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增訂版）部分章節書摘，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2008年，一位政治受難者孫女意外在國家檔案中發現被槍決家人的遺書，開啟後續一連串「遺書歸還」運動，至少有208位受難者寫下的906頁文書，封存在政府機關裡，家人從不知道這些書信的存在，只知道他們的珍貴之人被迫提早從人世間離席了。「收信者」懷著疑惑、不解、悲傷、怨懟⋯⋯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之中踽踽獨行數十年。本文選自學者林傳凱書寫1953年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王文培與父親王大銘的故事。
王文培，成長於高雄前金，涉及1953年判決的「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法學院支部案」，於1953年9月5日遭槍決，得年25歲。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校園裡左翼思想盛行。王文培受同學啟發，於1948年底接觸地下組織。不過他在校內活動的時間並不長。1949年夏天，他先因學業成績遭校方退學。秋天，法學院又爆發「光明報事件」，更導致大批同學逃亡。此後，王文培便返回高雄，與昔日同窗試著串聯本地青年。直到1950年夏天，同學陸續被捕，王文培從此展開漫長的逃亡，直到數年後在彰化社頭被警方逮捕。而他的父親王大銘則因「藏匿叛徒」的罪名，判刑6年，並於坐牢期間精神失常、營養不良而病逝。
王文培槍決前，曾留下遺書給家人、未婚妻、親戚朋友。不過，這些遺書都被政府沒收，直到2012年才歸還王家。
「同學賴裕傳的宣傳⋯⋯，使我認為台灣的社會是一個『封建』的社會，非改革不可。」
「封建」這個詞，此前未出現在他的生命。此時卻開始冒牙，童蒙卻激進。1948年夏天，王文培同時考取台大、師院。他選擇了台大商學系，接著也負笈北上。
來到台北後，他的心思旋即離開教室，走向學生運動的隊伍。
校園裡，外省師生帶來對岸「學潮」的新穎消息。講師楊宣堂，在商學系的課堂講述《新民主主義》。國文課上，閱讀魯迅、茅盾、巴金的左翼觀點。話劇、歌詠、木刻版畫⋯⋯流行於社團，高舉藝術要源於現實、改造現實的信念。王文培與其他台籍學生，流連在不遠的牯嶺街，揀選日人離台留下的河上肇、小林多喜二⋯⋯。今日雖然沉重，明日卻彷彿浮現「新」的線條，年輕的心靈開始與全球的左傾思潮開始共振。王文培細心想著──世界是階級之間的對立、階級之間的壓迫。當前的政府，擁護統治階級；自己，則要站在弱勢卻人數眾多的一方，顛覆不應如此的秩序。
共黨在學生間瀰漫開，終究是二二八後的事。1947年春天，帶著欺騙的鎮壓，讓青年們第一次在生活的周遭，目睹軍人開槍、處決的痕跡，化成嶄新卻痛苦的「成年禮」。春天過後，血味並未散去。每一次翻閱魯迅、列寧、馬克思時，鼻梁、雙目、指尖就浮現血味。每一行油印字句，都與激昂的憤慨共鳴。於是，青年們陸續收到用「血」寫成的邀請函，在二二八後，期盼另一個可能的世界，轉身走進「地下」之路。
那個年代彷彿是這樣的──時代是一陣大風，吹來了，不是這裡遞出邀請，就是那裡遞出邀請，誰都無法置身事外，一起吹進革命的行伍。
從檔案中，可以整理出王文培在1949年上半的活動軌跡：
畢竟是男校，學弟好奇打探大學裡「男女共學的狀況、自由的風氣」，學長則親切回覆。不過，隔年春天，年假尾聲，學弟眼中的學長有了轉變，「王文培這時的言論和以前不同，似乎有點激烈了」。王文培緊迫問他──有沒有參加自治會、辯論會？有沒有編輯校刊《菩提樹》？都沒有！王文培難掩失望。此後，王文培邀請學弟參與一個神祕的「同盟」。李明海膽怯了，王文培激烈批評他：「布爾喬亞！中間分子！中間路線是永遠不存在的！」此後，學弟歸還商借的代數、幾何書籍。兩人漸行漸遠。
就是這個月──王文培剛剛答應入黨，要壯大革命隊伍。
1990年代，妹妹鸞鸚受訪時曾說──哥哥寒暑假才回高雄，貌似平凡學生，未曾聽說他參加任何社團。可是，即使是家人，也未必理解他在這一年的轉變。他離童年時的單純心思，已經愈來愈遠了⋯⋯。
