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稱的「白色恐怖」，涵蓋1949年「戒嚴」至1987年「解嚴」或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約40個年頭。也有人稱之為「威權時期」、「戒嚴時期」。不過，這些統稱背後卻蘊藏更複雜的歷史軌跡。《讓過去成為此刻》卷一「血的預感」的幾篇小說，全指向1945至1950年代的這段時期，葉石濤則以「五○年代白色恐怖」稱呼他經歷的歲月。從面世的資料來看，1949至1959年確實是「白色恐怖」的獵殺高峰，有它的特殊性質。本文的目標並非評論小說，而是扼要勾勒這段時期的社會圖像，提供讀者相關的背景資訊，有助於走入小說家描繪的「恐怖時代的心靈史」。

許多政治犯見證中，常指出當年的監獄中有「紅帽子」與「白帽子」兩派立場。前者左傾、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後者台獨，擁抱台灣民族主義。就年代來說，1950年代雖也有極少數的「台獨案」，但先行文獻大致同意這個時期的政治犯以「左傾」為主流，有些人因思想繫獄，有些人牽涉共黨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甚至對岸更龐雜的共黨系統。直到1960年代後「台獨案件」才逐漸增加。

當政治犯用「紅帽子」與「白帽子」自我區辨時，常誘使一些讀者在理解歷史時，套用今日相當普遍的「認同中國：認同台灣」或「認同共產黨代表的中國：認同國民黨代表的中國」的框架解讀之，回溯地追認當時政治犯的心靈狀態，彷彿當時已存在鮮明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之爭。但這樣的解讀很可能是當代眼鏡導致的「色偏」，而忽略1945至1950年代時，許多台灣人的認同還處在混沌的狀態，嘗試在台灣／日本／中國三方，乃至於「白色中國」與「紅色中國」間進行艱難抉擇，至於今日所稱的「台灣民族」絕非當時主流的想像。

無論讀者們的認同為何，當閱讀這些小說時，你也許驚訝主人公的認同與你相左。此時，不妨換一個視角提醒自己──這些情節不僅僅是台灣史或「台灣─中國（大陸）」拉扯下的產物，同時是「世界史」的一頁，跟當年全球的主流政治脈動有共鳴關係，是台灣未在世界史缺席的佐證。在1950年代，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正展開全球的冷戰（cold war）競爭，使「左」與「右」的鬥爭在各地浮現，進而使「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在全球肆虐。歷史的主旋律使太平洋上脆弱而敏感的島嶼──台灣──也難倖免其外，而與當年全球的主旋律交相共鳴，進而催生了一群思想左傾的政治陣營。

當然，這種宏觀、結構性的趨勢，無法取代對心靈世界的細緻探索。所謂「冷戰」的世界潮流，終究不是以機械化、自動化的方式「順理成章」投入台灣青年的心靈。從台灣青年的視角來看，所謂「左」與「右」之爭，從未以輪廓清晰、條理分明的方式在心靈浮現，進而以冷靜與慎思的態度進行抉擇；相反，這種選擇常分娩於混亂與倉皇，帶著苦悶到近乎窒息的情感，才從現實的跌撞中隱約感知到還有一條帶著「希望」的道路。

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便記述了這段從「光復」時的狂喜轉變為失落與懊悔的歷程；郭松棻筆下的鐵敏，在「二二八」後焦慮地慨嘆，「這些人再用炸藥去炸，碧潭的𫙮魚遲早絕種的」、「後山的鷺鷥也會絕種的」、「這些人再亂打濫捕⋯⋯」，也是近似於此的情緒。「左」從未以素淨的抽象語言寄出邀請函，而是從現實的挫敗中一點一滴長出血肉、化身為青年眼前的選項。引誘台灣青年抉擇的關鍵，終究離不開日常中「市場」與「國家」的雙重脫序──這張邀請函可能是長期失業的挫敗、可能是肚腹內轆轆的聲響、可能是「二二八」時攤在眼前的血肉。因此對「左」的憧憬，更像是混沌年代的混沌願景，似朦朧的「遠方之光」在心靈世界閃爍。這也是為何有大量的1950年代政治犯在日後訪談表示，當年是「不滿現實」走上這條路；至於更多的理論探索，則是在監獄（若僥倖不死）的漫長歲月才逐漸習得。

