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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25歲的腳踏車行之子,無法送達的遺書:「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

王家全家福,左為母親黃銀,中間為姊姊王調雲,右為父親王大銘,坐在玩具車上的是王文培。可見當時開設「大銘商行」販售自行車的王家,經濟條件頗優渥。然而,王文培1953年被槍決,王大銘1956年病死獄中。(照片提供/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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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訂版)部分章節書摘,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2008年,一位政治受難者孫女意外在國家檔案中發現被槍決家人的遺書,開啟後續一連串「遺書歸還」運動,至少有208位受難者寫下的906頁文書,封存在政府機關裡,家人從不知道這些書信的存在,只知道他們的珍貴之人被迫提早從人世間離席了。「收信者」懷著疑惑、不解、悲傷、怨懟⋯⋯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之中踽踽獨行數十年。本文選自學者林傳凱書寫1953年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王文培與父親王大銘的故事。

王文培,成長於高雄前金,涉及1953年判決的「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法學院支部案」,於1953年9月5日遭槍決,得年25歲。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校園裡左翼思想盛行。王文培受同學啟發,於1948年底接觸地下組織。不過他在校內活動的時間並不長。1949年夏天,他先因學業成績遭校方退學。秋天,法學院又爆發「光明報事件」,更導致大批同學逃亡。此後,王文培便返回高雄,與昔日同窗試著串聯本地青年。直到1950年夏天,同學陸續被捕,王文培從此展開漫長的逃亡,直到數年後在彰化社頭被警方逮捕。而他的父親王大銘則因「藏匿叛徒」的罪名,判刑6年,並於坐牢期間精神失常、營養不良而病逝。

王文培槍決前,曾留下遺書給家人、未婚妻、親戚朋友。不過,這些遺書都被政府沒收,直到2012年才歸還王家。

通往台北的路(1945──1948)

王文培1946年畢業,取得考大學的資格。但由於不熟悉新的「國語」,他與賴裕傳
高雄鼓山人,王文培就讀高雄商業學校的同學。被捕時為高雄商職教員。1950年9月15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李水井等案」,判處死刑,得年22歲。
插班考進高雄中學,先準備一段時間再報名。一年後,賴裕傳考上師範學院英語系,北上讀書。也在此時,台北剛歷經了二二八的鎮壓。放暑假時,歸鄉之際,憤怒的賴裕傳,帶著校園習得的新觀點,熱切地分享給王文培。1947年暑假,無論家境或全島的破敗,都讓王文培怏怏不樂。北方的禮物,逐漸形塑他解剖世界的新視角──階級組成空間、辯證推進時間。王文培練習用新的名詞描繪世界:
「同學賴裕傳的宣傳⋯⋯,使我認為台灣的社會是一個『封建』的社會,非改革不可。」

「封建」這個詞,此前未出現在他的生命。此時卻開始冒牙,童蒙卻激進。1948年夏天,王文培同時考取台大、師院。他選擇了台大商學系,接著也負笈北上。

校園與新時代(1948──1949)

來到台北後,他的心思旋即離開教室,走向學生運動的隊伍。

校園裡,外省師生帶來對岸「學潮」的新穎消息。講師楊宣堂,在商學系的課堂講述《新民主主義》。國文課上,閱讀魯迅茅盾巴金的左翼觀點。話劇、歌詠、木刻版畫⋯⋯流行於社團,高舉藝術要源於現實、改造現實的信念。王文培與其他台籍學生,流連在不遠的牯嶺街,揀選日人離台留下的河上肇小林多喜二⋯⋯。今日雖然沉重,明日卻彷彿浮現「新」的線條,年輕的心靈開始與全球的左傾思潮開始共振。王文培細心想著──世界是階級之間的對立、階級之間的壓迫。當前的政府,擁護統治階級;自己,則要站在弱勢卻人數眾多的一方,顛覆不應如此的秩序。

1948至1949年,「破舊立新」瀰漫在學生之間。日後看來,王文培交往的台大同學,有太多人捲入了白色恐怖(註)
礙於篇幅,我們無法一一描繪他們的故事,只能快速瀏覽一串名單──許昭然(台大法學院)、歐振隆(台大法學院)、吳逸民(台大法學院)、王超倫(台大工學院)、張坤修(台大文學院)、林金發(台大法學院)、洪天復(台大法學院)、陳奇銘(台大法學院)、方振淵(台大法學院)、涂南山(台大法學院)、柯耀南(台大法學院)、葉城松(台大法學院)、孫居清(台大法學院)等。這並非全校的遇難者清冊,卻已經相當駭人。

