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世界暗面——專訪聯合國難民署新聞官葛若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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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桌幾乎都是蔬食的宴席上,茹素的葛若鄰(Caroline Gluck)沒動多少筷子。她說她從小就對食物格外挑剔,餐桌往往成為與母親拉鋸的戰場,直到上了大學,終於能確保所有進到嘴裡的都是她滿意的。
但事情並未就此盡如人意,因為現在葛若鄰從事的工作,很多時候根本沒辦法讓她吃好睡好。
今年53歲的葛若鄰來自英國北倫敦,目前擔任聯合國難民署(UNHCR)駐伊拉克資深新聞官,受訪前3天剛離開駐地巴格達。當地,聯合部隊正與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北方大城摩蘇爾(Mosul)激戰,爭奪控制權。
有戰爭的地方,就有無家可歸的人,有難民的地方,就是聯合國難民署執行任務的地點,諸如修建難民營、提供庇護,也需要專業新聞官報導當地最新的難民處境和他們的故事。
為了安全起見,在伊拉克的國際組織基地都設置在巴格達「綠區」(Green Zone)。綠區周圍由3.7尺高的T型水泥牆保護,出入安檢高度嚴格,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控制,而且只要一出建物,就必須穿戴標準裝備包括安全帽、防彈背心;另外也不准人們在外頭行走,如果要到哪裡,必須搭乘武裝車輛。
因為有任務在身,葛若鄰約莫每週會出門一趟,到離巴格達約3、4個鐘頭車程的難民營訪查,因此有機會四處走走,與難民聊天透個氣。問她不覺得危險嗎?她說庇護難民的地點離最熱的戰火前線有段距離,因此新聞官的工作風險可說比身處衝突前緣的戰地記者來得低些。
不過,「有時候,其實是沒有來由的堅信。你就祈禱自己不會在錯誤的時間點出現在錯誤的地方。」葛若鄰說。畢竟去那邊的目的是為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如果一直擔心東、擔心西,根本哪也去不了,也沒有辦法幫助任何人,「所以,你只能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縮小風險,小心行事,然後就十指交疊祈禱吧。」
工作風險雖稍低,但並不因此減損報導帶來的影響。前陣子葛若鄰收到一封email,寄信人是住在英國的伊拉克人,聽到她在廣播節目上分享,提到聯合國難民署目前很難在伊拉克取得更多土地來建造難民營,寄信人轉告家人後,他父親決定捐出伊拉克的土地供難民使用,葛若鄰大受感動,「這讓我覺得非常謙卑,只要繼續做(報導),人們不時就會聽到,然後做些決定,造成影響、造成改變。」
葛若鄰在綠區的宿舍看起來像個大型貨櫃屋。住宿區的牆裡牆外堆滿整面沙包,每個房間裡只有一個小方型窗,待在室內幾乎見不到太陽,問她豈不是有點像戰地牢房?她笑說沒那麼糟,住過最糟的地方其實是特種行業的紅燈區。而且,當聽到連巴黎或比利時都會發生爆炸,她覺得目前待的地方說不定是世上最安全的區域。
對葛若鄰來說,生活上最不方便的也許是當地難買到任何新鮮蔬果,食堂提供的蔬菜也少之又少。所以每次回巴格達前,要是旅途不遠,葛若鄰的行李箱必會塞滿新鮮蔬果或是她喜愛的芝麻菜,可能再加罐花生醬或幾塊起士。
走過80多個國家,葛若鄰回想,最難以讓素食者生存的恐怕是南蘇丹。她記得2010年底來到南蘇丹,報導國際樂施會(Oxfam)在當地計畫執行的情況;南蘇丹因為連年內戰和部落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人們長年四處躲槍砲,糧食、乾淨飲用水和基本衛生習慣都很缺乏。
在南蘇丹2個星期的葛若鄰,每天每餐都只能以當地某種蔬菜泥裹腹,到後來即使真的很餓,她再怎麼逼自己也吞不下盤裡的東西。她也記得,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那段日子,一切毀壞、物資匱乏,進入災難現場後每天只能咀嚼穀物棒供應身體所需能量,別無選擇;後來她暗自發誓,未來幾年再也不碰這玩意。