王文培熱切於革命，荒廢了學業。1949年暑假，吳逸民趕來通知，王文培因為成績不佳被退學了。他連忙上台北，想確認消息真偽，並找許昭然商量對策。此時，許昭然卻已失蹤。稍後，法學院爆發「光明報事件」，捉走孫居清、戴傳李等同學，風聲鶴唳。白色恐怖在他身邊炸開，他連忙返回南方躲藏。
10月，賴裕傳找到王文培，連同他稱為「田さん（Den san）」的「上級」一起現身。「田先生」真名是陳水木，高雄人，賴裕傳的系上學長。他們小心翼翼地商量對策，繼續在高雄串聯青年。
時勢逼他要成為「無害之人」──太優秀，會引人注意。姊姊調雲說，經由姊夫介紹，躲在新錦珠劇團時，隨劇團巡演，卻不唱戲。某日戲班失竊，警察前來調查時，發覺王文培看來「很斯文」，開始懷疑他的身分，逼得他立刻逃走。根據檔案記載，他日後會在彰化社頭被警方盯上，也源於「有一外地詭秘青年，⋯⋯較之山地居民，似已『脫俗』」。逃亡時，他必須用力地自我改造，讓存在感變得透明。他不能斯文，不能脫俗，要彷若幽魂，不引起生者注意。
與此同時，槍聲四起，王文培的好友陸續送往了刑場。最初是1950年11月29日──賴裕傳、王超倫、「田先生」等11人赴刑場。同案的顏世鴻記下當日光景：
「王超倫聽到看守唱出自己的名字，並不慌張失措，只是熱淚奪眶，猛用右拳激打左掌說：『我實在不能死，也真不想死在馬場町。』」
王超倫是獨子，他的父親，據說日日去馬場町等候，盼望不要見到孩子，又怕見不到最後一面。
「那種場面如何去敘述呢？⋯⋯但事經5、60年，我的心仍為淒絕的場面顫抖。」
賴裕傳等人喪命的當天，張坤修、洪天復判刑15年；林賜安則獲得「短短」5年刑期。
1952年7月，躲在台東鹿野，準備結婚的大學同窗歐振隆被捕，死刑。他生前亦是無神論，卻在遺書中留下「矛盾」的深情：「我雖不信有鬼，但此時願有鬼。感謝你對我的厚情，未能如願結為夫妻，但願再世共嬋娟」──寫給未婚妻的遺書，卻被國家沒收，60年不見天日。同日，吳逸民，判刑10年。
看來，只有離開這座島，不然注定是「甕中捉鱉」的死局。但對他來說，即便宛若孤魂，只要還能呼吸，就還想寄望渺茫的「光明」。於是，1950年夏天以後，丟失名字的王文培，繼續在各地飄盪。
轉捩點，是1951年11月的彰化社頭湳雅村。
在此，他留下了比較完整的日記。他早已斷絕與舊識的一切往來。書寫，成為內心的自我辯證與精神喊話。逃亡似乎沒有造成完全的恐慌與崩潰。也許是低落時，他常以堅定的語氣，複誦著信念，好讓被國家剝奪一切意義的流亡，還存在一點微小卻頑強的支柱。
不過，也在這段時期，他開始浮現矛盾──他告誡自己，要倚靠理想克服一切孤獨，把自我奉獻給廣大的人民。可是，他的內心卻被投入了一塊石子，先激起小漣漪，漸漸擴散成大漣漪，最後，變成無法抑止的波瀾。
他遇見了蕭翠雲。
起初，王文培住在另一戶人家。他沉默、獨自閱讀、偶爾出來活動筋骨的身影，引起一位鄰家女孩的興趣。妹妹鸞鸚說道：「家兄住處附近有一女孩，因經常與哥哥見面，以致日久生情，成為愛侶」。
可是，愛侶，可以嗎？可能嗎？自1950年夏天，每有舊識遇害，王文培就反覆提醒自己──記得、記得，不能忘。他寫道：「迄今活著，痛苦越深，我對於敵方的反感越激烈，對於革命的熱情越高昂」。他又說：「有時是日亮，有時是月亮。⋯⋯『無論如何總得要變的』。對於革命，對於民主，對於自由、自由的逆流，必定會引起漩渦，把反動者一併推進不知底的深壑裡去，這正是自食其果呀！最後一次的否定將要來臨，⋯⋯迎接光明！」他期許自己心無旁鶩，當大地上還有百姓痛苦時，就不該有個人的私欲與享樂。
可是，蕭翠雲並不理解這些。她不明瞭眼前這個不時愁苦的男人，深鎖的眉頭在沉重些什麼。王文培眼中，翠雲是個「極平凡不過的農村姑娘，性格上是剛毅而且是膽小的一個女孩子」。她對思想、主義全無瞭解，沒聽過階級，甚至無法想像王文培望著她時，覺得她身上還有「封建社會的習氣」。但是，就是單純的噓寒、問暖、談天，很快的，王文培產生一種逃亡歲月中──甚至過往的生命經驗──都未曾有的體驗。王文培稱為「純潔天真的愛」。這份愛，不需要概念、理論，便直接傳遞到他心中。她帶來溫暖、安慰、甚至是對欲望的貪戀。幾番矛盾後，王文培確認了翠雲對自身的意義──「會對我這个焦燥的心，作為化解的甘露」。
翠雲說，願意一生相伴。
王文培住進了翠雲的家。