共黨在學生間瀰漫開,終究是二二八後的事。1947年春天,帶著欺騙的鎮壓,讓青年們第一次在生活的周遭,目睹軍人開槍、處決的痕跡,化成嶄新卻痛苦的「成年禮」。春天過後,血味並未散去。每一次翻閱魯迅、列寧、馬克思時,鼻梁、雙目、指尖就浮現血味。每一行油印字句,都與激昂的憤慨共鳴。於是,青年們陸續收到用「血」寫成的邀請函,在二二八後,期盼另一個可能的世界,轉身走進「地下」之路。

實際上,他們未必知曉彼此的「地下」關係。不過,與王文培同處一個校園的戴傳李回憶:「那時候,我們只要一看外表及態度就會曉得某人是否為本黨同志,十分奇妙。」根據紀錄,賴裕傳在1947年5月就參加地下黨,擔任「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師院支部書記」。由於賴裕傳、王文培就讀不同學校,按照紀律,不能有「橫」的牽涉。因此,縱使交誼深厚,最終,王文培是由同院的另一位同學──許昭然
高雄人,台大法律系學生。1949年經政治系學生黃雨生邀請,參與「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日後自首。
──遞出「邀請函」。
1949年2月,寒假返鄉時,許昭然邀請王文培,及就讀台大哲學系的雄中校友張坤修
高雄鹽埕人,被捕為台大哲學系學生。1950年9月15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李水井等案」,判刑15年。囚禁於綠島期間,因被指控在島上閱讀左傾筆記而「再叛亂」,送回台北刑訊,一度造成手部殘損。
參加組織。開學後,王文培急切想壯大革命隊伍,他以系上「思想言論已很左傾、激烈,並且購有大批左傾書籍」的歐振隆吳逸民為對象。幾番接觸後,雖然價值相近,他們卻婉拒了王文培的邀請。多年後受訪時,吳逸民才苦笑道──他知曉王文培的意思,但早答應歐振隆更早前的邀請。因此,按照紀律,彼此別有「橫」的牽扯才好。

那個年代彷彿是這樣的──時代是一陣大風,吹來了,不是這裡遞出邀請,就是那裡遞出邀請,誰都無法置身事外,一起吹進革命的行伍。

從檔案中,可以整理出王文培在1949年上半的活動軌跡:

1949年2月,答應許昭然,與張坤修一起參加地下黨,開始尋找同志。 1949年3月,參與「配米運動
當時,台大、師院等校,地下黨與左翼學生的鬥爭主軸之一,是緊抓校園福利不足的問題。其中之一是「公費配給」,原本的制度乃配給金錢,但因通貨膨脹,市場上又常鬧米荒,導致學生拿到的經費根本不足以購買一個月所需的食糧,經常挨餓。到了1949年春天,學生運動的重點之一,便是要求校方直接配給實物(米糧)而非金錢;次者,要求配給的米糧,質與量都必須有一定水準,不可拿從柬埔寨購買的劣質米糧充數。
」,要求改善學生待遇。 1949年4月,發生「四六事件」,未被牽連。 1949年5、6月,接觸歐振隆、吳逸民,試圖吸收,未果。 1949年6月,與許昭然,以及另一位新認識的王超倫
台北古亭人,被捕時為台大化工系學生。1950年9月15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李水井等案」,判處死刑,得年24歲。
,在樹林車站小組聚會。 1949年7月,暑假返家。

返校(1949)

1949年春天,王文培變了。以前,每次返鄉,他就與雄中畢業的張坤修、彭克巽
高雄市人,王文培在高雄中學的同屆好友。1948年9月,自雄中畢業後,便決定前往北京大學就讀。1953年,自北京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系畢業,此後在該系任教。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於2017年辭世。王文培於彰化社頭,在絕望之餘,託付好友的信中,4位收件人便有這位彭克巽。
,一同回母校走走。彼時,校園還有濃厚日本風氣。高一的李明海記下初識印象:「(民國)37年6月,當我在高雄中學⋯⋯,來了有姓王及彭,到我們常休息的地方在一處談話。由於日本時代的遺風,下級生必須尊重上級生,在路遇到時需敬禮或鞠躬行禮的。但他們兩人皆不使下級生如此做,所以我對他們抱有好感」。他們是「學校裡的秀才」,卻毫無架子,很快掙得學弟好感。

