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那些事對你們是歷史,對我們是現實

這些年,中國司法改革進三步退兩步,影響外溢到港台,「被道歉」事件頻傳,在如此大局下,賀衛方身為中國當代法學學者,仍用筆、用舌,持續鼓吹司改。他為何走上這條路?他在堅持什麼?他不害怕嗎?

走在景美人權園區,穿過一間間無法伸張正義的軍事法庭,甫滿56歲的賀衛方收起笑容,對隨行的記者說:「每天都在發生對你們是歷史,對我們是現實的事。」

賀衛方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過去二、三十年間是中國法律界演講次數最多的學者,微博粉絲數超過187萬。他曾挑戰退役軍人沒法律專業就直接當法官的惡習、曾在薄熙來在重慶當權時就公開批判他的「唱紅打黑」,人民網和百度都認為他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2011年美國雜誌《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他也入列。

身為一位積極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公共知識份子,賀衛方的朋友經常打電話要他注意、小心,而接受《報導者》專訪時,他毫不諱言他的手機時刻遭監聽,一言一行都在北京當局掌握中,「我現在沒有秘密,我是個透明人。」

這次訪台前,校方表達擔憂,怕他又惹麻煩,希望他別去,他的博客也因不明原因無法更新,可賀衛方不以為意,還是來了。

賀衛方上次「惹麻煩」是在2012年,與參加論壇的學者一同到總統府見馬英九。回到北京時北大黨委質問他,到台灣怎麼會到處走,「我說我辦了自由行,就可以到處走啊,走著走著就走到總統府裡面了。」

賀衛方笑說,後來發現違反紀律的地方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照相,見面握手的人倒無關緊要。

2007年的「麻煩」更為嚴重些。他來台接受媒體專訪時說「中國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外衣脫掉」,「因為你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但是你做的事又不特別符合社會主義。」最後因為當局的「寬容」逃過一劫。

他這次來台不知又有什麼風險,當記者對此表達擔憂時,賀衛方回頭安慰我們,「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是真危險,什麼時候是假危險,所以我膽子大的時候都表示現在事實上沒有危險。」

打從娘胎 死神伴左右

賀衛方對自身處境的坦然,或許來自於還未出生前,死神便在他身邊徘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正臨史上大饑荒,賀的母親生了胎男孩後,不巧又懷孕。她吞下當軍醫的丈夫開給她各式各樣的藥,好打掉腹裡的孩子,但沒料到孩子如此堅毅,硬是活下來。多年後,賀衛方的母親有時候會跟他說「很對不起你,還沒出生的時候就讓你受了這麼多苦⋯⋯。」

1960年7月落地,生在饑荒年代,賀衛方的兒時印象除了天空偶爾飄來「蔣總統將解救大陸同胞」的傳單,對生活最強烈的感受只能用一個字形容:餓。

這股「餓」意不但是生理上的飢餓,也是精神上的貧窮匱乏。

「小時候生活很苦,吃不飽飯。」饑荒之年,人們天天以地瓜、玉米饢裹腹,吃到饅頭的日子「就覺得是美好的生活」。到了要上小學的時候,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開始,「所以我沒接觸過唐詩宋詞,只接觸過毛澤東的詩詞,沒接觸過古典的戲劇,只知道毛澤東夫人(江青)推動的樣板戲。」

10歲那年,賀衛方的父親不堪文革激烈批鬥折磨,自殺身亡。

賀父曾任職軍醫,雖已離開軍隊,收入仍比其他人高一些。賀衛方回想當時的政治迫害,「不完全出於政治的目的,而是出於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說,你的收入比我高我很生氣,或是大家平常相處不好,父親受不了這樣可怕的天天折磨、天天批鬥,所以就自殺了。」

賀父之死最後被定調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意思是他的死本身也變成一種罪惡,成為留下來的人所需揹負的十字架。

「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心裡面特別怨恨。」少年時期的賀衛方想,如果父親沒去世,他的命運會不一樣。他可以在城市裡生活,或是到部隊去,甚至有機會被提拔成黨的官員,但如今一切無望,「感覺到自己沒有前途。」

父親的死雖然看似斷絕了賀衛方的生路,但在生前,父親早已為他備好一把生存利器:文字能力。

「小時候父親特別培養我讀報的能力。父親訂了兩份報紙,一份是《人民日報》,另一份是《參考消息》,每次他看完了就告訴我這是什麼字。」這份讀報練習,讓賀衛方在6歲那年就進了小學。

「文革少年」賀衛方像條貪食蛇,吞下所有可接觸到的文字。「文革的時候特別的苦悶,因為無書可讀,也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都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也喜歡看電影劇本,當時特別喜歡,想說能不能寫些電影劇本出來。」

