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二二八事件75週年

二二八版畫《恐怖的檢查》75年後,重新窺見黃榮燦的謎樣足跡

藝術家梅丁衍在尋訪黃榮燦足跡的過程中,同時也以創作向他致敬,此為1996年的作品〈向黃榮燦致意〉。(攝影/楊子磊)

每年二二八將屆,各種相關的紀念活動或網路資訊中,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的圖像又會開始出現,被廣為分享與傳播。1947年事件發生不久後,來自中國的版畫家黃榮燦刻下的這幅景象,成為至今唯一關於二二八當下的視覺紀錄。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黃榮燦32歲的生命嘎然而止,與其有關的一切變成巨大空白。透過藝術家梅丁衍於1990年代中期的獨立尋訪與調查,我們重返孕育這幅畫面的時代,了解藝術家在當年留下的珍貴抗議身影。

被暗影裡槍托重擊的老婦,儘管鮮血從額頭汩汩流下,仍想拾起散落一地的香菸──那可能是全家僅有賴以營生的物品;暗影上方,一名梳著整齊西裝頭的便衣特務(或查緝官),從畫面中軸線左側,舉起槍口,子彈傾斜貫穿手無寸鐵的人民;畫面中央,視覺的焦點落在突兀舉起雙手、穿著日式木屐的女性,頭髮因極度驚恐而倒豎著,在她拼命伸直朝向天空的手旁,還有兩三雙無助的手,在即將傾倒前,不願落下──包括老婦背上的幼童,儘管肉身的抵抗只是徒勞;橫陳在畫面右前方的屍體,讓這場騷亂最後進入一片死寂,捲起的煙塵中,畫面後方卡車上載運的持槍軍警,表情漠然注視著前景發生的事件,向下一個地方前進,預示著還有更大的徹底的鎮壓,即將來臨。

黑白的高度張力與線條交織而成的動態──從表情陰狠的軍警、到撲倒前仍試圖微弱反抗的人民;從散落地面的煙盒與屍體、到行進中的軍車,讓畫面中的騷動歷歷如昨日,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以寫實的方式,正面刻畫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視覺紀錄:《恐怖的檢查》。

弔詭的是,目前所知僅存的一張原作,收藏在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永遠脫離了它所刻印下來的人與土地。

儘管如此,當今無遠弗屆的網路時代,與75年前藝術家採用木刻版畫為媒材的考量,至少有一點是類似的:不受特定時間與空間限制,用隨手取得的材料(木板、刀具、油墨、紙張),迅速刻下畫面並自行印刷、複製與傳播,把激動人心的訊息與畫面帶給每個角落的大眾。

《恐怖的檢查》原作曾回台展出,「小小的一張」未獲關注

「其實它有來過,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很小的一個展覽廳的櫃子裡面;一般老百姓從來沒看過那件作品,沒什麼印象,小小的一張,(觀眾)也覺得不怎麼樣,無動於衷,主流媒體也不知道。當時的木刻版畫尺寸都很小,比手掌再大一點而已,魯迅形容『頃刻能辦』
原句為魯迅於1930年《新俄畫選》的前言:「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
,意思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版畫的好處是隨時都可以刻,」藝術家梅丁衍在工作室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2002年時,他透過日本民間研究者橫地剛,聯繫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協助台北市政府將這幅僅高14公分、寬18.3公分的原作,從日本借展來台灣。
Fill 1
梅丁衍搜集了大量與黃榮燦相關的史料。(攝影/楊子磊)
梅丁衍搜集了大量與黃榮燦相關的史料。(攝影/楊子磊)
本業是藝術家以及美術系教授的梅丁衍,前幾年剛從台灣藝術大學退休,1990年代中期,他透過獨立訪查與搜集各方資料,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現代美術》,連續三期(第67期到第69期)發表〈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專文,首次完整還原黃榮燦身處的時代脈絡,以及直到生命盡頭的腳蹤,對於世人如何理解這位來自中國四川的版畫家,扮演承先啟後
此前只有早期在紐約發展的畫家謝里法,以及中國的美術學者吳步乃,曾經透過有限資訊及訪談,於1980年代中後期首度觸及黃榮燦;梅丁衍的研究發表後,2002年日本人橫地剛在此基礎上完成並出版更完整的黃榮燦傳記《南天之虹》。
的關鍵,至今無論是網路資訊或學術論文,大部分都是在引用、重述、改寫或擴充梅丁衍的「業餘」研究。