畢竟是男校,學弟好奇打探大學裡「男女共學的狀況、自由的風氣」,學長則親切回覆。不過,隔年春天,年假尾聲,學弟眼中的學長有了轉變,「王文培這時的言論和以前不同,似乎有點激烈了」。王文培緊迫問他──有沒有參加自治會、辯論會?有沒有編輯校刊《菩提樹》?都沒有!王文培難掩失望。此後,王文培邀請學弟參與一個神祕的「同盟」。李明海膽怯了,王文培激烈批評他:「布爾喬亞!中間分子!中間路線是永遠不存在的!」此後,學弟歸還商借的代數、幾何書籍。兩人漸行漸遠。

就是這個月──王文培剛剛答應入黨,要壯大革命隊伍。

1990年代,妹妹鸞鸚受訪時曾說──哥哥寒暑假才回高雄,貌似平凡學生,未曾聽說他參加任何社團。可是,即使是家人,也未必理解他在這一年的轉變。他離童年時的單純心思,已經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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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商時期的王文培(左)與父親王大銘(右)。(照片提供/春山出版)

流浪的孤魂(1949.07──1952.08)

王文培熱切於革命,荒廢了學業。1949年暑假,吳逸民趕來通知,王文培因為成績不佳被退學了。他連忙上台北,想確認消息真偽,並找許昭然商量對策。此時,許昭然卻已失蹤。稍後,法學院爆發「光明報事件」,捉走孫居清、戴傳李等同學,風聲鶴唳。白色恐怖在他身邊炸開,他連忙返回南方躲藏。

1949年7月,仍在台北的賴裕傳完成學業,返回高雄,進入母校高雄商業學校任教。期間,他招攬了林賜安
高雄彌陀人,是王文培在高雄商業學校的學弟。被捕時為高雄市稅捐處主計室佐理員。1950年9月15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李水井等案」,判刑5年。
參加組織──沒到台北讀書的老同學,要比北上的人晚了一、兩年才參加,涉入較淺,也意外避開了「死」的結局。

10月,賴裕傳找到王文培,連同他稱為「田さん(Den san)」的「上級」一起現身。「田先生」真名是陳水木,高雄人,賴裕傳的系上學長。他們小心翼翼地商量對策,繼續在高雄串聯青年。

1949年底,地下黨核心崩解,全台陷入大逮捕。隔年5月,輪到賴裕傳、張坤修、「田先生」、洪天復
高雄鼓山人,被捕時為高雄稅捐處事務員。1950年9月15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李水井等案」,判刑15年。
、林賜安等人陸續被捕。與此同時,王文培在台大的同窗也陸續出事了。事已至此,他只好絕望地離開高雄,從此在各地流浪(註)
1950年6月 彰化市過溝,住了2天。 1950年6月 彰化中寮糖廠宿舍,住了2天。 1950年6月 彰化市場,住了1個星期。 1950年6月 彰化員林,住了2個星期。 1950年7月 屏東內埔,住了20多天 1950年7月 新竹市崙仔,住了10多天。 1950年8月 彰化員林,住了10多天。 1950年9月 住了3個月。(按:原文未寫住處) 1950年12月 台中大甲,住了2天。 1950年12月 隨彰化「新錦珠劇團」前往永康、台南、新化、麻豆巡演。 1951年1月 彰化員林,住了3個星期。 1951年2月 屏東內埔,住了2個月。 1951年3月 彰化員林,住了1個月。 1951年4月 屏東內埔,住了20多天。 1951年5月 彰化員林,住了5個月。 1951年11月 彰化社頭蕭翠雲家,住了10多天。 1951年11月 台中霧峰,住了10多天。 1951年12月 彰化社頭蕭翠雲家,住了3個月。 1952年3月 台中霧峰,住了1個月。 1952年4月 彰化社頭蕭翠雲家,住了2多天。 1952年4月 台中霧峰,住了10多天。 1952年5月 彰化社頭蕭翠雲家,住了3個月。 1952年8月19日深夜 王文培於社頭被捕。
。所有移動,不是為了「去哪」,而是為了「不去哪」。他閃避國家的眼睛,閃避上刑場的終局。

