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卷四白色的賦格:導讀

一九八○年代的三種歷史時間,以及日常成為政治的時刻

對於1980年代前後的許多小說作者而言,1950年代記憶的出土,也已經是太久的事情了。他們怎麼透過回望過去,思考並不確定的未來?他們怎麼想著「那些事情」,怎麼確認自己在歷史時間上的位置?圖為馬場町紀念公園紀念丘。(攝影/陳曉威)
【編按】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四卷本,是由小說家胡淑雯、童偉格主編,國家人權館與春山共同出版。四卷本分別題為,卷一「血的預感」,卷二「眾聲歸來」,卷三「國家從來不請問」,卷四「白色的賦格」,共收錄30位作者,發表時間自1948年(吳濁流〈波茨坦科長〉)橫跨到2017年(黃崇凱〈狄克森片語〉)。期待這套書能以文學的角度,呈現白色恐怖的複雜性。

為進一步深化對這些作品的討論,春山出版邀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林傳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林易澄,四位對戒嚴體制與轉型正義有專業研究的學者,分別回應這四卷小說,以他們在歷史、政治、社會與哲學等的視野,給予白色恐怖以及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作品,具脈絡性的分析詮釋,希望能提供關切白色恐怖問題與喜愛這些作品的讀者,更多橫向與縱向的理解。《報導者》與國家人權館、春山出版獨家合作,刊登這四篇文章,此為卷四之導讀。

不管它們的原因可能是多麼地隱蔽,但歷史學卻能使人希望:當它考察人類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體時,它可以揭示出它們有一種合乎規律的進程,並且就以這種方式,而把從個別主體上看來顯得是雜亂無章的東西,在全體的物種上卻能夠認為是人類原始的稟賦之不斷前進的,雖則是漫長的發展。⋯⋯因為我們如果放棄這條原則的話,⋯⋯令人絕望的偶然性就會取代了理性的線索。 ──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1784年)

《讓過去成為此刻》卷四「白色的賦格」各篇小說,與前三卷顯得有些距離,但仍然在深處相連。做為同一時期的寫作,它們關於的,是整個歷史時間中的邊緣人物──無論在戰後初期的鎮壓,日後對鎮壓與抵抗的追憶,抑或後來在戒嚴中建構出來的獨裁開發型國家體制。它們並不直接談論政治抗爭,乃至國家體制銘刻在身體上的痕跡,至多,是在邊緣之處被捲入。這讓其中角色,更靠近戒嚴時期島嶼多數人們的生命經驗。但他們也都未曾搭上體制的成功階梯。他們殘缺的日常生活,於是以一種距離的對位,悄然呼應著島嶼70年來的政治時刻。

「那些事情,跟今天的我們的關係是什麼呢?」讀完前面三卷,多少會在心裡浮現這個問題。不過這不僅屬於連解嚴都彷彿許久以前的2020年讀者。對這四卷中,1980年代前後的許多小說作者而言,1950年代記憶的出土,也已經是太久的事情了。他們怎麼透過回望過去,思考並不確定的未來?他們怎麼想著「那些事情」,怎麼確認自己在歷史時間上的位置?透過這零餘的一卷,回到彼時,那份對位中顯露的三種歷史時間,三種回答的方式,或許,有助於正在閱讀的我們,找到自己的答案。

i.化為碎片的歷史時間

Fill 1
後革命時代的荒涼,是集體的、線性的、通向未來的時間不再,代之的是破碎、偶然、不確定的歷史時間,個體生命被拋擲到其中,在各個記憶的碎片反覆穿行。(攝影/陳曉威)
後革命時代的荒涼,是集體的、線性的、通向未來的時間不再,代之的是破碎、偶然、不確定的歷史時間,個體生命被拋擲到其中,在各個記憶的碎片反覆穿行。(攝影/陳曉威)
《讓過去成為此刻》前三卷所選,關於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的小說,多半寫於1970年代後半到1990年代前半。在這「延長的1980年代」(註)
借自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對近代歐洲史的思考,他將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界定為long nineteenth century,漫長的19世紀。
,強人的衰老與換代,黨外力量的衝擊,經濟的起飛,民主化的進程,使得這些故事逐漸有了空間容身,得以被思索與寫下。但是,遲來的寫作,也使得這些故事與眼前的世界顯得極為遙遠。

