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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戰火走去的人們:兩個染血的蘇丹
聯合國在今年2月20日正式宣佈,總人口有1,100多萬的南蘇丹進入饑荒期。全國有10萬人完全無法獲得食物,並且還有500萬人生活在每天都三餐不濟的困境裡,等於近一半的南蘇丹人民隨時在挨餓。而同病相憐的鄰國蘇丹,也因為內戰打打停停延續超過50年,許多地區飽受戰火摧殘。
蘇丹與南蘇丹在2011年以前原本是同一個國家,但雙方因為種族、宗教與資源等因素打了數十年的內戰(註1
蘇丹共和國在分裂之前,境內的阿拉伯人佔了總人口數的40%。全國通用的語言為阿拉伯語。但現在南蘇丹共和國境內,居民多數為非洲裔各部落,其中以丁卡人與奴爾人佔多數。蘇丹在分裂之前,有70%的人信仰伊斯蘭教,而在蘇丹南部主要的宗教信仰為基督教與非洲傳統信仰。除了種族與宗教衝突之外,蘇丹蘊藏石油的地區大多位於南蘇丹,也因此讓蘇丹北方的喀土木政權不願放手讓南蘇丹獨立。
),南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Sudan)成功取得獨立,是全非洲最新的國家。但諷刺的是,迎接這個新國家的並非是希望。南蘇丹因為總統與副總統的政治鬥爭而爆發內戰(註2
南蘇丹的副總統馬查爾(Riek Machar)在2013年12月14日發動政變失敗之後,叛軍持續在南蘇丹境內流竄。馬查爾利用自己為奴爾人(Nuer)的身份,指控以總統基爾(Salva Kiir Mayardit)為首、佔全國總人口38.5%的丁卡人(Dinka)欺壓人口總數僅佔15.6%的奴爾人,因此爆發衝突。
),戰爭帶來的惡夢比在蘇丹時期還要慘烈。
我們日前跟著美國非營利組織一路從烏干達進入南蘇丹,再跟著蘇丹南部叛軍的腳步,進入了連聯合國也無法觸及的戰區。記者在這趟採訪行程中,不僅目睹蘇丹與南蘇丹兩個政府對人民施加的暴行,也看盡人道組織在戰區救援所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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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FP、UNHCR,製表/楊智強
資料來源/WFP、UNHCR,製表/楊智強
但是在這片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非營利組織「開路夥伴」(Make Way Partners)的創辦人金伯莉(Kimberly Smith Highland),卻顯得奮不顧身。
今年53歲、一頭紅髮,說話帶有輕微美國南方口音,交談時不時會皺眉頭的金伯莉,道出了自己放棄在美國肯塔基州金融業的高薪工作,轉而成為一位國際人道救援工作者的緣由。
「我當然也想過要過著輕鬆的生活啊!」金伯莉大笑幾聲後說:「但是後來我發現自己對生命的熱情,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我想要幫助那些援手無法觸及的兒童;那些專制政府不讓世界知道,生活在悲慘世界的百姓;那些因為太危險,所以沒有人敢去的地方。我知道,我的熱情,在那裡。」
「2001年我全家一起到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邊境旅行,無意間發現了一間地下妓院。裡面有19位性奴隸,全部都是6歲到16歲的非洲裔孩子。我們深入了解後發現,他們都是從北非偷渡入歐後,家人命喪途中,無依無靠所以被俄羅斯黑幫控制,才淪落到這個地步。」她看出我的驚訝,深深地點了個頭繼續說:「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了解到我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幫助這些來自非洲的無助孩童們。」金伯莉在那之後創辦了「開路夥伴」,並且在兩年之後,因緣際會從歐洲來到了非洲,並且進入了這個打了數十年內戰的蘇丹共和國。

蘇丹與南蘇丹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 1956年 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Sudan)自英國埃及共管殖民中獨立。

