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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追劇】從《謊言迷宮》到《罪人的控訴》:轉型正義能成為「集體罪惡」的疫苗嗎?

2020年1月清晨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攝影/Kay Nietfeld/AP Images/達志影像)

(※本文包含《罪人的控訴》、《謊言迷宮》劇透,請斟酌觀看)

「今天是大日子。12點時BBC宣布:今天盟軍開始登陸反攻了!」 「密室一陣騷動!長久等待的解放,真的開始了嗎?解放?大家談了這麼久,這一刻依然太美好,太像童話,似乎永遠不會成真。這一年,1944年將會為我們帶來勝利嗎?我們還不知道。但,有希望,就有生命。這股希望讓我們重新鼓起勇氣,讓我們再度堅強。」

2020年6月6日,是許多人口稱的「6月6日斷腸時」。因為1944年的今天,盟軍發動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海上兩棲登陸作戰,在法國的諾曼地登陸。當日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1929~1945)在她的日記中所寫下的上面這段話,最足以代表世人的心聲。

6月6日斷腸時,勿忘猶太大屠殺

法蘭克一家是猶太人,原本居住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1933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通稱納粹黨,納粹來自德文中的Nazi)執政後,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避居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其後希特勒揮軍入侵波蘭、荷蘭,並於1940年在波蘭建立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幾乎所有波蘭裔猶太人都住在隔離區或集中營中。

1941年,奧斯威辛集中營以毒氣「奇克隆B」進行大屠殺實驗。1942年1月20日,10幾位德國納粹要員於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共同議定執行「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這份《萬湖會議議定書》詳述了根除歐洲地區約1,100萬名猶太人的階段性計畫。戰後,在1945年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中,這份文件成為納粹有計畫地展開猶太種族滅絕的鐵證。

萬湖會議確定方針後,開始強制遷移猶太人。1942年7月5日安妮的姊姊瑪歌收到驅逐至德國的召集令,隔日法蘭克全家進入密室躲避,不久後另4名友人也避居密室。從藏匿開始到1944年8月4日被查獲為止,安妮在2年多時間內寫下舉世聞名的《安妮日記》(Het Achterhuis)
荷蘭文直譯為:密室。

密室8名成員被捕後,被移送至荷蘭北部的中繼猶太集中營;同年9月3日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一名室友被毒氣毒死,安妮的媽媽因為飢餓與過勞而病死,其餘則被分別處置。其中安妮、瑪歌被送往卑爾根─伯森(Bergen-Belsen),一個靠近德國漢諾瓦的集中營,其後因為衛生條件極其惡劣,集中營爆發斑疹傷寒,安妮與瑪歌等數千名囚犯都病死在該集中營。最後,安妮的父親成為8名成員之中唯一的倖存者。

在納粹自認日耳曼人才是優秀、純種的「雅利安」人種的偏見下,除了迫害猶太人,也包括羅姆人(或吉普賽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及同性戀者。1945年1月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解放時,才結束納粹在這裡的暴行。這裡曾經關押超過560萬人,超過110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這是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已是事隔70幾年的陳年往事了,何必舊事重提?不是該如電影《返校》中威權象徵的學校教官所說:「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對此質疑,如今人類正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軸心國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我們可借用防疫的科學觀點,省思推動轉型正義的價值所在。

轉型正義,作為一種社會「疫苗」

2020年,注定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永遠被深刻記憶的年代,只因為源自中國武漢的COVID-19病毒傳染、肆虐,已迅速擴散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不僅造成傷亡無數,更大大改變人類的日常生活與交流互動,每日確診、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迄未止歇。人們期盼著早日發明疫苗,疫苗接種成為人類可能回復正常生活的唯一解方。

疫苗接種是利用免疫系統的運作原理,使注入接受者體內的物質類似或等同於異物,而引發相似的生理功能,以便於日後較具毒性的相似物質侵入體內時,能夠回憶起類似的狀況,加快對付病原的反應。因為人們的免疫系統在第一次碰到抗原時,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誘發免疫反應,而且反應強度不高,因而常在第一次遇到病原菌時生病。但是,免疫系統具有記憶的能力,在第二次碰到相同抗原時,於很短的時間內就能誘發很強的免疫反應。

疫苗接種這種「引起免疫反應和免疫記憶,產生抗體,達到預防的保護力」的科學原理及作用,也可以援引作為人類確保集體罪惡不再發生的最佳解方。因為唯有當人們深切瞭解:納粹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本該是自由奔放的校園,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為何有數量龐大的「學生間諜(註)
按照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統計,以1983年為例,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抓耙子」人數高達5,000餘人。
」?不義遺址又為何處處可見⋯⋯或許我們才能被植入平庸邪惡的免疫記憶。