因此，要走入小說中的心靈史，請先理解到當時的世界潮流，進而瞭解戰後的一連串變化如何融鑄出台灣青年掙扎而崎嶇的「現實感」。

對島民來說，1945年8月的戰爭結束，與10月分緊接而來的「改朝換代」，逐漸在心靈上撕裂出巨大傷痕，先是日常中迸現一處處混亂、失序、壓抑的體驗，進而在1947年血雨腥風的屠殺中達到高峰。「國家的失靈」與「市場的失靈」彼此相關，交織成一股讓日常生活中處處導致墜落的不祥之網。

首先是陳儀主政下（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的接收亂象、吏治不彰、失業狂潮、物價通膨、市場米荒、治安惡化⋯⋯擾動了一般民眾日常的安穩，這便是吳濁流書寫〈波茨坦科長〉的背景。接著在1947年2月底，因大稻埕查緝私菸衝突觸發的全島政治改革運動，到了3月8、9日更演變為軍隊渡海鎮壓的悲劇，使台人感受巨大衝擊，這是在郭松棻〈月印〉、李渝〈夜琴〉中觸及的情節。嚴格來說，本省青年生長的台灣島，在二戰時未曾成為「完全的戰場」，它僥倖躲過了美軍一度規劃的登陸計畫，避開如沖繩在1945年因登陸戰造成的巨大浩劫。台灣是殖民者的後勤基地，將米與軍伕送至海外，偶發地遭遇美軍空襲。因此像「二二八」這場以軍人與特務帶著槍在島上流竄、在市街屠殺、將屍體棄置生活空間的慘劇，確實是許多台灣青年初次目睹故鄉成為「（準）戰場」的體驗，成為難以癒合的巨大傷口。

無論是政治檔案、特務回憶錄、地下黨核心的供辭，都一致同意戰後的地下黨要到「二二八」後才在年輕人的憤怒中茁壯起來。地下組織雖然在1946年春、夏就來到台灣，但「二二八」前只有寥寥70餘人，絕大多數都是1920年代便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中生代，思想上早已左傾。但這一波反抗早在1930年代便因日人鎮壓而消解，加上「皇民化」時日方不斷向學子宣揚反共教育，導致絕大多數年輕世代在「二二八」前對「左」與地下黨的邀請函興趣缺缺。要到「二二八」的屠殺後，大多數年輕人對體制內改革絕望，並身受貧困煎熬，終使「左」在年輕人間迅速蔓延。可以說，當時世界性的趨勢，終究要通過陳儀主政失敗及「二二八」屠殺，才使這封染血的「邀請函」，成功遞入台灣青年的心靈世界。

「二二八」後，通過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國左翼作家的文學與劇作、上海等地的時政雜誌、乃至於地下黨油印的小冊子⋯⋯台灣青年逐步在震盪後，找到回頭詮釋日本殖民至今諸多不幸的一條路徑。同時，剛經歷的軍事鎮壓，也使得青年的眼睛不只望向文字──他們一眼朝向「左」的理論或文學，一眼朝向對岸國共戰況的發展。

一眼朝向理論、一眼朝向現實，彼時的「左」組成紛雜。簡阿淘的友人甘火順「是個熱烈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一套神話，他把這主義稱之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自己「應該算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烏托邦接近瑞典或丹麥那種福利國家的型態，可以說他也是個自由主義者，只是跟胡適這一類的舊自由主義者不同，他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洗禮的新類型自由主義者」。簡阿淘的思想帶著折衷色彩，但無損兩人友誼。邱永漢筆下的賴春木，流亡時仍不時流露些許「階級」或「左」的視野──例如他望著茶樓的有錢人感嘆：「看著這些人，我也忍不住想做共產主義者」，或看著被捕上岸掙扎的龍蝦而想到自身處境，悲涼自況：「你們將成為晚餐花得起10塊錢的階級犧牲品。變成漂亮的鮮紅色，排列整齊地放在沙拉菜上面。事已至此，掙扎也沒用。」不過，他終究認為自己捲入的是一個肇始於不滿現實、思想傾向朦朧的組織：「被革職者之中⋯⋯，組織了反政府的結社，但卻是不知屬於左翼還是右翼的不倫不類的團體。簡言之，是不滿分子的集會。」