長桌上堆滿了梅丁衍多年來四處搜集關於黃榮燦的一切:包括1940年代國內外報章雜誌中,刊載其版畫作品與文章的影本與原版著作;與其學生、藝術家同儕、中國與日本尋訪其蹤跡的研究者來往信件,他也都一一保留下來。

「『當年擁有這本書的人,都要被判死刑』,」梅丁衍拿出一本頁面已快脫落的線裝書,1946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當年我訪談前輩版畫家陳其茂,他送給我時這麼說;(因為)除黃榮燦之外,裡面收錄的版畫家後來全都加入共產黨。我追問『那你怎麼沒事?』,他只說了一句,因為『特權』,就沒再多說了⋯⋯。」

選集中刊載黃榮燦刻畫湘桂鐵路建設場景的〈修鐵道〉,作者簡敘中如此描述黃:

「重慶人。曾肄業於昆明時期的國立藝專。性好動,善適應環境,熱心木運,富有組織力。抗戰開始後參加劇運工作,流動於西南諸省。作品多現實生活的描寫。」

六張犁亂葬崗現世,他衝去掃墓、逐漸還原黃榮燦身世的空白

Fill 1
黃榮燦之墓位於台北市六張犁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第一墓區,墓碑上刻著歿於民國41年11月14日。(攝影/楊子磊)
黃榮燦之墓位於台北市六張犁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第一墓區,墓碑上刻著歿於民國41年11月14日。(攝影/楊子磊)

桌子另一頭,擺放著梅丁衍向黃榮燦致敬的創作,分別是一根名為《燦柱》的金屬柱子,以及由整疊明信片大小的紙片組成〈向黃榮燦致意〉,映照、拼湊出那幅刻畫二二八的圖像,在鏡像反射與成疊紙片中,觀者時常迷失在扭曲而破碎的片斷中難以看清全貌──如同整體社會面對這幅圖像的集體記憶時,會有的誤解或迷思,例如以直接的因果關係,解讀作者是因畫下二二八的景象,遭政府報復性殺害⋯⋯。

1980年代初期在紐約留學的梅丁衍,首次耳聞黃榮燦,是在黨外雜誌中看到那幅關於二二八的神祕插圖,以及1986年由畫家謝里法撰寫、刊載在《台灣文藝》的〈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這個1950年代後徹底從台灣消失的名字,如同徘徊不去的幽靈,積鬱在他內心深處。

1990年代中期,六張犁亂葬崗被尋找失蹤哥哥多年的客家籍政治受難者曾梅蘭發現,200多個墓碑姓名中,梅丁衍赫然看到黃榮燦名列其中。他回憶在一個天將暗的日子,獨自騎著機車前往六張犁,「在找黃榮燦墳墓時,真的有點瘋掉,狗對著我狂吠,這時一名住在路旁小屋、幫忙墓區除草男子向我走來,我趕忙跟他說明來意,他表示就在下方的第一區,」梅丁衍回憶道,他還記得那位守墓人說,在墓區被外界發現之前,上一位守墓人晚上常聽到哭聲。

被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初步除草整理過的亂葬崗,每個墓碑旁一一插上編號的旗子標定位置,然而現場所見的黃榮燦墓碑,斜倒在坡地,離插著旗子的埋骨處,至少2公尺遠。梅丁衍把它搬回顯然是墓碑原本站立之處的凹槽,花一點錢請人填朱
將墓碑上的刻文填上紅色顏料。
,簡單的祭拜。

「(研究調查黃榮燦生平)20幾年來,我都不對外講,我認為做這件事的出發點,一開始不是為了任何的政治利益或沽名釣譽,就是一個『良知』,不一定要讓任何人知道,就像黃榮燦被這樣做(逮捕與處決)沒有人知道,凡走過必有痕跡。」梅丁衍在那個剛解除戒嚴的年代,用自己的力量窮盡一切,撥開重重迷霧,還原消失的空白。