那不僅關於長年的噤聲與開口的艱難,也在當年理想與現實的差距。1951年2月,台南的地下黨負責人,27歲的台南工業職業學校教師何川,在槍決前夕寫下絕命詩:「笑著看向紅色朝雲漸漸亮起,破曉前的黑暗,抱住我的屍體吧。(原為日文:紅の雲明け行くを,笑まひ見つ,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其中,充滿了對紅色革命勝利的信心,自己的死不過是將要到來的明天的獻身。在那一代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是那麼清晰的線性歷史進程;眼前苦難的島嶼,以及命運相繫的中國大陸,將會擺脫帝國主義下半封建半殖民地處境,邁向新的未來。

然而,經過近30年,當下一輩青年重新發掘那一代人的骨骸,卻不再能像前人一樣,相信歷史有著必然的科學規律,相信資本主義將要消亡,而革命將帶來更好的世界。在彼岸,取得內戰勝利的共產中國,對舊社會的改造實驗鑄成巨大悲劇。計畫經濟的僵硬,政治運動的殘酷,隨著文革結束,開始為外界所知。另一邊,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的台灣,則受到美援支持,以技術官僚主導,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推動加工出口經濟發展。在獨裁開發國家下,社會力量逐漸積累,與政治、經濟形成複雜的關係,日益超出當初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

於是,前三卷各篇,經常浮現出一種後革命時代的荒涼。集體的、線性的、通向未來的時間不再,代之的是破碎、偶然、不確定的歷史時間,個體生命被拋擲到其中,在各個記憶的碎片反覆穿行。從〈月印〉裡為了不明白的寂寞而告密地下黨丈夫的新婚妻子,到《浮游群落》中迴盪烏托邦文學夢想、中共革命理論、現代文化產業之間,終於破碎的同溫層群體,郭松棻與劉大任筆下,總是帶著回望與悲憫的目光。那些細節那些日夜,因為回望而逼近當時,卻也顯示「當時」已經那麼遙遠。在當時──那眼睛看向未來的時刻──誰會這樣細緻地看著這一切的開展呢。在被巨大歷史事件打斷的生活裡,面對眼前殘垣的迷惘與徬徨,微小的努力與無心的傷害。將重壓之下的人性打開來的殘酷,與不做評判的哀傷,其間溫度,說著曾經的革命信念的深重,也說著與那信念的距離。因為深重而有回望,因為距離,因為信念不能解釋的事物,而帶著悲憫。記憶的穿行之間,他們試圖將其中最貴重的事物,凝煉、也退向一己的存在,以回望的方式,確認自身與革命歷史的聯繫及距離。

而當劉大任的主角,困惑著「為什麼從反1930年代文學觀出發的這一代,竟然又有人回頭去1930年代找出路呢?」黃凡筆下,出獄之後跟入獄之前一樣一事無成的賴索,則執意前往電視台追問當年地下組織的領導,如今投誠返鄉接受款待的韓先生。賴索「用1970年代的腦袋,來評論1940年代的事,占了絕大的優勢」,只是,在故事尾聲,他崇拜過的上級一點也不記得他了。歷史的時間在這一刻,或者,在更早他決定以後不再崇拜任何人的時候,化為一地碎片。就如1979年他耳邊的無數聲音,交錯著摩托車、卡車、救護車,他終究難以再往更深的地方去想了。在喧囂的街聲中,不僅曾經投向革命的賴索,張大春筆下日日讀著蔣總統文告的老兵四喜,也同樣感到世界愈發陌生。永遠的蔣總統死後,四喜再看不到「告全國軍民同胞書」,陷入困惑,決定自己動筆,卻無處登載。歷史轉動,堂皇顯出背後的空無,那些苦痛與求索,都愈發像是黑色喜劇,僅存形式。彷彿,只有不承載任何具體內容的形式,只有背向歷史,才能捕捉到眼前不再清清楚楚分明的世界。

ii.線性理論的歷史時間

Fill 1
陳映真的目光始終注視著一個超出小說的、已然崩塌的、預約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時間。(攝影/陳曉威)
陳映真的目光始終注視著一個超出小說的、已然崩塌的、預約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時間。(攝影/陳曉威)

