重。」

因此，大法官迪諾主張在失蹤屍體的案件中，犯罪行為「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繼續存在的」、「繼續隱瞞遺體安放地點，不僅會阻止家屬行使哀悼的權利，也是一種犯罪行為，是一種公然犯罪的情況」，不應受到《特赦法》的保護。

台灣跟阿根廷、巴西一樣歷經威權統治的歷史，被歸類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借鏡阿根廷的經驗，我們或許該省思為何在228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等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中至少有一萬多個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迄今我們還不知道誰該為這一萬多件侵害人權、凌虐生命的案件負責。

台灣是由原來的威權統治政權開始推動民主轉型，在美其名為「寧靜革命」背後，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充滿妥協的特色，加上受中共「一個中國」政策的壓迫、政經變遷由外部力量主導而主體性脆弱、整體性割裂，以及各族群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等因素，在在加深台灣社會的分裂性與對立性。

如今中國威脅升高，內部撕裂不止。或許有人會認為228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所發生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距今已有6、70年，還有必要去重提這段不堪聞問的往事，加劇台灣內部的撕裂與不信任？台灣，現在還有處理這段歷史的能力嗎？

然而，二戰納粹德國敗亡距今已80年，拜耳（Bayer）、西門子（Siemens）、阿迪達斯（Adidas）、BMW、福斯汽車（Volkswagen）等48家德國大型企業於今（2025）年5月8日納粹投降屆滿80週年之日，一改過去未能懺悔、正視自身責任的態度，罕見地發表聯合聲明，首次明確承認在納粹政權罪行中扮演關鍵角色，並呼籲在極右勢力崛起的當下，企業必須展現「立場與勇氣」，共同守護德國民主。

如果德國企業都能為自身在8、90年前助長納粹政權的鞏固而反省道歉，而且台灣社會目前尚處於民主鞏固時期、不少民眾仍保有威權懷舊心態之時，我們更應該確保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真相知情權」、「取得正義權」及「獲得賠償權」，並讓類似悲劇不再發生。

2025年5月間，英國經濟學人集團出版的《1843》雜誌（1843 Magazine）在一篇報導〈台灣史塔西檔案的可怕祕密〉（The terrible secrets of Taiwan's Stasi files）中，以在戒嚴時期因講述台灣歷史而被關押7年的歷史講師楊碧川為例，說明當他多年後打開自己的國安監控檔案，發現自己最欣賞和信任的學生竟是密探時，感覺像「一把刀插在背上」。

該報導指出，如果把目前整理出來的政治檔案堆疊起來，高度將近是台北101大樓的6倍，幾乎每一頁的法庭紀錄及情治機構的內部通信，都可能包含至少對一個家庭有意義的內容，有些檔案甚至夾帶著令人心碎的照片──政治犯即將被處決前還露出笑容。然而，促轉會解散了，檔案多數仍塵封。而國安機關抗拒透明，政黨擔心檔案裡的未爆彈，社會似乎也不再關心。那麼，我們還相信追尋真相是值得的嗎？

阿根廷與巴西的經驗告訴我們，藉由公開播送追訴獨裁者審判的過程，或藉由感人肺腑影劇的影響力，確實可以讓人們正視、重新思辨民主的意涵，並深刻了解「讓悲劇不再發生」的意義。而因為年代久遠，台灣或許已無播放審判加害者過程的機會，但藉由製作諸如〈讓弱勢發聲 紀錄片《禁錮的餘生》揭露白色恐怖下的原民女性之聲〉這樣的Podcast節目、紀錄片或影視節目，我們就可以親自見聞在白色恐怖時期許多被封存的歷史。

前述Podcast節目的主角是高菊花（派娜娜），她的父親高一生在白色恐怖時期被誣陷為貪汙、叛亂犯而遭槍決。高菊花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1952年原本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為了養活9個弟妹，她放棄學業，成為一名歌手，又因被列入黑名單，被迫「接待」高官貴賓。這些難以言說的傷痕，我想可能更甚於在《1985年阿根廷》中被迫在巡邏車內產子的孕婦。而其他在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冤屈的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悲慘故事，隨著相關政府檔案、書信、文集的公開或出版，一樣令人動容與不捨。

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院長黃瑞華在聽完高菊花的生命故事後，向我表示：「為什麼多數台灣人民，並不關心過去的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何避免？這是個極為複雜龐大的社會控制！」、「如果不想讓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各種受害事跡，重複發生，現階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台灣政權從民主法治更迭到獨裁極權，也就是被共產黨滲透或侵略！」等語，或許正充分詮釋了台灣轉型正義的時代意義與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