因控訴走入迷宮:追訴納粹罪行的漫長路途

關於納粹時代,今年5月底有一部德國電影《罪人的控訴》(The Collini Case)在台上演,講述一位年高德劭的大企業家遭人謀殺,兇手是一位義大利裔人。這位加害人在接受審訊時,始終不願意吐露殺人動機。辯護律師多方訪查,才知其背後隱藏著德國二戰之後的轉型不正義,也就是納粹被害人家屬(兇手)雖然於1968年對加害者(大企業家)追訴,卻因納粹幫兇透過立法,讓其無法繼續追訴,才憤而於2001年採行私刑正義。

對此,我建議讀者搭配觀看《罪人的控訴》及《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後者也是一部德國電影,對戰後追訴納粹罪行有更全面的關照。劇情從1958年開始,敘述年輕(1930年出生)的約翰.萊德曼(Johann Radmann)剛上任為黑森邦第一大城市法蘭克福(正巧是《安妮日記》主人的出生地)的檢察官,被指派負責枯燥的交通違規案件,還遇到無照駕駛又刁蠻的女孩瑪蓮(Marlene)找麻煩。

某日,記者聶卡大鬧檢察署,指控一名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的守衛,如今竟安然在小學教書!此舉雖引發檢察署騷動,卻沒人想介入調查。萊德曼跟所有年輕人一樣,對奧斯威辛集中營一無所知,他誤以為「那不是受保護的居住區嗎?」其他知情的人或是三緘其口,或是指稱:「那是戰勝者編撰的政令宣導,何必再回去追究這些呢?」

在黑森邦總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的授命下,萊德曼決定追根究柢,與聶卡展開合作。在他抽絲剝繭、鍥而不捨地追查下,終於啟動了歷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大審判」──1963年,「奧斯威辛」在德國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當時有22名納粹黨羽遭到起訴的大審判,在法蘭克福市政府廳展開。而世人都將此歸功於鮑爾,他被認為是德國轉型正義的代表人物,電影《大審判家》或許多書籍都如是說。

大審判背後的代價

的確如此!如果沒有鮑爾的堅持、無畏與鬥爭,就不會有這場大審判。誠如《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一書作者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在中文版序中所說的:

「他在1950與1960年代迫使德國人去回憶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他讓真相得以被說出來。他在德國社會引爆了激烈的論辯。所有截至當時為止,人們避而不談的事情,全被弗里茲.鮑爾攤在陽光底下。他也因此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
然而,鮑爾作為一位領導者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堅持理念、指引方向,不可能親自捲起袖口,更不可能來到電影封面照中所呈現、由美國人管理、資料堆疊滿庫的檔卷室中,逐一耙梳勾勒可能的線索、傳訊數百位可能的證人。而承擔這項繁雜沉重查證基本功的,自然落在萊德曼等檢察官身上(註)
真實身分是尤金.庫格勒、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沃格爾(Georg Friedrich Vogel)等人。

鮑爾放著一堆辦案老手不用,啟用萊德曼這樣的「菜鳥」檢察官,當然有其戰略考量。只因為他們是清白的,既未受納粹黨國意識形態的薰陶,也不曾摻和納粹的集體罪惡,才能較客觀、更有人性地看待,甚至追訴父祖輩們的惡行。

隱瞞真相,才是民主的毒藥

電影《謊言迷宮》值得推介之處,就在於其劇情重點不是側重在卓爾不群的鮑爾身上,而是年輕世代的萊德曼等人,在面對父祖輩做盡骯髒齷齪事、自己身陷罪犯與謊言編織而成的迷宮時,如何滿懷赤誠、奮鬥不懈地探究真相的心路轉折。

在電影中,當萊德曼一心一意要追出迫害者,尤其是人稱「死亡天使」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醫生
約瑟夫.門格勒當年負責裁決將囚犯送進毒氣室殺死,或者成為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集中營的人進行殘酷的「改良人種」活體實驗。
時,即便總檢察長已下命偵辦,多數檢察官同僚或負有協助義務的警察卻不想調查,或敷衍了事。因為在許多人看來,這些納粹親衛隊是軍人,當年只是奉命行事,元凶早就被審判及處絞了,重新審訊這些下屬無疑是毒藥。

然而,在鮑爾、萊德曼的眼中,則認為紐倫堡大審只有審判主要戰犯,並不包括共犯。畢竟沒有警衛、技術官僚、醫生等等的參與,不可能系統性地執行大屠殺任務。正如蔡慶樺在《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一書中所提的:

「細讀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極權主義政體可以自行運作,那些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固然有邪惡者主導,但都缺少不了那些平凡的、單純的、甚至心地善良的小螺絲釘,如果不是他們,還有誰讓極權主義運作呢?」

再者,鮑爾、萊德曼認為隱瞞真相才是毒藥,毒害德國人尚待成長的民主。因為紐倫堡大審是同盟國所追訴,並不是德國的司法系統所啟動。若沒有藉由這場審判,如何迫使德國人一同直視當年犯下的集體罪惡?如何證明這不是政治清算,而只是要共犯們為自己參與的惡行負責?