  • 1955~1972年 「第一次蘇丹內戰」。蘇丹北方阿拉伯人政權與蘇丹南方的非洲人部落相互爭戰,約50萬南蘇丹人喪生。

  • 1983~2005年 「第二次蘇丹內戰」。1983年蘇丹總統加法爾·尼邁里宣布廢除《阿迪斯阿貝巴協定》,取消南蘇丹自治權利。並且表示將在全國實施伊斯蘭教法,令以基督教為主的南蘇丹不滿,起身反抗。戰爭導致190萬南蘇丹人死亡,約400萬人流離失所。

  • 2005年1月9日 蘇丹政府與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簽署全面和平條約,給予南方高度自治,並同意在2011年舉辦南蘇丹獨立公投。

  • 2011年7月9日 南蘇丹獨立公投結果出爐,98.83%人民支持獨立。蘇丹政府承認南蘇丹獨立,非洲第54個國家南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Sudan)成立。

  • 2013年12月14日至今 南蘇丹第一副總統里克·馬查爾(Riek Machar)發動政變失敗。雖遭鎮壓,但至今國內叛軍仍四處流竄。
無止境的內戰讓兩個蘇丹的命運多舛,根據Vision of Humanity組織2016年的報告指出,在世界共162個受統計的國家中,蘇丹的生活安全指數排在第155名,而南蘇丹則是跟戰亂不止的敘利亞一起吊車尾,同列第162名。另外,在聯合國開發計畫2015的人類發展指數的報告中,在188個國家裡,蘇丹排名第167,而南蘇丹則是第169名。
兩個蘇丹在國際各項指標排名中,皆位於末段班。除了沙漠氣候導致食物來源匱乏的原因之外,內戰不止也是讓這兩個國家無法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兩個國家的軍人們打著革命的大旗發動政變後,居然成為了自己最初發動革命想推翻的人。再加上裙帶關係、貪污賄賂跟官商勾結等等狀況,讓這兩個國家的人民活在邪惡循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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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境的內戰,受苦是兩個蘇丹的人民。(攝影/楊智強)
無止境的內戰,受苦是兩個蘇丹的人民。(攝影/楊智強)

打破邪惡循環

金伯莉說:「這裡的獨裁者一個換過一個,政權變了,人民的生活卻沒有改變。尤其他們很多都是出身行伍,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貪贓枉法層出不窮。所以我希望從問題的最根本來著手,用教育來打破這個邪惡循環。」腐敗的政府讓貧瘠大地上少量資源無法被合理地運用。國家知識水平低落,也讓人民無法了解問題所在,更無力改善現況。因此金伯莉覺得,光是運送食物與物資進入戰區,無法打破這個無止境的循環。
在南蘇丹獨立之前,因為北方喀土木政權資源分配有明顯重北輕南的傾向,所以造成南蘇丹人民的教育水平低落。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4年的統計,獨立後的南蘇丹識字率只有27%。
金伯莉表示,她的工作就是在美國募得資金後,進入戰區與地方人士合作,建立孤兒學校、校舍、基本的醫療診所,希望幫助這些受到戰火波及的受害者遠離煙硝,同時持續接受教育,成為有知識的一代,在未來帶領國家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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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他們未來,才可能扭轉他們的人生。(攝影/楊智強)
教育是他們未來,才可能扭轉他們的人生。(攝影/楊智強)
但一個紅髮白皮膚的美國人,要如何進入烽火連天的蘇丹跟南蘇丹?與單純將救援物資送入戰區相比,要在戰火中建設孤兒學校和診所,持續營運,又談何容易?金伯莉是如何辦到的?