面朝這一荒涼,卻嘗試再一次看向確定未來歷史進程的,則是陳映真。〈趙南棟〉裡,藉著一位女性政治犯與友人兒子在多年後的對話,他試著將1950年代與1980年代的台灣連接起來:

我們,和你們,就像是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要說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熱熱鬧鬧的生活。

此前,面對繫獄7年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他已寫就《華盛頓大樓》系列,勾勒資本主義的開展,與其間人性的墮落。也回頭以〈山路〉等篇,重溯獄中所見地下共產黨前輩的精神譜系。

前者近於黃凡所見,卻不滿足於那荒誕、無意義的喜劇。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將這些扭曲置於跨國企業資本在台灣開展的歷史時間,置於依賴理論的剝削分析,寄望工人階級的自覺。但是,這種熱切終於讓小說篇幅,充斥大段大落左翼理論摘錄,讓其中角色,變成理論的演員,扮演起預先分配的好人壞人。後者,映照郭松棻孤寂的存在維度,重拾抒情筆觸,以前人之死的昇華,接續入獄前作品裡1960年代青年的挫折悲觀。少女千惠以一生長度為告密兄長贖罪,冒稱遺孀,在僻遠礦村持護亡者一家,督促小弟「避開政治,力求出世」。島嶼經濟起飛中,小弟事業有成,帶她遷居城市奉養,她亦年老。但她終未離開那踏上山路的時刻,她看著對岸的消息,擔慮「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前人的死是否將成徒然。一天,看到報上昔日同志的出獄,她更驚覺,責備自己已經久久忘記那些日子,墮落成為資本主義商品馴養的家畜,而決意選擇身體的死亡。

在碎片的時間中,相較於荒誕無意義的喜劇與孤寂的存在維度,陳映真的小說顯得並不完整,甚至難以自圓。而那些小說之未能完整,又來自於他的目光始終注視著一個超出小說的、已然崩塌的、預約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時間。

〈趙南棟〉試圖將未來與回望結合,更進一步凸顯出這份錯落。他以抒情視角注視孑遺的兩兄弟,描繪上進努力的哥哥,如何在跨國藥商中面對勾心鬥角,描繪俊美的弟弟,如何像一匹獸,忠實於自己的欲望,將他的溫柔善良傾注於一個又一個的女性,四處流連。但那溫煦目光,卻始終只是上一代人的投射。為了重新將偏離軌道的歷史時間導向正確的未來,隨著情節進展,他簡化了角色,否定了在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生活的複雜與可能性。在已被預定的結局裡,為了證成革命的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帶來人性的墮落,再無其他。與抒情相對,兄弟兩人的自我只是一具空殼,在陳映真的線性歷史時間裡,他們的角色決定了他們的意識,哥哥終將不由自主地成為那「富裕、貪嗜、腐敗」世界的一部分,弟弟終將神智不清地用秀麗的眼睛顫抖地吸著強力膠。「兩個世界」裡的人,終未能開始對話。