並非全然掌握理論，也不見得同意共黨的每一項主張，但在「二二八」的餘憤下，台灣青年開始對與國府搏戰的共黨感興趣，甚至視為打倒國府的主要希望。台灣青年的視野，逐漸由島內延伸至對岸。郭松棻筆下的對話，描述了這樣的思想轉變：

「文惠，妳不認為那塊地方是我們大家的嗎？」楊大姐換了口氣，這次卻是閒閒地問著。

「是妳的，也是我的，是我們大家的。」

空氣還很窒悶，密不透風似的。文惠倒給愣住了，她撞到楊大姐的眼光，馬上移了開去，好像給燙到了。她從來沒有這種心思。大陸，只是她夢中一塊美麗的土地，她卻沒有想過那是誰的。

是的，是大家的，是中國人的。然而怎麼才算是大家的，她卻沒有想過。

現在經楊大姐這一問，反而更加糊塗了──的確這是一個問題，她在心裡這麼想。

漸漸，伴隨著局勢的發展，「左」的陣營陸續吸納動機、思想紛陳的各種支持者。他們唯一共享的元素，就是對「國家壓迫」與「階級壓迫」的素樸反感，將一切矛頭指向戰後來台的國府。至於抗爭者的成分為何？何時抗爭？抗爭手段是甚麼？「解放」後的社會圖像是甚麼？卻未必有一致共識。這是改朝換代下倉促分娩的「反國府統一戰線」。

國家的「綏靖邏輯」卻非如此。對統治集團來說，在「國共鬥爭」與「冷戰」脈絡下，凡染上一點「紅」，便視為與共黨同路的「國家之敵」，可冠上「共匪」罪名恣意殺戮。

葉石濤筆下的鹿窟農民在獄中描述自己的案情時，似乎帶著閃躲，「一絲絲狡猾的暗影掠過了這樸實的老農夫臉上。簡阿淘知道受過台共訓練的勞動人民，都善於偽裝自己，其實他們都懷有堅定的信念和不可動搖的決心，因為他們窮得一無所有，不怕犧牲自己生命。」即便如此，這些老農卻連自己唱的國歌與國旗，究竟屬於共黨或國府也分不清楚，可見就算貧窮成為他們接觸地下黨的動力，對於整體政治與理論的認識仍舊相當有限。邱永漢筆下的賴春木逃至香港時，回憶故鄉被捕的「同志」時哀嘆：「他的伙伴之一被穿上寫著『共匪』的紅色背心，戴在卡車上，從這條街到那條街遊街示眾。這位朋友是台灣南部屈指可數的大財主的兒子。假使他是共產黨，而且凡是有錢人都樂意成為共產黨，這個社會早就成為更理想的社會了。無疑的，他恐怕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穿上紅色背心，恐怕到最後仍以為在做惡夢⋯⋯」抗爭者的組成紛雜，國家的「清算邏輯」卻力求簡化與二分，一旦視為敵對的「非人者」，就面臨殘酷殺戮，使政治犯魂斷於郭松棻提到的馬場町，或李渝提到的水源地（路）。於是，改變生活，成為一件要命的事，人人嗅到了血的預感。

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陰霾下，年輕人不但抗爭，還走向台灣史上罕見的「地下抗爭」。