戰後活躍文化界的身影,一度被謠傳是雙面諜

Fill 1
1946年1月1日,《台灣新生報》頭版上的黃榮燦木刻作品《重建家園》。(攝影/楊子磊)
1946年1月1日,《台灣新生報》頭版上的黃榮燦木刻作品《重建家園》。(攝影/楊子磊)

黃榮燦這位於1945年底才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有段短暫的時間,在戰後的台灣文化界異常活躍。

「除了黃榮燦,戰後至少有十幾個版畫家從中國來到台灣,他們的作品陸續刊載在當時大大小小的報紙和雜誌上。1946年1月1日,台灣光復後第一個元旦,官方的《新生報》裡面有重要政要如台北市長黃朝琴、游彌堅等人的文章版面,黃榮燦的木刻《重建家園》可以擺在中間當插畫,可見他當時是被主流尊重的。」梅丁衍提到。

除了頻繁在《新生報》副刊「週末畫刊」發表作品,黃榮燦也曾於1946年前半年,在當時最直言無諱批評時政的《人民導報》擔任副刊「南虹」主編,引介左派青年精神導師魯迅的思想,與抗戰八年來蓬勃發展的木刻版畫;在台日人即將引揚
日語為「引き揚げ」,1945年二戰日本投降後,原居於海外殖民地、佔領地的日本國民,陸續被遣送回日本本土,回到日本者被稱為「引揚者」。
前夕,他還結識當時台灣幾位重要的日籍文化人士,包括濱田隼雄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彼此相知相惜
濱田隼雄戰後回到日本,曾發表兩篇散文,對黃榮燦性格有細膩描寫,分別是於1947年被遣返回日本後,在《文化廣場》發表〈黃榮燦君——終戰後的台灣軼事〉;1977年,在《展》刊物中又發表〈木刻畫〉,彼時濱田尚不知黃榮燦已於25年前遭槍決。二文目前皆無中譯。
兩人當時都住在大正町的同一區,濱田回憶,黃榮燦一大早會很有活力地跑過去敲門,喊著「早、早、早」,衝進日式房子的階梯,脱掉鞋子還露出襪子的破洞,語言不通的兩人就這樣蹲在地上,在一張紙上熱切的筆談。後來濱田隼雄的女兒每次看見他,就會說:「早早先生又來了。」
;並透過後者介紹,頂下日本人開設的書店,成立「新創造出版社」;後又透過音樂家朋友牽線,讓其成為上海三聯書店的台灣分店。

其他如辦畫展、多次往返蘭嶼、綠島記錄原住民文化、擔任台大與師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指導老師、進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擔任藝術系(美術系前身)講師⋯⋯從媒體、藝術、出版、戲劇、音樂、教育,戰後/光復初期的台灣,到處都是黃榮燦橫跨各領域的身影。

精力旺盛的黃榮燦,身處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台北,當然一點也閒不下來,在一片混亂動盪的街頭中,騎著一台破自行車到處跑,有人說他去看望並保護朋友的安全
根據橫地剛所著《南天之虹》,二二八事件後,群眾欲前往國民黨省黨部找人咎責,卻撲空,不滿地將目標轉移到台北車站前的旅館。
當時正作為應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為了「普及國語」而邀請來台的「新中國劇社」的宿舍,約莫50位民眾進到旅館中,打算找這群阿山(大陸來的人)出氣,在領隊歐陽予倩站出來表示「完全支持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後,群眾也報以歡迎的態度並散去。
黃榮燦此後一直在旅館護衛著劇團成員──據說其中有他在中國參加國民政府政治部抗敵宣傳五隊的舊識,直到3月21日劇團乘坐第一班復航的輪船返回中國。
;但也有朋友因此對其充滿疑慮,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暗中監視左翼人士的行動。

祕密攜帶作品赴上海,讓二二八暴行被世人看見

Fill 1
在梅丁衍的作品《燦柱》中,觀者能在中央柱體的反射中辨識出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隱喻這段藏在幻象裡的歷史。(攝影/楊子磊)
在梅丁衍的作品《燦柱》中,觀者能在中央柱體的反射中辨識出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隱喻這段藏在幻象裡的歷史。(攝影/楊子磊)