國際人道組織「在地化」

「西方人進入非洲後,一定要跟當地的夥伴合作,否則就會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碰壁,當地人也不會這麼容易相信你,畢竟你是一個外人。」金伯莉在「開路夥伴」設立的孤兒院前告訴我,當時來到這兒時,她常會聽到西方救援組織抱著滿腔熱血來到這後,遇到的種種困難,最後鎩羽而歸的案例。
來到非洲之前,金伯莉在歐洲認識了一位名為彼得(Petr Jašek)的捷克記者。往返蘇丹超過20年的彼得,就是讓金伯莉成功進入非洲的重要關鍵。透過彼得的介紹,金伯莉才沒有重蹈他人覆轍。
除了相信彼得在蘇丹長期耕耘的經驗以及識人眼光之外,金伯莉親自進入戰區與地方人士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了解他們的需求,逐步建立互信。來自美國的資金,加上蘇丹人對土地跟文化的熟悉度,兩者相輔相成,才讓這個長期以來的問題獲得解決。
詹姆士(James Luau Atak)就是金伯莉最早認識的地方人士之一。在2004年遇到金伯莉以前,詹姆士僅靠一己之力在3棵大樹下教導153位孤兒學童,開始了他最簡易的孤兒「學校」。透過彼得的介紹,金伯莉與詹姆士開始合作,學校也從3棵大樹變成磚瓦水泥的教室,人數也擴張到現在的750名學生與92名教職員的規模。
年約40歲的詹姆士是蘇丹丁卡人,說話時不時帶著爽朗的笑容,擁有丁卡人的高䠷身材。但是在他能言善道的背後,卻藏著不為人知的過去。「我小時候當過娃娃兵,看過朋友的臉被子彈打掉一半。也跟表哥從蘇丹一路逃難到衣索比亞,就只是為了要遠離戰亂,那時我才9歲。」
在對詹姆士進行專訪時,他侃侃而談自己悲慘的經歷。但更令人驚訝的是,身為「蘇丹的失落男孩」(註3
第二次蘇丹內戰時,因為戰火造成大量百姓死傷,失去父母的孤兒們也被迫逃離蘇丹南部,成群結隊徒步前往衣索比亞或肯亞等鄰國,當時難民營的工作人員稱他們為「失落的男孩」。2001年,美國政府與聯合國合作,將3,800位失落的男孩接到美國安置,開始新生活。這項工作在911事件發生之後暫停,但在2004年再度啟動。到2006年為止,美國總共安置了7,000名來自蘇丹南部的失落男孩。
)(Lost Boy of Sudan)的一員,詹姆士在2003年回絕了前往美國開始新生活的機會,毅然決然地留在故鄉。他說:「我剛開始知道自己有機會可以前往美國的時候很興奮,但我想到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去,家鄉的親人朋友們全部都還在這裡受苦,我就決定要留下來了。」
詹姆士笑著補充:「我將申請表還給國際移民組織(IOM)工作人員時,他還提醒我:『朋友你確定嗎?這是不能後悔的喔!』但我心意已決,把申請表還給他。」詹姆士表示他留下來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幫助新的一代,不要像他一樣,童年記憶只有殺戮與逃難。
「當我在學校跟小朋友踢足球的時候,是我最開心的時刻。看到他們無憂無慮的表情,我做的一切都值得了。」詹姆士談到自己在孤兒學校的狀況時,臉上不自覺地露出笑容。這間名為新生之家(New Life Ministry)的孤兒學校位於南蘇丹與蘇丹達佛的邊境,除了收容從達佛屠殺(註4
自2003年7月至2010年,蘇丹政府放任達佛地區的遊牧民族組織民兵「金戈威德」(Janjaweed),對當地的幾個民族進行殺戮。為期將近7年的衝突,造成至少40萬人死亡,並且有超過250萬人流離失所。
)中逃出的孩童之外,也庇護了不少因為南蘇丹內戰而產生的孤兒。
當記者跟著金伯莉的夥伴一行人從南蘇丹偷渡進入蘇丹時,正是詹姆士幫助我們打理旅途行程。
詹姆士在出發前就已經與當地的叛軍高層談妥,我們才能開車從市區深入戰區。沿途的檢查哨口雖然承認叛軍高層核發的通行證,但在人煙稀少的沙漠地區,有槍的人最大,就算有通行證,還是得看軍人臉色,他們會跟你要香菸或是過路費等好處。若是不給,舉起AK-47掃射,把車上的物資搶光的事情並非不可能。當外界發現你的屍體,可能已經是好幾個禮拜之後了。
有幾次軍人試圖揩油時,都是因為詹姆士詼諧健談的個性,加上熟知地方情勢上的「眉眉角角」,我們才得以驚險過關。如果沒有詹姆士的幫忙,金伯莉一個人帶著大把鈔票或滿車的物資想要進入戰區,根本是難如登天。
除了詹姆士之外,在南蘇丹與烏干達的邊境城市多利(Torit)也有一間孤兒學校,這間學校的校長羅曼諾(Romano Oguma Nereo)自2009年開始與金伯莉合作,同樣是美國資金結合地方智慧,於戰火中創造了另一個奇蹟。
羅曼諾本身是一位基督教神父,額頭上有一道傷疤,不說話時多了一股威嚴。但是與他深入交談之後,卻發現他有一顆熱心助人的心。從2004年左右開始,羅曼諾就希望在多利的郊區成立孤兒學校,但他缺乏資金與人力,剛開始一籌莫展。直到2009年,金伯莉到訪多利,兩人結識並經過討論後,才化不可能為可能。

