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這段漫長歷史,就像記得自己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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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此時,從總統行禮如儀地鞠躬致歉、到抗議者對著蔣介石銅像出氣,不同的「紀念姿態」密集拉扯。無論情緒被捲入或已麻木,連假過後,一切看似回復平靜,但該怎麼與228及其後橫亙幾個世代的白色恐怖巨大創傷「和解」,整體社會離達成共識,似乎還很遠。 

在「轉型正義」口號甚囂塵上的今日,我們相信,唯有親自接近,方能理解表象之下層層疊疊的斑駁軌跡,透過閱讀,過程雖然相對緩慢,卻是少數每個人舉手可得,通往理解的路徑。選擇的角度與觀點,不免受到個人經驗與視野侷限,先略過龐大的口述史與嚴謹的學術著作,並特別著重228後延續時間更長、面貌更為模糊的白色恐怖相關議題。 

回顧戰後初期,台灣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媒體輿論百花齊放,共有兩百多種雜誌刊物、二十多份報紙,其中最勇於針貶時弊的《人民導報》在228事件後遭到大規模整肅,從社長到記者,多名知識菁英被害。來自四川的版畫家黃榮燦與出生豐原的作家呂赫若,都曾在這份當時最具批判精神的媒體工作,他們才華洋溢的生命,終於六張犁亂葬崗與汐止鹿窟的荒草中,傳記《南天之虹》與小說《呂赫若全集》,見證如彗星一般的短暫足跡,理當與被弗朗哥獨裁政權處決的西班牙詩人費德里戈·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拉丁美洲理想革命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般,被這片他們投注熱血的土地,永遠紀念。 

陳映真在1980年代以濃厚的人文關懷與寫實主義,率領《人間》雜誌深入社會現場,報導文學家藍博洲在其中鍛鍊出最初的作品,代表作《幌馬車之歌》甫於近日推出第三版,一批經歷228的地下黨人身影,在他筆下映出熠熠光輝,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裡的角色原型由此而來;而陳映真在後期的小說作品中,也將視角轉入1950年代的革命失敗者,辯證著曾經的理想與失落的現實;1993年發現六張犁亂葬崗,是開啟白色恐怖受難者平反運動的關鍵,陳映真第一手的報導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描繪這段不為人知悉的往事。 

六張犁墓區大約發現10年後,葉怡君(現以筆名葉淳之創作小說)碩士論文改寫的《島嶼軌跡》則聚焦平反運動歷程,其中的關鍵人物林至潔,是1950年被槍決的地下黨人、台大醫師郭琇琮的遺孀,她的證言曾出現在《幌馬車之歌》,而也是她,將呂赫若的作品從日文翻譯出來,再現「台灣第一才子」的文學生命。 

另一名平反運動的大將陳英泰,直到2010年去世前,推動轉型正義不遺餘力,在一系列的自傳手札中,詳實記錄從228到白色恐怖的生命證言,更是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作家季季與陳列,則用纖細敏銳的文學筆法,向往昔時代加諸在個體上的累累傷痕持續叩問,前者幾乎像是1960、70年代藝文界人物列傳;後者則充滿內省的視角,走進歷經政治風暴的隱秘心靈。 

2015年「衛城出版社」連續推出兩部形式截然不同,但都同樣擴張或挑戰轉型正義概念的作品,較早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中,大膽結合難以逼視的受難者遺書與報導側寫,跳脫近年大量出現,過於單一面向的個人敘事角度,交織出複雜豐富的生命層次;《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則是目前所見最完整扼要,針對台灣轉型正義的階段報告,補足官方對此長期的匱乏與空缺。 

特別選擇推薦這10本書,並各摘錄一段書裡的文句,與那仍籠罩台灣,未曾遠去的爭辯與陰影對話。期望在文字的伏流中,能幫助我們未曾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台灣人,重新理解、同情,並知道,過去傷痕所賦予的,不應只有悲傷、憤怒,而是昂揚的精神。

讓我們記得這段漫長的歷史,就像記得自己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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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攝影/余志偉)
1《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

作者:橫地剛/譯者:陸平舟/人間出版社,2002

畫與事實相比較,體現了黃榮燦的藝術性與思想性,表現了超越現實的現實。他把2月27日傍晚數十分鐘內發生的事濃縮在一幅畫面裡。時間從畫的右端到左端沿著一條弧線發展。在畫的後部表現的是,在光復後的一年裡,統治者壓制、盤剝和凌辱。與此相應,在畫的前半部分描繪了民眾的憤怒與反抗。警官威嚇的眼光,讓我們看到了畫的外面的眾多群眾。高高舉起的幾只手暗示著即將崛起的反擊。(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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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呂赫若小說全集》(攝影/余志偉)
2《呂赫若小說全集》