賀衛方後來到重慶讀法律,再到北京政法學院(今為中國政法大學)學習西方法律史,他原來的導演夢雖沒成真,但他的文青性格,卻為日後嚴肅的法律之路添增了許多人味。

六四啟蒙 從沒有意義到積極入世

看賀衛方寫文章,犀利中帶著霸氣。但本人卻有極大的反差,儒雅溫文,完全不給人壓迫感。

年輕時的「小賀」一開始不問世事。當時他學的是中世紀歐洲教會法,喜歡無為逍遙的老莊思想,著迷熬夜篆刻金石,身體力行「不做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當家鄉有人遇到法律案件想請教他,他回答:「我不懂⋯⋯如果你的案件涉及到歐洲中世紀的教會那邊的法律,我可以告訴你一點」,至於現實的東西,他不關注。

或許是父親文革時自殺的死亡記憶,也或許目睹毛澤東一人如何倒行逆施、扭曲了中國,年輕時的賀衛方覺得,要為國家做有意義的事情,或是做一個有意義的人,這件事本身沒有意義。

直到1989年,政治和死亡再度攜手來到他眼前,逼得賀衛方不得不直視現實。

6月4日早晨五點鐘,賀衛方被激烈的敲門聲驚醒,他的同學兼同事站在門口、滿臉的淚水,喊著他的名說:「衛方,殺人了!殺人了!」賀衛方趕到學校門前,學校主樓前的小廣場拉進了5具屍體,鮮紅血液流滿地面。

「那一刻,我就覺得,哎呀!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賀衛方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清楚明白法律演進史就是逐步限制政府權力的歷史,就是讓任何衝突逐步回歸理性的平台,好加以判斷、解決的歷史。賀衛方問自己,「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逐漸走向限制政府的權力,走向任何衝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決,而我們眼前這樣一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還是一個野蠻國家、還處於叢林的狀態?」

那5具躺在地上的年輕屍體,排列成賀衛方對現世中國的基本叩問。90年代以降,他便入世,從教學、演說、著述開始,一點一滴推動他理想的司法改革。

1998年,賀衛方38歲,他應報紙《南方周末》之邀,寫法學專欄「法眼」。首篇文章〈復轉軍人進法院〉便直批軍隊集團陋習,指法官如同醫生,皆是人命關天,退役軍人若要成為法官,理應受過專業法學教育,並符合法官任職的其他要求。

這些今日看起來再稀鬆平常不過的論點,在當時卻掀起軒然大波,因為賀衛方的筆實在鋒利,刀刀見骨。

他寫到,「醫生固然是人命關天,難道法官這種職業不是人命關天麼?差異當然是有的,那就是醫生是把將死的人往活裡救,法官則經常是把個大活人往閻王那裡送。但他們的職業都關乎人命卻並無二致。⋯⋯人頭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昏官或贓官錯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嗚呼之後,什麼都完了。平反昭雪之類,不過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後人而已。」

結果是軍方逼著《南周》道歉,但此議題也因輿論討論引發更高重視,吹響中國法律專業化的號角。終於在2000年,中國確立司法執業門檻為大學本科教育(四年)畢業,同時確立要做法官或律師,必須通過司法考試方可執業。

半死不活的時刻 堅信普世價值

這樣的公知力道在日後日益猛烈,他到各地演講、接受媒體訪問,不遺餘力展開宣揚普世價值的「佈道大會」。

譬如言論自由,2005年接受《鳳凰網》訪問時他說,「我們不是豬、不是狗,可以說吃飽了我們就沒事了。我們是人,我們人需要表達自己。」譬如大學獨立,2008年北大畢業典禮上他致詞,「獨立即不畏權勢,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與學習中以學術與知識的本源為指向,不受任何非學術因素的干擾。」

但習近平上台後風向轉變,對高校教師開始祭出「七不講」,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不少知識份子噤聲,或轉而在任何關於自由與公民的字眼前加上「中國特色」。但賀衛方卻依然亳不改色暢談普世價值。

2014年接受《財新》訪問時,他說「一個良好的社會方式,一定是最大限度開放言論空間,哪怕是對政府表達不滿或是激烈的觀點⋯⋯沒有哪個真正追求正義的政府是因為言論自由而倒台的。」

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賀衛方談新聞自由重要性在監督和揭露社會的貪腐,但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我們總是能把喪事當喜事來看,出現了之後我們就說這體現了黨反對腐敗的決心,但是不斷的出現,大家不就覺得你這個黨就是腐敗的黨。這沒辦法解決問題。」

然而就在《報導者》專訪前一天,傳來中國敢言雜誌《炎黃春秋》發表停刊聲明。聲明指出有關當局侵犯中國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出版自由,更派人強行進入辦公室,竊取、修改官網密碼。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法制在追求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在賀衛方看來,如今已是「半死不活」。

賀衛方解釋,90年代因為鄧小平推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保障,司法改革變得非常活躍。但是2003年保守派周永康掌權,從身兼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部長到全面負責中共政法工作,社會風聲鶴唳,追求普世價值的行動也逐漸褪色。