一公升的水=210元台幣

「那時候這裡還是一片叢林,根本不會有人想要來。是我跟幾個朋友們一起,拿著大砍刀一刀一刀把叢林剷平,才慢慢將這間學校的地方整理出來。2010年11月左右,32位孤兒學生正式進來這間學校,我們也就開始營運了。」羅曼諾受訪時也指出,「你也知道,現在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內戰,所有資源都變得相當昂貴。例如我們要從地底抽取一公升的水,器具、電力和人力等等的花費加總起來,大概要7美金(約台幣210元),所以相當不容易。」
為何要花這麼多錢打造水井取水?根據水計畫組織(The Water Project)的統計,全世界仍有7億多人無法獲得乾淨的水源。甚至5歲以下小孩的死亡,有五分之一都是因為沒有攝取乾淨水源的關係,進而染病身亡。所以在孤兒學校,取得乾淨水源是讓孩子們擁有安全的讀書環境至關重要的因素。
當然,除了遠離疾病之外,保護學生不受內戰影響也是很重要的關鍵。羅曼諾成立的這間孤兒學校至今已經有超過200位孤兒學生,另外還有幾十位職員在這裡一起生活。羅曼諾的孤兒學校坐落於南蘇丹南部城市多利,相當接近首都朱巴(Juba),而南蘇丹內戰的原爆點就是在首都,所以戰火也波及到了這間孤兒學校。
「你知道嗎?幾個月前大約有150位士兵將我們學校團團包圍,他們懷疑我們窩藏叛軍,想要進來搜索。」羅曼諾一邊說,兩隻手不斷在空中晃動,試著重述當時情景。「我一直跟那位長官解釋,我們這裡是學校,不會窩藏叛軍。」
羅曼諾苦笑說:「我們僵持了一陣子之後,他們最後放棄,沒有進來。那時候老師跟學生們都嚇死了,若他們真的闖進來,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雖然到目前為止,這間位處於戰火中央的學校並沒有遭到軍人侵入,但不長眼的子彈有時仍會穿越鐵絲網柵欄,飛進學生上課的校園。
「上個禮拜才有子彈射過來,打爆了我們教室屋頂上的太陽能板。來!我帶你去看看。」學校的行政長官保羅(Paul Otwasi S)一邊說一邊走向他口中所說的教室,指著一個有如橘子大的彈孔,學校賴以為生的太陽能板早已變形。
孤兒學校除了提供安全與學習機會之外,學校裡的老師也必須兼任小朋友們的家長,讓小朋友在學習知識外,也能感受到「愛」。
「這些小孩跟一般的學生不一樣,他們都是經過難以想像的殘酷經歷的孤兒,內心極度脆弱,有時候你必須要花相當多的精力,才可以觸碰到他們的心。」身穿筆挺襯衫的教師洛洛斯(Joseph Lolos)受訪時指出:「有的時候,我們會和學生們一起哭,和他們一起分享痛苦。因為我知道,在那些悲劇發生的時候,我不在他們的身邊,但現在我成了他們最相信的人,我要讓他們知道:『你可以相信我,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
在這片遭到戰火席捲過的大地上,幼兒們的童年已經染上了血跡。但藉由金伯莉、詹姆士還有羅曼諾等人的努力,讓他們幼小的心靈,可以得到喘息的機會。雖然這兩個染血的蘇丹,未來仍在未定之天,但在問題未解之前,從事國際人道救援的人們,依然向著戰火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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