這樣,當兩兄弟的父親,老去的政治犯,臨終前在病房裡恍惚夢見當年的難友,再一次熱切地繼續看守所中的對話,儘管他們意識到個人時間與革命許諾的歷史時間的差距,卻只能歸諸「歷史暫時地改變了軌道」。陳映真終究不能放棄規律的、有方向的、確定的歷史進程,不願承認歷史時間中的偶然與無意義,那置身荒原上看向未來的目光,終究只能停在30年前槍響的時刻。他對社會主義未來的執念,卻更加確認了此刻的荒原與碎片。當革命理想對現實的解釋變得僵硬,個人生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程不再重疊,他在小說中彌縫文學時間與政治時間的企圖,反而進一步揭示了兩者的斷裂。

iii.文學時間與政治時間的斷裂

Fill 1
「屬政治的請歸於政治,屬文學的請歸於文學」,在1984年,毋寧是一種激進而決絕的政治宣言,試圖從政治底下,奪回被代表發言百年的文學,與其描寫的微小生活。(攝影/陳曉威)
「屬政治的請歸於政治,屬文學的請歸於文學」,在1984年,毋寧是一種激進而決絕的政治宣言,試圖從政治底下,奪回被代表發言百年的文學,與其描寫的微小生活。(攝影/陳曉威)

對於文學與政治時間的斷裂,體察最深的,當是李渝。她以相反的角度,提出了最為敏銳、溫柔與堅定的宣言。〈江行初雪〉描繪鄉間的一尊千年菩薩塑像,與古寺所聞,為了治療中共老幹部,一位少女被當作藥方的死。關於這篇被視為反共的小說,她寫了一篇附記,寫一種無關於政治文化的,「卑微而悲情的歷史觀」。她寫道,如馬奎斯所說,有百年的孤寂下的忍受,而有迎接的重生,那才是文學的主戲:

當某日今天也成為宋元明清下的一個章節時,主義或體制不過都是歷史上的一個詞彙,或是歷史滔滔前去中的一股細流罷了。⋯⋯政治下蠕動的那一群無力卻頑抗的人物,在悲劇中生活,卻比悲劇更長久。

1956年《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發行量1萬2,000本,1972年《大學雜誌》發行量3萬,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量5萬本,1979年《美麗島》的停刊號到了14萬。陳映真被捕的1968年,台灣國民一年平均所得307美元,出獄的1975年是979美元。4年後黃凡寫就〈賴索〉,1,958美元。郭松棻〈月印〉發表的1984年,3,233美元。〈趙南棟〉刊載的1987年,5,379美元。

每一本政治刊物在不同的讀者手裡傳閱,每一張鈔票後面也周轉著多上幾倍的流通,當民主化運動與資本主義的時間高速行進,1980年代前後的台灣,文學的時間卻已經走得更遠,走到了李瑜筆下的「某日」,走到歷史地平線盡頭的荒原。

「屬政治的請歸於政治,屬文學的請歸於文學」,李渝寫在標題的,並不是戒嚴體制下明哲保身的裝飾,也非日後某些號稱理性中立人士的犬儒。在1984年,那毋寧是一種激進而決絕的政治宣言,試圖從政治底下,奪回被代表發言百年的文學,與其描寫的微小生活。

但是,當「白色恐怖」、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做為描寫的對象,那究竟屬於政治還是文學?

我想起多年前拜訪過的一位老先生。那天,請他談談自己的事情時,「我為什麼會捲入這個事情呢,」他開口說,「那就要說到,1840年,英國在廣州發動了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百年的苦難⋯⋯」那自然不是我要問的,而來自當年地下黨的某本宣傳教育小冊子,某個他尊敬的「上級」、「大哥」對1948年國共內戰局勢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文學該怎麼回答他呢?在他心裡更重要的革命理論化的歷史,跟我更想知道的他自己微小的歷史,哪一個更靠近文學要書寫的真實呢?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捕捉那無力的頑抗,同時捕捉那些微小碎片曾經想像的更大的世界,卻不落入體制與主義之中呢?

iv.日常的歷史時間

Fill 1
這些小說並不全然關於白色恐怖,並不全然關於革命,也不全然關於回憶的碎片,而關於與之並行的,一天一天存在的生活。(攝影/陳曉威)
這些小說並不全然關於白色恐怖,並不全然關於革命,也不全然關於回憶的碎片,而關於與之並行的,一天一天存在的生活。(攝影/陳曉威)