在1945至1950年代，「死亡」離抗爭者的距離遠比今日更近，「地下化」成為必要。卷一「血的預感」頻繁出現「地下化」的痕跡：邱永漢筆下的賴春木，在團體初次敗露後，「也有數人巧妙地潛入地下工作。春木也是其中之一⋯⋯」郭松棻筆下的祕密聚會，閱讀紅書、架設電台，最終破獲時像「綁好的一串毛蟹，一串七隻，只要從繩頭一拉，一隻也逃不了」，暗示當年地下黨「單線領導」的組織原則；葉石濤筆下的簡阿淘，多次提到歷史上實際存在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其下的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重整委員會、鹿窟基地，及以本名現身的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幹部呂石堆（呂赫若）或代稱為「吳多星」的重整委員會負責人陳福星。今人很難想像，在1947到1950年代，抗爭者如此流行祕密聚會，在死神的眼皮下活動，進而追求葉石濤所說「台灣人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這是幾篇小說共享的一道時代印記。

因為「地下化」，一切聚會、閱讀、討論、串聯、組織、行動⋯⋯都遵循「愈少人知道愈好」的原則，父母不對子女說、兄姊不對弟妹說、夫妻之間互不說，進而造就一大批「親密卻無法知情的人」。無法知情，卻不是毫無知覺，當共同生活者產生幽微變化，即便不說出口，一切都看在眼裡。

郭松棻筆下的文惠，面對著丈夫閉鎖的藏書箱、不知內情的聚會、漸少在家的作息，從喜悅轉為寂寞，從寂寞滋生妒忌，最終釀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葉石濤筆下的林雪梅彷彿受到詛咒，雖然未參加抗爭，但新婚丈夫、兄長、乃至於曾經戀愛的簡阿淘，這些追求「台灣人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的青年一一消失了，造成她深深的傷痕，決心逃離這一類「時代青年」走向毫不相干的人生道路。〈夜琴〉中女主角的內心風景，更細膩描繪了這種狀態。無論從主角的視角，或小說給我們的訊息，我們甚至不確定她的丈夫做了什麼、為何在「白色恐怖」消失。她只感受到這是一個「人人都要去不見」的年代。做為剩下來的人，她在往後十多年，偶然幻想丈夫歸來，問她「這幾年都好」，自己則「嗯了一聲，算是回答，心裡還是有點氣」的情節。可是轉過身來，「空寂的街道靜靜鋪在自己的身後，浸在紅色的燈光中。除了燈柱投下的細長而規則的影子，除了自己什麼人也沒有」，接著「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對剩下來的人來說，消失的親友究竟在國家懷疑處處「地下化」的年代做過什麼？為何被捕？幾乎一無所知，只能獨自面對「消失」後的人生空洞。現實中，這不只是小說人物的寫照，也是許多政治犯家屬常有的狀態。

值得注意，除了郭松棻在〈月印〉描繪的「楊大姐」，抗爭者都是男性，「剩下來的」則多半是女性。這與檔案呈現的趨勢相符──超過9成的政治犯為男性。至於女性，泰半以「政治犯家屬」的身分為人知曉。早年研究中，採訪政治犯家屬，多是為了補充政治犯生平，而鮮少將他們視為「受難的主體」。晚近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探究，才愈來愈注意到「家屬」也是受難者，並稱為「獄外之囚」或「政治寡婦」，亦有紛雜的壓迫經驗。

卷一收錄的小說對此亦有細緻探索，〈月印〉的文惠讓人聯想1950年代發生於新竹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興中書局」老闆傅煒亮的妻子姚氏，因妒忌丈夫的祕密聚會有其他女性參與，憤而向憲兵隊舉發，導致大批書籍與收發報機遭查獲，更使傅煒亮與新竹縣立中學（今建華國中）國文教師黎子松於1951年12月19日槍決。小說的存在，得以讓我們進而想像意外導致丈夫死亡的少婦，將懷抱著怎樣的心境度過餘生。葉石濤筆下〈邂逅〉的林雪梅置身在一種所有親密男性都成為政治犯的悲劇之網，最後懷著「挽救不了的脆弱與某些躊躇」後決定遠離所有「喜好政治」的男性。〈夜琴〉呈現「所有人都消失」後，倖存女子的寂寞與憂傷。〈波茨坦科長〉描寫的雖是「接收」到「二二八」的歷史，卻也通過女性視角，描述玉蘭在「光復」懷抱對祖國的過度憧憬而嫁給接收官員范漢智，卻逐漸感覺價值相左、空虛、不耐、悔恨的歷程。她的友人蕙英在丈夫因貪汙遭檢舉後，指著懷孕的肚皮哭泣地說：「我真悔恨，有了這個東西」，「妳說啊，我怎麼能夠替貪官汙吏生孩子呢？」未嘗不可視為另一種政治創傷的形式。