1947年4月13日,從基隆港啟程開往上海的台南輪上,一片寂靜,船上的乘客們,深陷在不安與猜疑中,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歷經的一切,仍餘悸猶存。2月28日查緝私菸事件引發動亂,蔓延全台;3月9日,國軍二十一師登陸,展開軍事鎮壓與清鄉;從販夫走卒到知識精英,在這段期間頻被逮捕、或未經審判處決,島上一片肅殺。

「輪上曾遇見在台灣文化圈子很活躍的黃榮燦,他胸前戴著警備總部的徽章。」
出生台北東門、當過紡織廠工人的周青如此說
1985年夏天,周青在北京接受葉芸芸(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葉榮鐘次女)採訪,留下此一證言,當時受訪者還有吳克泰以及彰化二林人蔡子民,他們都於二二八前後加入共產黨,後在中國渡過餘生。
,他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與吳克泰兩人當下目擊二二八事件,寫下第一篇相關報導,他們兩人都在這班船上。周青言下之意,證實黃榮燦是特務的臆測。此傳言隨著兩岸隔絕,一直在中國揮之不去,「中國那邊說他是雙面諜,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只有他不回來,卻不知道3年後(1952年)他被槍斃掉,90年代才恍然大悟,改變觀點,他不是特務。以前把他當作出賣同志的『抓耙仔』,」梅丁衍補充道。
梅丁衍認為,黃榮燦當天在船上的裝扮,是有意喬裝為警總人員,為了要掩護那幅將耳聞訊息融合街頭實際觀察、於台北祕密地一刀一鑿刻製的版畫。事發後的台灣發表管道緊縮
根據《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中〈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包括《人民導報》、《民報》、《大明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等十一家報社(連同《大公報》臺北分處為十二家),以及民智印書館被查封,與此同時,則是新聞工作者大量死亡或逃亡。《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灯失蹤、《民報》社長林茂生失蹤、《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失蹤、《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遇害等,新聞界隨即進入言論自由的寒冬,為即將來臨的威權統治鋪路。」
,黃榮燦知道只能到當時言論最開放的上海,如同報信者,想辦法把國民政府的暴行讓世人知曉。
然而,等黃榮燦到了上海,原欲參加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結束,隔了兩週,這件作品成為報紙一角的插圖,首次刊載在4月28日上海《文匯報》的副刊「筆會」,名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原作於1947年底第二屆全國木刻展上展出後,隨著內戰情勢愈趨嚴峻,與其他數百件作品被轉送給魯迅的日籍友人內山嘉吉,後者將整批版畫捐贈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直到37年後,才被重新臨摹成與原作差異甚大的插圖,重現在1984年7月的黨外雜誌《夏潮評論
該篇文章為當時黑名單流亡海外的學者陳鼓應所撰:〈台灣第一個政治暗殺事件——許壽裳血案〉。
》。

在歷史縫隙中,留下貼近當時台灣的紀錄

我來自祖國的高原,現住海邊的心,就在這陌生的地帶,我外鄉人拿起筆來,寫我所願:我以為我們致力予藝術工作的人,什麼都可以放棄,但不能放棄創作的生活⋯⋯ 抗了八年戰,我們幹藝術工作的;尤其在新興的省都台北,使我想起過去流轉在祖國的生活,在那血的日子裡,用我用的工具,描寫種種,這種種的描寫中,我最愛那黑與白的分化,我愛它是人間的動力;今後,我當然不斷的描寫,直到理想為止⋯⋯ ──黃榮燦〈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

戰後的台灣迎接第一個新年,黃榮燦在1946年1月4日《人民導報》「南虹」副刊第二期中,以充滿希望與熱情的口吻,將藝術形式寄託於反映現實的理念背後,是戰後一批來自中國的左翼木刻版畫家,與迎向新生與未知的台灣之間,一段短暫卻空前絕後的交會,《恐怖的檢查》就誕生在這充滿矛盾與差異的歷史縫隙之中。