關於這些,編選者在卷四的嘗試,或許是一種回答的可能。這些小說並不全然關於白色恐怖,並不全然關於革命,也不全然關於回憶的碎片,而關於與之並行的,一天一天存在的生活。從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下的農村與工廠開始,甚至於從1920年代山裡的族人被遷村到平地學習種稻開始,這些小說構成了另一種歷史時間。

它們同樣帶著一種荒謬的黑色喜劇質地。但是,在經濟起飛途上落下,未能抓住機會,乃至被狠狠撞翻在路旁的位置,在文明的碎片裡,構成了一道連續的時間。某一次雨水延誤了曬穀,出外到了城裡卻沒有出人頭地的失敗子弟,假扮成功商人,回過頭來詐騙了村民的收成與寄望。在底層勞動的父親,被美國官員的轎車撞上,卻諷刺地獲得了讓同事眼紅的慰問賠償,孩子也在醫院大口咬下了蘋果。在模糊不清的,僵硬理論難以捕捉的資本主義進程中,這些微小的生活事件,在邊緣的位置,以一種連續的無聲的沉默,一種不強加詮釋的沉默,確認著等待回答的歷史時間的另一種存在。

它們同樣帶著黃昏時分回望的目光,同樣在記憶中往復,然而與政治與信念更拉開距離,更朝向日常的細節。在那裡面,於是比起決絕與哀傷,有著一種更為強韌的生活土壤。陳若曦筆下,那用「我要掃廁所」回答政治檢討指令的老人;蔣曉雲筆下,當年地方的少爺美男子,出獄後為了回鄉探親,用唯一的專長書法,幹起假造古董字畫生意;賴香吟筆下,比起敘事者、那悔恨的懷抱革命的男主角,更為亮眼的草根命、餓不死、總能在跳蚤市場掏到好貨的女主角⋯⋯;在荒原上,彷彿仍有什麼在一夜雨水過後奮力地生長著。

如是,當這些蔓生,在白色恐怖的歷史時間之旁,賦格對位,在其中交纏而生的時間,便超出了黨國政治史的時間,超出了單線的進步歷史進程的時間,也超出了將上述加以拒絕,將世界視為碎片的時間。

在其中,黨國的主義與體制,並不像它們對著「全國軍民同胞」與「人民」宣稱的那麼強大,那麼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充滿孔隙。那些規則,在最基層的生活中,既顯出暴力也顯出無能。田雅各筆下受了文明教育回鄉的原住民青年,筆挺制服被老家認不出氣味的小狗一口咬破;黃春明筆下,外事警察不得不帶著美國使館人員,在沒有門牌的違建矮巷裡奔跑徘徊,尋找被撞傷的工人;宋澤萊筆下,下鄉說明的農政官員,說著台下聽不懂的秦始皇治水歷史,推廣村民買不起的拖拉機,拿不出減稅辦法,在奚落中只能高呼共體時艱。如同田雅各的原住民遊行隊伍,人們將開口,要求使用自己的名字;如同陳若曦的老人,將拿起筆,即使後續仍然空白,也在日記本上寫下新的日期。

然後,也在其中,那馬克思主義分析中被簡單視為「貪嗜腐敗」的資本主義進程,也以它衍生的各種問題,以其生命力,以日益複雜的社會形態,對於黨國簡化的治理體制,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質疑。在受騙的集會裡,在為了自己一年打拚賺來的錢的絞盡腦汁裡,那最終未能告成的村民,對於這個「貪嗜腐敗」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他們說:「只要告得有理,就是一個圓圓的地球也可以把它給告扁。據說美國總統犯法都遭到罷免啊!」

v.當日常成為政治的時刻

Fill 1
在從日常出發的政治中,曾經遭受創傷的人們,曾經流亡在自己故鄉的人們,終於爭取到了無所依憑與許諾的自由的人們,或許,將能夠把受到創傷的體制,重新打造成共同生活的基礎。圖為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內聆聽導覽的學童與家長。(攝影/陳曉威)
在從日常出發的政治中,曾經遭受創傷的人們,曾經流亡在自己故鄉的人們,終於爭取到了無所依憑與許諾的自由的人們,或許,將能夠把受到創傷的體制,重新打造成共同生活的基礎。圖為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內聆聽導覽的學童與家長。(攝影/陳曉威)

從這裡回頭,會看到什麼樣的台灣?