海地,是她身上一道疼痛的傷疤

提起海地,葛若鄰那雙棕色帶點琥珀綠的眼珠子頓時濕潤起來。「海地對我來說,像是留在身體上的一道傷疤,」她伸出手臂比劃切口,「每次提到都觸動我許多情緒。」已癒合成疤的傷口,至今仍隱隱作痛。
2010年是葛若鄰任職國際樂施會新聞官的第2年。她大學畢業後便投入新聞事業,曾任英國公廣集團BBC駐金邊、首爾和台灣的記者,在媒體待了20年後,眼見產業景況日趨低落,她發覺自己被每日新聞纏身,再也沒辦法好好深入報導人的故事,2008年便抓緊機會進入樂施會,為人道救援機構貢獻新聞所長。海地大地震發生後第3天,她和同事便從海地鄰國多明尼加共和國乘坐巴士來到現場。
她記得,死亡的氣味比影像先一步傳到腦海。
「一股濃烈且令人作嘔的詭甜氣味佔滿了鼻孔和肺部。」她在台灣剛出版的新書《三點半後不收屍: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全球行動紀事》裡寫著,然後才看到躺在地上僅用布遮蓋起來的屍體。
地震倖存者全身沾滿白色粉塵,在城市中無力地遊走,顯然被突如其來的災難嚇到迷茫恍惚,身旁的建築物看起來像是被哪個生氣的小孩隨手撕爛的玩具,四處傾頹,舉目瘡痍。
「每天,人們都會對你求救,你只能說,『救援快來了、快來了』,但救援總來得不夠快。」葛若鄰的聲音略微沙啞。地震襲擊海地首都太子港,打垮國家的神經中樞,運輸和通訊均斷線;原已是西半球最窮困國家的海地,陷入混亂。
在海地的每一天,當地巨大的傷痛籠罩著葛若鄰,夜晚也因耳畔總迴盪哀戚人聲及祈求上蒼保佑的宗教歌聲,難以成眠。
她看到,每個人都掙扎著讓事情快點運作起來,但又非常困難——缺貨車、缺汽油,物資難以運送,分發用水、組織人們也需要智慧,而且一切均需花上不少時間。但隨著美軍接管、國際資源湧入,散落一地的齒輪總算一點一點接合回來。
地震發生後2年,葛若鄰再次回到海地,希望這次旅程可以作為某段極困難時期的「終結」,幫助她把前一次的感受留在過去,然後繼續向前。懷抱著如此心情,她與幾位老面孔重逢,其中一位是瑪格麗特(Marguerite Uly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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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兩天,瑪格麗特在充作避難營的足球場上產下了小女兒。圖片提供/葛若鄰
地震後兩天,瑪格麗特在充作避難營的足球場上產下了小女兒。圖片提供/葛若鄰
地震後兩天,瑪格麗特在充作避難營的足球場上產下了小女兒;當時他們全家如同其他受災戶,房子倒塌,一無所有。2年後,當初在斷垣殘壁中出生的小女娃已經2歲大,瑪格麗特的大女兒回到了學校上課,她的丈夫則找到了工作,正在受訓,一家也搬進新建的臨時居所。
「我去找瑪格麗特的時候,她看起來如此快樂,她對我們伸出的援手是如此開心。」葛若鄰心底以為,人們會對國際組織感到憤怒,會責怪他們為什麼沒多做一些,會質疑為什麼即使這麼多資源進來了,生活卻幾乎沒有改變。直到見到瑪格麗特散發著自信與希望的臉龐,她才寬心,確信從搭建難民營、供水及衛生設施等緊急方案,到偏向長期的扶植中小企業、提供婦女訓練課程等作為,確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儘管這些改變零散細碎。
災民生活情況看似局部好轉,但整體復原進展仍過於緩慢。時隔兩年,數以萬計家庭仍待在國際組織設置的難民營內,失業或未依照專長就業的比例高達70%,也因為沒有收入而無法找到其他落腳處,連總統府都還是棟2樓震垮、圓頂歪斜的危樓。
不幸的是,今年10月初,海地又遭逢颶風馬修(Hurricane Matthew)侵襲,造成超過500人喪生,17萬5千人無家可歸,災損高達20億美金。更諷刺的是,2010年地震後來到海地協助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意外帶進海地人完全沒有抗體的霍亂,潛伏的致命細菌隨著颱風重創後缺乏乾淨飲用水而迅速擴散,疫情全面爆發。