親愛的各位同志⋯⋯坤修、克巽、金發、天復： 「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地開⋯⋯」，曾經在生命力沸騰與燦爛的舞台，憑著年輕人的蓬勃與一股熱情，我為了自由，我為了鬥爭，我為了那熱烘的革命的血脈澎拜的記憶，在疼的發暈的腦海裡猶新。在⋯⋯流亡期間，或許一切鬥志、一切希望都幻滅了。但只有這一信念──光明總會看見⋯⋯
他花了許多篇幅，分析革命為何有望？儘管如此，前半的「樂觀」在後段急轉直下，他對「將死」的未來悲觀異常。他拜託4位同志──「她的愛情越是純潔天真，我的痛苦、歉意則越深」。認為她傳統，可能想守寡，「請你們替她開拓一條路」、「請諸位勸她勿有守寡一生的錯誤念頭，而引導她一條光明的路」。這封信，就在反覆請託同志中結束。最末，他說：「罷了，諸位勇敢的同志們，我將永遠祝福你們，相信你們！為全人類開拓光明的路」，署名「你們的同伴，王文培」。
自覺要死的人，只能寄望坐牢的人、逃亡的人、在異鄉的人。多絕望的時代！
父親仍希望他能不絕望。妹妹鸞鸚說：「後來父親見他們情投意合，感情穩定，認為哥哥的確需要有人照顧，於是提議雙方訂親。經過對方家人同意，於是這女孩變成了哥哥的未婚妻，訂婚後對哥哥照顧得無微不至」。不料，就在結婚前夕──「女孩的姊夫是個警察，他平常就與女孩的姊姊不和，⋯⋯通風報信前來圍捕」。檔案記載：1952年8月19日深夜，大批警察破門而入，逮捕準備入眠的王文培，沒收了他的日記，及偷聽廣播的收音機。
文培、翠雲、雙方的父親，一一被捕，移送偵訊。
緣故已不可考。不過，移送台北前，為了調查他在故鄉的活動，一度將他押回高雄。期間，員警讓他回家見母親、妹妹一面。妹妹鸞鸚回憶：「他面黃肌瘦，氣色很差，看起來像是肺病末期的病患」。他先上了閣樓，拜過觀音，母親從外面叫兩碗麵給他吃。天氣熱，他吃到滿身汗。母親為他擦汗時，才發現他的身上全是傷痕、瘀青、連指甲也扭曲發炎了。妹妹說，哥哥也許為了讓母親寬心，說道：「我並沒有做什麼事⋯⋯，現在事情已經水落石出，我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家。
1953年3月23日，軍法官邢炎初，以「著手叛亂」處王文培死刑。同日判罪的還有兩人──雄中學弟李明海，他剛隨著王文培的腳步，考進台大商學系，卻以「明知匪諜卻不檢舉」為由，判處7年徒刑。然後，王文培的父親王大銘，國家指控他「藏匿叛徒」，判處6年徒刑。
翠雲與他的家人，經反覆訊問，判定真不清楚王文培的「地下」身分。飭回後，嚴加監管。
1953年9月4日深夜，王文培在軍法處的押房，用他秀麗的筆跡，寫下對世界想說的最後一番話。摘錄其中一些段落：
親愛的父母親， 我要走了，我毫不感到痛苦，倒很覺達觀。短促的人生像閃爍倏然而逝的隕星，不足珍惜。然而我卻為將來留了些碩果，這一點足可慰藉。你們定會遭受悽慘的境遇，不過這是暫時的，光明將要接著而來。我害了父親遭囹圄之苦，很覺悵惆，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兒子才連累到父親，請您原諒。比起不肖，雖是女孩子，鸞鸚卻有遠大的前程，請你們栽培她，我相信你們的將來是無比的幸福。有許多人家曾犧牲了兒女，這一點請予以諒解，而達觀。 我不多講了，這是無言的抒述。
翠雲， 因我而把妳的前途折磨，很覺不過。但是希望妳能夠不依賴別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在這社會的渦流裡求得生存。現在沒甚話可說，只希望別有守寡的念頭，這是違反我的意志。祝妳的幸福
親戚朋友們： 總有一天你們會明瞭我的立場，因此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這裡請求諸位多予這苦難的家庭伸出惜恤的手吧。 我要以最高的熱誠謝在前面。 再見 文培 1953．9．4，深夜萬籟俱靜時
清晨6點，憲兵行刑。王文培結束25歲的短促生命。
遺書，就此塵封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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