當時這批來自中國的版畫家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都經歷了抗戰時期物資短缺、顛沛流離的歲月,見證貧富不均的階級壓迫,以及掌權者的腐敗,致力以線條粗獷有力、能快速複製傳播的版畫,反映現實苦難,並召喚團結抗敵與朝向變革;另一個最大的共通點,他們全都受到終生未加入共產黨的左翼作家魯迅的精神感召──無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身為五四運動中引領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的旗手,魯迅發現當時德國表現主義木刻版畫,能夠有效反映中國的「時代精神」。透過魯迅的推動
1930年8月17日至22日,魯迅邀請於上海開設書店的日籍友人內山完造之弟、在東京成城學園小學部擔任美術教師的內山嘉吉,為青年舉辦中國第一個現代木刻技法培訓班「木刻講習會」,參加聽講的13人,大多為美術學校的學生或青年工人。
內山嘉吉為這些青年講授木刻的各種技法,包括起稿、用刀、刻法、拓印、套版等基本知識。魯迅親自為嘉吉擔任翻譯,並把自己收藏的外國版畫作品供學員觀摩欣賞。
,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左翼木刻版畫發展的起點,一時之間版畫的欣賞、教育與創作風潮在大城市中蓬勃興起,更在八年抗戰、乃至國共內戰中,成為戰爭時期最佳的文宣利器,很大程度脫離了純藝術的範疇,而承載了高度的社會意識。
Fill 1
黃榮燦於1946年11月1日出版的《台灣文化》第二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中,撰文紀念魯迅的精神與實踐。(攝影/楊子磊)
黃榮燦於1946年11月1日出版的《台灣文化》第二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中,撰文紀念魯迅的精神與實踐。(攝影/楊子磊)

黃榮燦屬於第二代的木刻家,並沒有直接受教於魯迅,但他來台後仍積極發表多篇專文在當時重要的刊物《台灣文化》上,討論魯迅、其最崇尚的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1930年代以來的中國木刻版畫運動。

短暫與台灣發生交會的左翼色彩版畫,如今如斑斑殘片,散落在國家圖書館早期報紙的微縮膠卷或美術館的庫房深處,如1946年到1947年初《台灣新生報》的「星期畫刊」中,大量刊登許多直接刻畫當下社會現實的版畫。

包括二二八發生前的1月19日,署名黃榮燦的《米又漲價了》,一整排黑壓壓人群在街頭眉頭深鎖,無望地等待,反映了長官公署的統制經濟
以長官公署政治集權體制主導的計劃經濟,菸酒專賣即為一例。
下,民生物價暴漲,人民苦不堪言的景象;福建省的美術教師朱鳴岡,來台擔任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內部刊物《日月譚》週報美編,因不堪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與威脅,1948年逃到香港後,隨即刻出知識分子被特務抓走的作品《迫害》,現藏於北美館,預示著接下來30多年,國民黨在台灣展開的白色恐怖大清洗;廣東人荒煙,則在1948年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周刊上,赤裸地捕捉到戰後台灣的「兩個世界」
荒烟寫道:「在台北⋯⋯存在著兩個世界,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飢餓與貧窮。華燈初上,在通衢大道霓虹燈千變萬化,酒吧、咖啡館奏著爵士音樂,歌女嬌生怪氣得唱著『時代曲』;而在小街陋巷,卻路燈如豆,暗淡無光,時有盲人吹著淒涼的笛子,踽踽獨行。⋯⋯後來我就創作了表現下層市民生活的兩幅作品《盲樂師》和《唱歌仔戲》。」

美學經驗與社會發展落差巨大,左翼木刻在台注定遭遇斷層

這些具有批判意識的形式風格與內容主題,真的對往後的台灣發生具體影響嗎?