1977年,中壢事件。1978年,台美斷交,掀起移民浪潮。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1985年,十信案百億超貸。1986年,反杜邦示威,同年,黨禁被衝破。1987年,反五輕抗爭,同年,股市開始狂飆,同年,政府宣告解嚴。1988年,五二○農運,蘭嶼反核。1989年,房價倍數上漲,無殼蝸牛運動。1990年,地下錢莊鴻源吸金千億倒閉。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

長期以來,支撐黨國體制的三個支架──情治系統的社會監控、專業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吸納台籍新血與派系的地方性政治選舉,在變遷中,其間矛盾愈發明顯;而掌控整個體制的強人身體愈來愈差,他對醫生說,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面。那是威權體制既試圖開足馬力全速運轉的時刻,卻也是面對黨外民主化力量挑戰,上頭零件頓卡吱嘎的時刻。那是仍無人能斷言舊有秩序何時告終的時刻,也是島嶼經濟與社會愈發混亂、愈發化為碎片、難以捕捉確切意義的時刻。與此同時,那也是一個日常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捲入公共議題與對話的時刻。

在2020年思考這樣的1980年代,從白色恐怖的現場到其後的回憶,從黨國體制的刻蝕到社會邊緣的生活,最後,將寫於這段時期的各篇小說,放回到它們誕生的時代,經過3、40年的時間,我們得以更清楚地去看到這些文字,以及那個時代的意義:在未來的迷霧中,亦孕育著一種新的政治,那不僅僅關於推翻威權體制,也關於一種日常的、生活的政治。

這種政治,仍然面朝荒原的前方,但並不信靠預先給定的集體歷史進程的規律,這種政治,更為珍視碎片的每一天,但仍然相信在個人的存在之外,從日常對話開始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這種政治,既是新的,也與過去的時刻相連。回望地下組織的時代,這種政治顯得有些遙遠,但又在根莖之處緊密交會。相較日後對革命的鎮壓、革命的挫敗、乃至革命政權的自我異化,這種政治更加靠近1948年某一天,放學時某一位朋友若無其事問起「你對現在的社會覺得怎麼樣?」的傍晚。

在1980年代的目光中,回到革命與其挫敗將要卻尚未開始的傍晚,那線性歷史時間被召喚的時刻。然後,在那青年看向未來的時刻繼續回看,我們將看見,那歷史進程曾經的許諾,既非真實,也非虛幻,而是俄國革命以後,1920年代以來,在台灣、在中國,在亞洲、以至於東歐、南美展開的一種嘗試。那既是社會主義與各式各樣革命想像的開始,甚至於包括與之相對的,鏡像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在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各地,一種用先鋒黨、集體主義、黨國專政型態,壓縮時間,以趕上先進國家的嘗試。

那60多年裡,革命的信念曾經嘗試召喚一種新社會,席捲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新社會的僵硬與殘酷,也在其間逐漸顯露。許多熱切的投入者感到失望,一部分身歷幻滅的左翼知識分子,則試圖做出努力,挽回昔日理想。新的討論,以結構性的社會變遷分析,取代必然的歷史進程,納入政治、文化、地方社會因素的複雜互動,取代簡化的經濟決定論,用社會民主的公共參與,取代黨的一元化專政(註)
對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社會主義與革命的反思,可參考霍布斯邦,〈馬克思給了歷史學家什麼〉、〈馬克思與歷史學〉,《論歷史》(台北:麥田,2002);德里克(Arif Dirlik),《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衛城,2018);賈德(Tony Judt),《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新北:左岸,2014)。
。 而當1980年代迎向尾聲,柏林圍牆倒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中,他們的思索顯得近乎獨語。在世界的另一頭,38年戒嚴統制下,這些反思與討論都未及發生的台灣,卻悄然地,在社會主義一詞的認識與實踐,禁語停滯多年之後,平行而靠近,以自身歷史時間裡長成的,日常與生活政治的探問,呼應著那討論裡的堅持。