時勢逼他要成為「無害之人」──太優秀,會引人注意。姊姊調雲說,經由姊夫介紹,躲在新錦珠劇團時,隨劇團巡演,卻不唱戲。某日戲班失竊,警察前來調查時,發覺王文培看來「很斯文」,開始懷疑他的身分,逼得他立刻逃走。根據檔案記載,他日後會在彰化社頭被警方盯上,也源於「有一外地詭秘青年,⋯⋯較之山地居民,似已『脫俗』」。逃亡時,他必須用力地自我改造,讓存在感變得透明。他不能斯文,不能脫俗,要彷若幽魂,不引起生者注意。

與此同時,槍聲四起,王文培的好友陸續送往了刑場。最初是1950年11月29日──賴裕傳、王超倫、「田先生」等11人赴刑場。同案的顏世鴻記下當日光景:

「王超倫聽到看守唱出自己的名字,並不慌張失措,只是熱淚奪眶,猛用右拳激打左掌說:『我實在不能死,也真不想死在馬場町。』」

王超倫是獨子,他的父親,據說日日去馬場町等候,盼望不要見到孩子,又怕見不到最後一面。

「那種場面如何去敘述呢?⋯⋯但事經5、60年,我的心仍為淒絕的場面顫抖。」

賴裕傳等人喪命的當天,張坤修、洪天復判刑15年;林賜安則獲得「短短」5年刑期。

1951年10月22日,同系涂南山
嘉義市人,被捕時為台大經濟系三年級生。1951年10月22日因牽涉「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涂南山案」,判刑10年。
,判刑10年。

1952年7月,躲在台東鹿野,準備結婚的大學同窗歐振隆被捕,死刑。他生前亦是無神論,卻在遺書中留下「矛盾」的深情:「我雖不信有鬼,但此時願有鬼。感謝你對我的厚情,未能如願結為夫妻,但願再世共嬋娟」──寫給未婚妻的遺書,卻被國家沒收,60年不見天日。同日,吳逸民,判刑10年。

兩年了,他拿著父親偽造的假身分證,以「蔡御」之名,倉皇地化為遺失真名的孤魂。偶然也與舊識擦肩──1950年夏天,他巧遇也在逃亡的大學同學陳奇銘,才聽說另一位同學林金發
高雄人。1950年因牽涉「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開始逃亡,躲藏於高雄縣山區,最終出面自首,但精神因此錯亂。
,亦在逃亡。幾年以後,陳奇銘
台大商學系學生。案情不明,但參照王文培卷宗,就讀台大時應接觸學生運動或地下組織,而於1950年開始逃亡,日後自首。
、林金發都出面自首。悲哀的是,數年的恐怖,已使林金發的精神變得錯亂。1952年春天,他又巧遇同學柯耀南
台大經濟系學生,曾與李登輝、張燦生(另案判刑10年)等人共組學寮,命名為「普羅寮」。1950年夏天畢業,此後因牽涉「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在台灣島內逃亡數年,最後偷渡至新加坡,倖免於難。
,正在計劃逃出島嶼。幸運的是,他最後奇蹟地逃到新加坡,在異鄉度過餘生。
王文培死去後,他的朋友仍舊陸續被判刑、甚至仆倒刑場:許昭然,自首。方振淵,判刑7年。法學院自治會會長葉城松
嘉義市人,就讀台大法商學院時,擔任該院自治會理事,並為地下黨「法學院支部書記」。爾後逃亡多年,被捕時無業,於1945年8月24日因「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法學院支部書記葉城松等案」,判處死刑(延至1956年9月26日槍決),享年31歲。
,也逃亡多年,由父親帶出來投案,1956年9月26日,換得死刑。

看來,只有離開這座島,不然注定是「甕中捉鱉」的死局。但對他來說,即便宛若孤魂,只要還能呼吸,就還想寄望渺茫的「光明」。於是,1950年夏天以後,丟失名字的王文培,繼續在各地飄盪。

社頭蕭宅(1950.05──1952.08)