作者:呂赫若/譯者:林至潔/聯合文學,1995;INK印刻出版,2006

寶連指著蓮霧樹。妻帶著疑惑的眼神走近我們。

「這棵蓮霧樹已經二十年了,二十年間,這棵樹在這兒動也沒動過。而且它的葉子年年新鮮翠綠。我認為這種生存的方法是很美的,這點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嗎?我們在藝術、學問中打轉,是否遺忘了什麼?那座山也是!數十年,數百年來,它都是那麼奕奕地存在著。和這些比起來,我覺得我們都像患了夢遊症的人。」(P.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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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幌馬車之歌》(攝影╱余志偉)
3《幌馬車之歌》

作者:藍博洲/時報文化出版,初版1991、第三版2016

臨刑前一天,我從曬衣場收到琇琮給我的最後一張小紙條。小紙條上衹寫了簡單的幾個字:

「至潔,請交待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的生活下去⋯⋯」(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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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陳映真小說集(5):鈴璫花》(攝影/余志偉)
4《陳映真小說集(5):鈴璫花》

作者:陳映真/人間出版社,1995;洪範書店,2001

睽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著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吧?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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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島嶼軌跡》(攝影/余志偉)
5《島嶼軌跡》

作者:葉怡君/遠流出版,2004

林至潔渺渺的說:「我這一輩子,在牢裡學會了打敗命運、抓住機會。現在我沒有過去五〇年代的迷信想法了,我離菩薩好遠,離迷信也好遠,碰上所謂的命運,我會一一想解決的辦法,絕對不失敗,反正最糟也是這個程度而已。今天不行,明天、後天還是繼續做。這種積極的個性,可能等到我兩眼一閉、雙腿一蹬才會消失。」(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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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再說白色恐怖》(攝影╱余志偉)
6《再說白色恐怖》

作者:陳英泰/唐山出版社,2009

國民黨政府具體上用秘密逮捕,嚴刑取供,不許有辯護的秘密審訊,而且藐視法律程序、濫引用法條,以小題大作的方式小罪大辦,且不得上訴、立即執行,用以屠殺和長期監禁政治犯。其人神共憤的惡劣手段堪稱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國家犯罪行為。其罪惡程度不亞於納粹屠殺猶太人,故我願稱其為國民黨黨魁蔣介石為禍首所製造台灣大浩劫(Taiwan’s Holocaust)。(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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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行走的樹》(攝影/余志偉)
7《行走的樹》

作者:季季/INK印刻出版,初版2006、增訂版2015

在人生的階段轉折中,我曾經試著放下一切的傷害和怨恨,寬容的再度接納他,協助他,傾聽他,在他緊鎖的心裡試圖進出⋯⋯。那一切啊,只因我曾以年輕的熱情愛過他,只因我想更完整的看清他,了解他。一個受害者,又是一個寫作者,對於人的變貌永遠懷抱著探索與敬畏之心,我的搜尋與描摹,也許只是大時代裡的一幅小小拼圖吧?(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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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躊躇之歌》(攝影/余志偉)
8《躊躇之歌》

作者:陳列/INK印刻出版,2013

而原來啊,原來我仍是繼續被隔絕被監禁起來的,甚至於在黑暗的記憶籠罩之下,在驚嚇和威脅之下,我自己也把自己隔絕、戒嚴、封閉起來了,怯懦地迴避、畏縮、顫抖著,為求自保,變得像是極其苟且地默默接受了統治者嚴厲遂行社會控制的權力,並且像是還在協助掩飾獨裁的罪行。精神破爛、瓦解。(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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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攝影/余志偉)
9《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作者: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衛城出版,2015

至於加害者,臺灣一直選擇不加以面對的態度。「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中最殘酷、規模最大的罪行,也是臺灣人最大的創傷。對該事件的討論和研究,在民主化之後終於得到解放,可是何人對該事件應該負擔何種責任?對於這個重要問題,臺灣社會直到目前都沒有共同的答案。對於之後長達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以及期間無數的人權侵害和生命的剝奪,何人應該負責?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是沒有共識,而是幾乎不曾發問。(卷一,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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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攝影/余志偉)
10《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作者:呂蒼一、林易澄、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衛城出版,2015

而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儘管墓碑下並沒有遺骸,郭素貞還是常常走到六張犁山上。根據臺灣的習俗,親人撿骨後的墓碑要敲碎,更不可能放在家裡,但丈夫卻顧念她,問她要不要把墓碑搬回家,幾經考量,郭素貞最後還是決定就讓墓碑留在現場。這個唯一可以接近父親的地方,看似刻滿受難者的名字,對她來說卻像客廳一樣親切。當年那個小女孩的禱告儘管沒有實現,但在六十年後,卻在父親最後埋骨之處找到了像家一樣的地方。往市區眺望,臺北一〇一的高樓清楚可見,像是說,這些事情真的被遺忘很久了,也像是說,它們真的離眼前的臺北並不太遠。(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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