才剛從前次災難泥沼中掙扎著起身的海地,如今又被重重推倒在地。

從記者到新聞官

葛若鄰不諱言,在海地那段時間,國際組織受到許多批評。包括為什麼救援這麼慢才到?為什麼當人們顯然需要幫助,還需要一一評估所有人的狀況,找出最需要幫助的人?這也是她從記者角度思考時,腦中會冒出的疑問,直認為應該及時把幫助送到所有需要的人手上,刻不容緩。
但當現實是交通中斷,是資源有限而難民無數,救援組織必須依照人道救援綱領指認出誰是救援目標,設下提供救援的最低標準門檻,清楚算出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難民營等不同大小單位每天應獲得多少公升的乾淨用水,試著做到公平。
身為組織面對媒體疑問的新聞官,葛若鄰試著給出一些答案,試著盡可能呈現事實本來面目,盡可能誠實以對;但當一日將盡,各家媒體根據各自新聞議程設定決定報導角度,可能是帶著開放心胸平衡報導,可能原本目標就是批評、踢館,也非她能掌控。
葛若鄰自認記者DNA已經深入體內,這也是樂施會、歐盟人道救援署(ECHO)、和聯合國難民署任用她的原因,希望借重她的專業,做出會讓新聞機構感興趣的報導,讓更多新聞跟進。不過從單兵作業或是跟攝影合作即可發稿的記者,到成為人道救援組織新聞官,稿子從自己決定即可,到需經過縱向和橫向部門層層審核、修改、簽署同意後才能放行,著實讓她花了一番工夫才適應。
「有時這讓人很沮喪,因為人們總是想改稿,而且不見得有好理由。」葛若鄰認為,她是記者,她才是最明白故事的人,原本的故事就是以她認為最佳的方式寫下來了;她可以接受對方提出有信服力的原因並據此更動內容,但不能接受因為寫作風格等問題來改稿。
另外有些時刻——當她待在非常糟糕的旅館,當電話線路不通,當她的相機壞了,當她的電子設備出問題,當天氣超級炎熱而她還得跟其他人擠在一起——「我就會想,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但每當葛若鄰開始採訪,她就重新恢復活力。身為一名新聞記者,總是希望待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而她的工作也總引領她前往災難熱點國家。譬如索馬利雅飢荒現場、東西非糧食危機現場、辛巴威匯率大跌面臨經濟危機時等;許多國家備受考驗的時刻,她都在現場。
而且,相較於為媒體工作時打帶跑的行程,與一地的人事物連結不得不淺薄,如蜻蜓點水般帶過,葛若鄰當新聞官之後,在一地起碼待上15天,更能深刻了解當地動態,甚至與當地人成為真正的朋友,發展出私人連結。她說,採訪過程中遇到好多不可思議的人,能夠聆聽他們的故事並傳達給其他人,讓她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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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若鄰前往非洲尼日爾(Niger)採訪。圖片提供/葛若鄰
葛若鄰前往非洲尼日爾(Niger)採訪。圖片提供/葛若鄰
譬如葛若鄰在約旦的時候,遇到一位敘利亞難民女性。她在大馬士革大學(Damascus university)唸英語系,因為先生在敘利亞面臨生存威脅便一起來到約旦,後來因為需要大學文憑方便日後求職,即使已經懷孕,仍獨自一人回敘利亞完成學業。
葛若鄰說,逃出敘利亞的旅程很不容易,她出來之後竟又獨自帶著身孕回去,對她的勇敢感到非常震動。每次葛若鄰途經那座難民營,都會回去看她,聽聽她的近況。

前進,往溫暖的地方去

問葛若鄰,這股記者魂到底從哪來的?她翻出陳年往事。她的父親從事報紙、雜誌等印刷工作,葛若鄰從小跟在父親身邊嗅聞著油墨和紙張的氣味,上學後自然而然選擇參與編輯學校報紙刊物,也一直相信著自己未來會當記者。