轉捩點,是1951年11月的彰化社頭湳雅村。

在此,他留下了比較完整的日記。他早已斷絕與舊識的一切往來。書寫,成為內心的自我辯證與精神喊話。逃亡似乎沒有造成完全的恐慌與崩潰。也許是低落時,他常以堅定的語氣,複誦著信念,好讓被國家剝奪一切意義的流亡,還存在一點微小卻頑強的支柱。

不過,也在這段時期,他開始浮現矛盾──他告誡自己,要倚靠理想克服一切孤獨,把自我奉獻給廣大的人民。可是,他的內心卻被投入了一塊石子,先激起小漣漪,漸漸擴散成大漣漪,最後,變成無法抑止的波瀾。

他遇見了蕭翠雲。

起初,王文培住在另一戶人家。他沉默、獨自閱讀、偶爾出來活動筋骨的身影,引起一位鄰家女孩的興趣。妹妹鸞鸚說道:「家兄住處附近有一女孩,因經常與哥哥見面,以致日久生情,成為愛侶」。

可是,愛侶,可以嗎?可能嗎?自1950年夏天,每有舊識遇害,王文培就反覆提醒自己──記得、記得,不能忘。他寫道:「迄今活著,痛苦越深,我對於敵方的反感越激烈,對於革命的熱情越高昂」。他又說:「有時是日亮,有時是月亮。⋯⋯『無論如何總得要變的』。對於革命,對於民主,對於自由、自由的逆流,必定會引起漩渦,把反動者一併推進不知底的深壑裡去,這正是自食其果呀!最後一次的否定將要來臨,⋯⋯迎接光明!」他期許自己心無旁鶩,當大地上還有百姓痛苦時,就不該有個人的私欲與享樂。

可是,蕭翠雲並不理解這些。她不明瞭眼前這個不時愁苦的男人,深鎖的眉頭在沉重些什麼。王文培眼中,翠雲是個「極平凡不過的農村姑娘,性格上是剛毅而且是膽小的一個女孩子」。她對思想、主義全無瞭解,沒聽過階級,甚至無法想像王文培望著她時,覺得她身上還有「封建社會的習氣」。但是,就是單純的噓寒、問暖、談天,很快的,王文培產生一種逃亡歲月中──甚至過往的生命經驗──都未曾有的體驗。王文培稱為「純潔天真的愛」。這份愛,不需要概念、理論,便直接傳遞到他心中。她帶來溫暖、安慰、甚至是對欲望的貪戀。幾番矛盾後,王文培確認了翠雲對自身的意義──「會對我這个焦燥的心,作為化解的甘露」。

翠雲說,願意一生相伴。

王文培住進了翠雲的家。

距離愈近,掙扎就愈強。閱讀他遺留的日記,逃亡歲月中,他從不認為自己面對政權時有「罪」。他認為「犯罪」的反倒是殘殺同志、親友的政權。但當面對什麼「主義」都不懂的女孩,他卻自覺矮了一截,彷彿是「蟾蜍肖想天鵝肉」、「乞食欣羨小姐」,使他浮現了「罪」的意識⋯⋯伴隨著內心掙扎,他對「死」的預感愈來愈強。1952年4月5日──住進翠雲家不久──他在日記中留下一封寄不出的信,要給「遙遠」的4位朋友──關在火燒島
綠島的舊名。白色恐怖時期,上千名政治犯被關押在綠島「新生訓導處」
的張坤修、洪天復;不知在何處逃亡的林金發;及在北京讀書的彭克巽。他在開頭寫道:
親愛的各位同志⋯⋯坤修、克巽、金發、天復: 「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地開⋯⋯」,曾經在生命力沸騰與燦爛的舞台,憑著年輕人的蓬勃與一股熱情,我為了自由,我為了鬥爭,我為了那熱烘的革命的血脈澎拜的記憶,在疼的發暈的腦海裡猶新。在⋯⋯流亡期間,或許一切鬥志、一切希望都幻滅了。但只有這一信念──光明總會看見⋯⋯

他花了許多篇幅,分析革命為何有望?儘管如此,前半的「樂觀」在後段急轉直下,他對「將死」的未來悲觀異常。他拜託4位同志──「她的愛情越是純潔天真,我的痛苦、歉意則越深」。認為她傳統,可能想守寡,「請你們替她開拓一條路」、「請諸位勸她勿有守寡一生的錯誤念頭,而引導她一條光明的路」。這封信,就在反覆請託同志中結束。最末,他說:「罷了,諸位勇敢的同志們,我將永遠祝福你們,相信你們!為全人類開拓光明的路」,署名「你們的同伴,王文培」。

自覺要死的人,只能寄望坐牢的人、逃亡的人、在異鄉的人。多絕望的時代!