「讓一切謊言到此為止」

當然,這種自揭民族「恥辱」的行徑,顯然不是多數人所樂見的。因而,萊德曼只能孤軍奮戰、不眠不休地工作,直到後來鮑爾才指派他人協助。在此期間,萊德曼既要不斷地聆聽被害人所遭受的各種慘絕人寰的悲情,又要審訊可能的加害人,不時還要面對周遭同僚的冷言冷語、怒目相向。

當萊德曼面對:「你要讓所有小孩去質疑自己父親是殺人犯嗎?」的質問時,他堅定地表示:「是!我要一切謊言到此為止。」但是,當他發現與自己燃起愛苗的瑪蓮,其父親也涉及其中,甚至自己一直景仰、失聯多 的父親也是納粹黨員時,他崩潰了!尤其當他知悉與自己一直並肩作戰的聶卡,竟然也曾在奧斯威辛負責看守囚犯時,更是徬徨失措。

天人交戰的萊德曼,不僅與周遭的人漸行漸遠,就連最愛他的瑪蓮,也愈來愈不了解他。於是,他向鮑爾遞出了辭呈,應聘為前途大好的智慧財產權律師。但是,當事務所老闆要他為明明有罪的權貴作無罪辯護,更須與之前審訊某位納粹親衛隊員的魔鬼辯護人一起合作時,正氣凜然的萊德曼義無反顧地回任檢察官。

受難有了真相、罪惡有了審判,德國才踏上和解思辨之路

萊德曼與同伴歷經多年奮鬥,終於起訴了一幫共犯。而經由這場審判所揭示的真相,改變了整個德國,促使這個國家拋開傷痛,重啟追緝納粹與思辨之路。如果沒有這場公開法庭的審判,將類似安妮一家人這樣的猶太人所遭遇的慘劇,赤裸裸地攤開在公眾面前,不知將有多少無知的德國人繼續被「奧斯威辛是受保護的居住區」的謊言所蒙蔽!

正因為公開審訊向世人揭露這個天理不容、令人髮指的真相,德國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引發了大學生們的激烈抗議,最終釀成為時超過10年的「六八學運」。而由於政治氛圍的改變,才有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前自發下跪,並且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之舉。

這場「華沙之跪」後,西德政府才扭轉戰後一整個世代為了營造民主社會、刻意遺忘納粹邪惡的作法,讓「道歉認錯」成為不變的政策方針,並堅定地概括承受納粹的罪責。拒絕遺忘、承擔喚起歷史記憶的責任,讓德國堅決地走上轉型正義之路;加害的故事、受難的故事、悔罪的故事及和解的故事,一直被挖掘、述說,至今仍持續著。

促轉即清算?台灣思維待翻轉

相較之下,執政者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為打壓異己,藉由《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的罪名,並施以軍事審判,造成大量的冤案。迄今卻不曾推動司法體系的轉型正義或清查加害人,也不曾有過類似的「法蘭克福大審判」,以致台灣社會不能經由公開審判、媒體報導,將這類歷史記憶注入生活文化之中,因而只要聽聞轉型正義議題,不少人仍會連結到「清算」、「東廠」,更遑論徹底拋棄過去高壓政權所賴以支撐的政治意識型態。

更令人遺憾的是,以國族認同強行區分我者與他者、殘暴地對待異己等行徑,一直在人類社會不斷地上演。盧安達或蘇丹的種族屠殺、伊斯蘭國(IS)恐怖攻擊一度橫行、緬甸佛教徒迫害羅興亞人中國關押維吾爾族人等等,歷歷在目;目前更因戰亂導致大批難民、飢民不斷在國境之間流動,使世界各地又興起了民族偏激主義。

這幾年來,當難民源源不斷地北上,歐洲各國面臨這波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潮時,在一片防堵聲浪之中,不僅許多德國人張開雙臂歡迎難民,德國政府也接受其庇護申請。其中的關鍵,除了總理梅克爾具有「自由的祕密是勇氣」的堅定信念外,很大原因與德國這種掀開自己歷史傷口、不斷地歷史反省,被植入國家暴力、種族歧視的免疫記憶有關。

截至目前為止,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已造成數十萬人喪命;但對照諸如納粹的種族屠殺、中國文化大革命迫害異己所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可見人類的集體罪惡毒性更強、危害更大。我們唯有不斷地捫心自問:我們是誰?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我們是安妮一家人,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這意味我們對待難民、不同族群或異見人士的方式,將顯現出我們有多認真地看待自身的基本價值,亦即尊重、包容,以及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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