不過葛若鄰沒料到,明明對文化藝術領域比較感興趣的自己,明明大學時在時尚雜誌《柯夢波丹》(Cosmopolitan)實習的自己,後來會成為新聞記者,而非時尚編輯。問她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她淺淺笑說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向來不做職涯規劃,有什麼機會來到眼前,她覺得有趣或辦得到就抓住,僅此而已。
就像跳了差不多10年的騷莎舞(Salsa),是她在BBC派駐台灣期間,陪朋友去上舞蹈課,後來覺得這些跳舞的人怎麼這麼開心,也跟著學,沒料到愈跳愈有興致,最後成為她多年來最重要的腦內啡和幸福感來源。
學會騷莎舞後,當葛若鄰初抵陌生國家,雖然絕對避免把自己一人丟進女人容易備感威脅的場所,譬如酒吧,但她總會想辦法找到一間騷莎舞俱樂部,放心的跟同樣純粹來享受舞蹈樂趣的陌生人一起轉圈,進行有氧鍛鍊,順道結識新朋友並融入當地社群。她眨眨眼說,「你知道,有工作以外的熱情,很重要。」
我們可能以為,總是涉足苦難國境又懂得跳舞放鬆的西方女子,當如電玩《古墓奇兵》裡的女主角蘿拉一般,身材高挑、肌肉結實,但眼前的葛若鄰,身高目測可能不到一米六,身型嬌小到差不多可以套進S尺寸的衣物——這也是為什麼她來台灣的時候總會挑幾件牛仔褲或衣服。
晚餐前走在永康街,葛若鄰特別拐進街角一間古著店。她說,走遍全世界後,她在台灣找到了另一個自己——原來,有位定期在店裡寄賣二手衣的小姐,每次拿來的衣服或鞋子,葛若鄰穿上都剛好合身、合腳,讓她直呼那位未曾謀面的小姐根本是她的分身。
這些買來的衣物,若是躺不進行李廂,就會被送往葛若鄰在柬埔寨的住處,「人們去柬埔寨後,要不愛上它,要不厭惡它;我屬於前者。」曾在金邊擔任駐地記者的葛若鄰,脖子有條戴了快20年的七彩石頭項鍊,宛如她的幸運項鍊,便來自柬埔寨。
葛若鄰與柬埔寨結下的緣要從1991年說起。那年她剛加入BBC World Service部門,正逢柬埔寨掌權者與19國代表在巴黎簽下和平協定,聯合國之後將接管柬埔寨,直到1993年中全國大選結束。從1976年赤柬掌權進行恐怖統治、屠殺人民,到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境內烽火連年,人民苦不堪言,直到1991這一年,戰火終於熄滅。
葛若鄰在英國不斷撰寫柬埔寨相關新聞,於廣播頻道播出,在撰寫過程中深深迷上這個國家的歷史;她對自己說,有機會一定要親自去看看。她最先趁著休假機會跑去柬埔寨,半年後申請到柬3個月短期工作,之後更進一步申請外派。
開始為樂施會工作後,她選擇柬埔寨當作基地(home-base),並在當地租了間公寓,存放她的書籍和雜物,這塊私人小天地也是她完成第一本書《三點半後不收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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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選擇柬埔寨當作基地(home-base),並在當地租了間公寓,完成第一本書《三點半後不收屍》。(攝影/余志偉)
她選擇柬埔寨當作基地(home-base),並在當地租了間公寓,完成第一本書《三點半後不收屍》。(攝影/余志偉)
南方國度也許熱意薰人,但對討厭英國冬天、一對到冷氣風口就開始猛打噴嚏的葛若鄰而言,總往溫暖或酷熱的第三世界去,彷彿打從骨子裡注定。她說,已經對旅行上了癮,只要待在同個地方數月,又沒有隔一兩週出差到現場看看,她便會焦躁不安。
即使頻繁的移動和親身經歷苦難,讓她與活在安穩現世中的朋友失去交集話題,感情生活也只限於「游擊式戀愛」,並在情勢緊繃時由於對人的判斷常會出錯而使關係無疾而終,但她知道,為了記錄下人在非常時刻,展現出最殘酷的臉孔和最良善的故事,她還是會在路上,一直在路上。這是挑剔的她選擇嚥下的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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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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