另一個重要向度是「省籍」。雖然從檔案中可知，約有40％左右的政治犯為外省籍。不過，民間對「白色恐怖」仍常落入「外省人迫害本省人」的錯誤印象，進而認為談論這段歷史必定會挑動族群敏感神經、破壞社會和諧。小說卻為我們勾勒了更複雜的省籍關係與外省形象。

〈波茨坦科長〉描寫了戰後外省官員貪汙腐敗、導致社會混亂的作為，可說是當年省籍情結浮現的主因。但〈月印〉中「左傾」的楊大姐與外省友人，卻是鐵敏在「二二八」後找尋思想出路的道標，甚至激勵他「為了同這些朋友來往，每天早晨對著電台勤練國語」，成為另一種省籍互動寫照。葉石濤筆下的簡阿淘，在監獄中結識了前浙江大學教授王傑生，他並非共黨，卻「好像執迷不悟的認為所謂『台灣』中興書店的獨立根本沒什麼意義，他忠心耿耿的認為他必須聽從上海本店的指揮。這想法裡當然有看不起台灣當局的意念存在」而被捕，這個對當局反感、固守原則的外省人，又與〈波茨坦科長〉中投機、貪婪、鄙俗的外省人范漢智成為對比。〈夜琴〉的主角便是外省女子，李渝描繪了外省人在「二二八」時被本省人追打的恐懼，也呈現一位歷經離散、丈夫因國家暴力消失的「政治寡婦」的內心世界。通過小說，無論是本省人、外省人、國家之間的互動，都隨著文學的構築而複雜與深刻起來。

最後，卷一作品涵蓋了「白色恐怖」時政治犯歷經的不同階段。〈波茨坦科長〉描寫戰爭結束到「二二八」的社會景像；〈月印〉描述一群地下抗爭者浮現與殞落的過程；《台灣男子簡阿淘》的4篇，涵蓋獄中生活與出獄困頓；〈夜琴〉描述「剩下來的人」的心靈世界。至於邱永漢的〈香港〉則罕有地以逃離台灣、流亡海外的抗爭者為書寫對象。他筆下的香港，一處只依循市場法則生存的叢林，反而成為「覺得思想政治這玩意兒是很愚蠢的事」的境外之地。真實的歷史中，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確實有許多已知與未知的抗爭者流亡海外。通過這些小說的引介，也讓我們對真實世界中政治犯各階段的際遇，有了更具血肉的寫照。

當然，本文的目的在於介紹歷史，卻無意將小說僅視為負責再現（representation）的工具。小說自然有助於「再現」，但文學從來就不僅僅是「再現的奴隸」。相反的，相較於嚴肅的史學或社會科學，當史料亡佚之際，自律的研究者就要踩下煞車，無法對「過去」多做談論。而當經驗層次上的「真實」注定斷簡殘篇時，我們所追求的「真相」永遠缺了幾角（乃至於絕大部分），文學卻能從「真實」的斷裂處出發，面對已過去的事件、已消逝的生命、已無法重置的悲劇⋯⋯，通過構築一系列虛構世界，協助我們對「殘存的真實」進行新的提問、新的想像、新的辯證。小說構築了能與真實交互映照的另類世界，從而幫助我們從身後的模糊黑影中，確認我們可能經歷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如此一來，讀者們對於那個充滿左翼、地下、血的預感的年代，也一定能有更深刻的體悟。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卷一血的預感：導讀，郭松棻、吳濁流、葉石濤、邱永漢、李渝著，胡淑雯、童偉格編，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