「台灣在日據時代是跟著日本人的美術教育,眼光100%放在巴黎、東京,重視的是日本人改良的沙龍印象派,掛在那邊至少看起來美美的;在熟悉日本殖民體制下美感的台灣人眼中,版畫黑漆漆的不夠好看。加上中國與台灣兩地的社會發展有一段差距,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建設,在經濟、生活與文化等各方面水平,確實比抗戰八年後、隨國軍來台的社會底層人士來得要好,因此從大環境到美術養分,(台灣人)對它(木刻版畫)沒有感動,黃榮燦他們那一代的作品,來到台灣很快遭遇到斷層,」梅丁衍分析,甚至隨著左翼思潮在白色恐怖時期被連根拔除後,木刻版畫的形式反而被政戰體系挪用作為反共與歌頌國軍的「戰鬥木刻」,宣揚完全相反的意識形態。

長期身為學院裡的美術教育者,梅丁衍觀察到台灣至今的美術教育仍標榜菁英主義,尾隨形式主義,「不會去談『人道』;左翼木刻版畫中,常民化的趣味,不為金字塔的藝術概念、純為生活的熱誠,在台灣一直被忽略,也使得關於黃榮燦其人及作品的討論不容易往前推進。」

儘管後來的評論者會提及,戰後台灣畫家也開始有意識的反映社會變化,以李石樵表現各階層社會群像的《市場口》為最著名的代表作,然而相較左翼版畫家直接凸顯政治、社會與階級的尖銳矛盾,台灣美術家保守許多,僅在深厚的繪畫美學框架中,間接觸及現實議題。因此最早在紐約透過第一手訪談,釐清左翼版畫家在台灣活動足跡的謝里法曾感嘆:

「台灣美術史,看來確是一部沒有抗議的歷史!於是我們更加珍惜曾經有過的,中國版畫家遺留下來的抗議氣息,以及他們踩過的沉重的足跡。」

黃榮燦除了以凝視現實的作品展現堅定姿態,他更具體的介入與本地台籍畫家的「路線鬥爭」,直言批判戰後第三屆省展──繼承日治時期帝展台展結構,匯聚全台灣最主要藝術家的展覽:

「總之,在這次的出品在純技巧上有所成就外,我希望在貧弱的部分──生命力,能解開小圈子的活動,走向現實中去發掘。」

〈正統美展的厄運——並評三屆「省美展出品」〉刊載於1948年4月28日《新生報》的「橋」副刊,其中短短一段文字,不難看出黃榮燦站在制高點般的「指導」姿態。

梅丁衍從廣泛與訪談中拼湊出黃榮燦的形象,「很多人覺得他太狂妄囂張,簡單說就是人緣不好。黃榮燦擔任師院藝術系講師時,與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時任助教的張義雄兩人,某次因故在辦公室吵架、摔電話,差點打起來。跟我談及此事的前輩畫家意思是,黃榮燦的脾氣不好、態度也硬,對助教沒風度,可見他的形象並不討好,最後出了事情,沒有人站在他那邊。儘管有些學生懷念他,但當四六事件
1948年,台北幾所大學學生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運動,引發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
發生時,他指導的社團學生被捕,他卻沒事,很多人又懷疑他是『抓耙子』⋯⋯,」梅丁衍表示。

白色恐怖生命經驗中,為被埋沒的黃榮燦伸張

Fill 1
由台大、師大學生組成,演唱中國民謠歌曲的麥浪歌詠隊於1949年2月於台中演出後,在台中女中舉行座談會前合影。第二排右二戴毛帽者為擔任指導老師的黃榮燦;作家楊逵當時積極幫忙宣傳並協調場地,其次子楊建(第一排左三)、長子楊資崩(第一排左四)也一起合照。(攝影/楊子磊)
由台大、師大學生組成,演唱中國民謠歌曲的麥浪歌詠隊於1949年2月於台中演出後,在台中女中舉行座談會前合影。第二排右二戴毛帽者為擔任指導老師的黃榮燦;作家楊逵當時積極幫忙宣傳並協調場地,其次子楊建(第一排左三)、長子楊資崩(第一排左四)也一起合照。(攝影/楊子磊)

隨著國共內戰愈趨白熱化,當初從中國來的左翼版畫家在台灣白色恐怖前夕,已無在這座島嶼生存的條件。二二八隔年的1948年2月18日,前國立編譯館館長、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壽裳──身為魯迅摯友,在台灣推廣魯迅思想不遺餘力,在青田街6號住所被刺殺身亡。這對於懷抱左翼理想的版畫家而言像是最後的警訊,他們陸續返回中國懷抱。