父親仍希望他能不絕望。妹妹鸞鸚說:「後來父親見他們情投意合,感情穩定,認為哥哥的確需要有人照顧,於是提議雙方訂親。經過對方家人同意,於是這女孩變成了哥哥的未婚妻,訂婚後對哥哥照顧得無微不至」。不料,就在結婚前夕──「女孩的姊夫是個警察,他平常就與女孩的姊姊不和,⋯⋯通風報信前來圍捕」。檔案記載:1952年8月19日深夜,大批警察破門而入,逮捕準備入眠的王文培,沒收了他的日記,及偷聽廣播的收音機。

文培、翠雲、雙方的父親,一一被捕,移送偵訊。

軍法處,萬籟俱靜時(1952──1953)

緣故已不可考。不過,移送台北前,為了調查他在故鄉的活動,一度將他押回高雄。期間,員警讓他回家見母親、妹妹一面。妹妹鸞鸚回憶:「他面黃肌瘦,氣色很差,看起來像是肺病末期的病患」。他先上了閣樓,拜過觀音,母親從外面叫兩碗麵給他吃。天氣熱,他吃到滿身汗。母親為他擦汗時,才發現他的身上全是傷痕、瘀青、連指甲也扭曲發炎了。妹妹說,哥哥也許為了讓母親寬心,說道:「我並沒有做什麼事⋯⋯,現在事情已經水落石出,我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家。

1953年3月23日,軍法官邢炎初,以「著手叛亂」處王文培死刑。同日判罪的還有兩人──雄中學弟李明海,他剛隨著王文培的腳步,考進台大商學系,卻以「明知匪諜卻不檢舉」為由,判處7年徒刑。然後,王文培的父親王大銘,國家指控他「藏匿叛徒」,判處6年徒刑。

翠雲與他的家人,經反覆訊問,判定真不清楚王文培的「地下」身分。飭回後,嚴加監管。

1953年9月4日深夜,王文培在軍法處的押房,用他秀麗的筆跡,寫下對世界想說的最後一番話。摘錄其中一些段落:

親愛的父母親, 我要走了,我毫不感到痛苦,倒很覺達觀。短促的人生像閃爍倏然而逝的隕星,不足珍惜。然而我卻為將來留了些碩果,這一點足可慰藉。你們定會遭受悽慘的境遇,不過這是暫時的,光明將要接著而來。我害了父親遭囹圄之苦,很覺悵惆,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兒子才連累到父親,請您原諒。比起不肖,雖是女孩子,鸞鸚卻有遠大的前程,請你們栽培她,我相信你們的將來是無比的幸福。有許多人家曾犧牲了兒女,這一點請予以諒解,而達觀。 我不多講了,這是無言的抒述。
翠雲, 因我而把妳的前途折磨,很覺不過。但是希望妳能夠不依賴別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在這社會的渦流裡求得生存。現在沒甚話可說,只希望別有守寡的念頭,這是違反我的意志。祝妳的幸福
親戚朋友們: 總有一天你們會明瞭我的立場,因此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這裡請求諸位多予這苦難的家庭伸出惜恤的手吧。 我要以最高的熱誠謝在前面。 再見 文培 1953.9.4,深夜萬籟俱靜時

清晨6點,憲兵行刑。王文培結束25歲的短促生命。

遺書,就此塵封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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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培、遺書
王文培給父母、妹妹及外甥女的遺書,但被政府沒收,直到2012年才歸還。(照片提供/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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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培、遺書
王文培給未婚妻翠雲及親戚朋友們的遺書,但被政府沒收,直到2012年才歸還。(照片提供/春山出版)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訂版),王文培,春山出版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訂版),林易澄、林傳凱、胡淑雯、楊美紅、羅毓嘉著,春山出版
索引
通往台北的路(1945──1948)
校園與新時代(1948──1949)
返校(1949)
流浪的孤魂(1949.07──1952.08)
社頭蕭宅(1950.05──1952.08)
軍法處,萬籟俱靜時(1952──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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