以革命理論預約未來的時刻,日常被捲入了革命的時刻,革命理論變得僵硬而化為碎片的時刻,在三個時刻的靠近中,那多年前的問句將跨出這些,再一次回到日常的歷史時間,重新在1980年代展開,試著探問身邊的生活與更大的世界的關聯是什麼。

這種探問並不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那很可能,如同賴香吟筆下失意革命者在民主化之後所感到的,既有讓心中悲情憤怒抒發的出口,也有著其後的敗壞。那甚至有幾分像是,1955年邱永漢筆下,這四卷裡最早獲得「自由」的逃至香港流亡者的告白。在流亡之地,只有錢是唯一可靠的,「愛自由而拋離故鄉」的他們,得到的是自由的殘酷,沒有任何保證,不得不脫離「善良市民」的人格,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然而,這一次,在從日常出發的政治中,曾經遭受創傷的人們,曾經流亡在自己故鄉的人們,終於爭取到了無所依憑與許諾的自由的人們,或許,將能夠把受到創傷的體制,重新打造成共同生活的基礎。儘管如同身在其中的我們在這三十多年裡逐漸知道的,相較於清楚明白的歷史進程,那將是一個漫長的、走三步退兩步、邊爭執邊對話邊畫出地圖的路程。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卷四白色的賦格 收錄作品
  • 宋澤萊〈糶穀日記〉
  • 黃春明 〈蘋果的滋味〉
  • 拓拔斯.塔瑪匹瑪(漢名田雅各)〈尋找名字〉
  • 陳若曦〈老人〉
  • 蔣曉雲〈回家〉
  • 賴香吟〈 暮色將至〉
暗黑文學論壇──白恐小說選系列座談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館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Qm6CFEjBa5wp4ywh8

【9/26週六】

【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人權學習中心1樓)

  • 卷一「血的預感」讀書會 14:00~15:50 成為國家的敵人:理解五○年代的左翼  主講:胡淑雯(本書主編)、林傳凱(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主持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
  • 卷二「眾聲歸來」讀書會 16:10~18:00 文學如何啟動記憶:虛構與歷史的並存 主講:黃崇凱(小說家)、林運鴻(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主持胡淑雯(本書主編)

【10/17週六】

【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禮堂)

  • 卷三「國家從來不請問」讀書會 14:00~15:50 國家與小寫的人:思索國家暴力的本質 主講:舞鶴(小說家)、吳叡人(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持童偉格(本書主編)
  • 卷四「白色的賦格」讀書會 16:10~18:00 回歸生活的政治:白色恐怖的終極思索 主講:林易澄(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童偉格(本書主編),主持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卷四、白色的賦格 風聲過後的空白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2020年,世界更加不安。當全球因為疫情而陷入閉鎖與恐慌之際,港版《國安法》讓香港淪為一國一制、菲律賓政府抓記者關電視台、白羅斯政府操縱媒體和大選、台灣更面臨中國因素的威脅與滲透⋯⋯。當民主自由遭遇重大挑戰,我們更需要不受任何力量左右的獨立媒體,全心全意深入報導真相、努力守望台灣。

5年前的9月1日,《報導者》成為台灣第一家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非營利媒體。我們期許自己扮演深度調查報導的火車頭,在讀者捐款支持下獨立自主,5年來穿越各項重要公共議題,獲得國內外諸多新聞獎項肯定,在各層面努力發揮影響力。然而,受到疫情嚴重衝擊,《報導者》的捐款也受到影響,我們需要更多的動能,才能持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請在《報導者》5週年之際成為我們的贊助者,與我們一起前進,成為迎向下個5年的重要後盾。

©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