沒有選擇離開台灣的黃榮燦,捲入曾短暫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地下黨人吳乃光案件,1951年底於師院教師宿舍被強行逮捕,並於1952年9月12日與其他3名被告因「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之」而判處死刑,11月被槍決。在《四十一年度防隔字第一零六號》國防部判決書關於黃榮燦的犯罪事實
黃榮燦早於(民國)二十八年參加匪幫外圍組織木刻協會,擔任全國木協理事,在桂林柳州等地從事反動宣傳,三十四年冬潛來台灣,充任人民導報畫刊南虹主編及新創造出版社社長,與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講師等職,假文化宣傳為名,先後參加「麥浪歌詠隊」、「自由畫社」、「蔡瑞月舞踊團」及「馬思聰音樂演奏會」等作反動宣傳,並以吳乃光為新創造出版社職員,藉以掩護工作。
,他熱愛且投注畢生心力的一切:木刻、出版、教育、文化,成為致死罪行。在沒收物品清冊中,黃榮燦的「反動木刻書籍」足足有226件,還有三大木箱的中英日藝術畫冊與文化人類學等書籍,全數被政府沒收,連同其曾經活躍的身影,被埋葬在長久無人聞問的墓碑底下。

至今梅丁衍仍不認為他是中共地下黨人,「有人形容他『哪裡想就往哪裡跑』,雖然有左派思想,但太高調、該走的時候不走、亂罵一通到處得罪人,當地下黨的能力和資格都沒有!他就是一個太熱情、沒有頭腦、情緒化的人,類似『人來瘋』的性格,不是真的為了藝術理念而犧牲。」梅丁衍強調,「顯然是在政治與藝術界的鬥爭過程中,他被出賣,作為殺雞儆猴的對象。挑中他是很『正確』的選擇,因為他實在太活躍,卻人緣不好、嫉妒他的人又落井下石,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幫他講話。」

回首尋找黃榮燦身世的初衷,除了與自身美術創作背景相關,想釐清台灣戰後一大段空白的左翼版畫史之外,最重要的是個人的生命經驗。1979年梅丁衍在馬祖當兵退伍候船返台,因為「莫須有」的原因,被憲兵帶走,關押在看守所,「退伍了卻音訊全無,媽媽還以為我跳海自殺,那年我25歲,心情很沈重、很絕望,甚至有最壞打算⋯⋯」後來才知道,是軍隊高層之間的內鬥,加上他服役期間表現很活躍,被上層懷疑思想有問題,以此作為整肅與警示的手段。

當時正逢蔣經國要前來視察馬祖,師長出面讓他「當文書贖罪」,為馬防部繪製向共匪「心戰喊話播音站」有效範圍的設計圖。梅丁衍不眠不休完成,三週之後終於被叫去自己寫自己的判決書,聽從軍法官指示要認哪一條罪,才從「被成為」政治犯的兩個月監禁中釋放,「開庭審判時,主審官還把被告姓名唸成軍法官的名字,一切都荒謬到極點⋯⋯」

黃榮燦後來的際遇,喚醒了他這段生命中難忘的陰影,「就算他死了,當時美術圈哪一個人像他一樣,做過那麼多具有意義的事情?只因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要受到那麼大的懲罰!我會想到當年在馬祖,跟那些等待槍決的殺人犯和貪污犯丟在一起時的心情,覺得要(替黃榮燦)伸張。」儘管對於自己多年來的研究與重建,梅丁衍自謙並沒有改變什麼事情,「只是八卦多了一點」,但近年來仍可觀察到,木刻版畫與當代社會之間,有些微弱的火光迸發。

例如一群版畫愛好者組成的印刻部與移工一起刻下他們的生命故事;由研究者、藝術和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安魂工作隊也以工作坊形式,帶領參與者製作版畫,連結在地歷史與身體經驗;在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籍藝術家李迪權,則以當年左翼木刻的小尺寸、黑白對比的《少年、煙霧與傘》系列,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黃榮燦短暫的足跡,彷彿持續活在這個島嶼的記憶裡。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秉持深度、開放、非營利的精神,致力於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您的支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促進多元進步的社會對話。請與我們一起前進,共同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