近年中國更進一步緊縮與打壓自由空間,相關行動逐漸外溢到香港或台灣,在媒體上「被道歉」的事件頻傳,賀衛方認為當前種種的背後是「疊加效應」所致。

他分析,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文革思想色彩和拯救政黨、重做世界共產主義領袖的野心,加上人們期盼強人出世,才能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再疊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的自我感覺良好,層層疊疊構築出一股龐大的社會保守力量。

於是中國可以不遵守過去承諾,也可以不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我不願做的事情,你拿我也沒辦法。我到香港去拿你銅鑼灣書店的人給抓來,怎麼了,你不高興,你有辦法嗎?你拿我怎麼辦?」

賀衛方形容,這是接近晚清時期「一種不知好歹,不理解真正的是非,不懂得究竟對方要求的是什麼」的「可笑狀態」。於是本來要用來向台灣展示「一國兩制」可行的香港,港人反倒愈來愈離心離德,台灣這邊更是出現「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口號。

「你用蠻力、用強權,最後變得愈來愈孤家寡人,」賀衛方語重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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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參訪,與白色恐怖受難人吳俊宏交流。 (攝影/林佑恩)

直視幽谷而生的力量

由蠻力和強權組成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在賀衛方身上施展了力量。

賀衛方在2009年不明不白地被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援教育。問起他真正原因,他只淡淡說不大好說,因為北大也沒跟他明確說過緣由。倒是賀衛方的好友,作家章詒和在他倆合寫的隨筆集《四手聯彈》裡寫道,「別人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興——一個思想觀念頗新、中國文人氣質頗濃的學者,終有一個撲向大自然的機會了!」

那段時間,老莊「自然無為」的氣息又在賀衛方身上重現。他形容那2年「太美好」,獲得「莫大的收益」,更引發他探索當地歷史語言文化,「變成一個半瓶子醋的新疆專家。」

雖然賀衛方對自己的處遇總能退一步看,但在2011年終究感受到了恐懼與死亡的威脅。

時序回到2007年,薄熙來在入主重慶,開始「唱紅打黑」大戲,弘揚共產主義、打擊黑社會,以維護社會穩定。過程罔顧法制,冤獄頻傳,愈演愈烈。

2011年,賀衛方忍不住寫下〈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那一份理想——致重慶的公開信〉一文,直陳重慶時局「令人恍然有時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信中指出「打黑」行動中判決過程違憲、違反審判獨立和程序正義,更直接點名當時的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對他說「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記者問他,寫這封信時為什麼恐懼?賀衛方回答,「我認為如果他們真的急了眼,會把我幹掉。」

所以賀衛方決定率先一步,在文章最後提及關於死亡的問題。「無論是權傾一時者,還是屈辱偷生者,生命註定是朝向死亡的⋯⋯砍頭和槍殺都會留下可怕的傷痕,不過,那卻是一種無需治療的創傷。」

因為死了,所以無需治療。「寫出來之後變得更釋然。如果真的出了那種事,我想想我自己活的時間已經比我父親長多了,」賀衛方又笑。

這封信在博客上發表後,成為賀衛方這輩子寫過迄今影響最大的文章。

將近28萬的閱讀量,上萬條評論,轉發不計其數。法律界、關注法律的、廟堂之上的人都讀了。該文並收錄在商務印書館《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萃》書中,成為2011年的代表文章。

個體在恐怖體制存活的策略是什麼呢?賀衛方自有其見解,「人有時候減少自己危險的方式是,把自己做得愈來愈有影響力,你的危險度就降低一點。」另方面,賀衛方把自己定位為「只是說說」的「倡議者」而非「行動者」或「組織者」,採取似水委婉、不輕易與人激烈碰撞的態度來應對外部的力量。

與警察或黨委喝茶談話時,「我會很溫和但是堅定地回應他們,告訴他們我自己相信、我自己追求的目標和表達的觀點,我認為是更加合理的政權,而且更加對黨好,對國家好。我並沒有要去破壞國家的任何意圖。」

談到中國經濟實力讓台灣也許會自我閹割以分享果實,進而遺忘自己所擁有的,賀衛方感嘆,許多人太功利,商人太珍惜自己的市場機會,或是太不了解共產黨的缺陷,反而容易轉身吹捧甚至擁抱令人顫抖的過去。

曾經親身經歷災難、用身體銘刻傷痛的人如他,則會永遠保持警惕。

專訪當天下午,賀衛方參觀了景美人權園區,眼前曾是軍事法庭、看守所的建築,化成教育和紀念的歷史遺物,他認為這在在印證「其實人類社會必然走到一種普遍化的尊重人權,尊重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追求。我相信這種東西是普世價值。」

如果台灣的過往歷史,不公不義的司法判決是中國的每日現實,而「天亮之前那段時間特別黑」,賀衛方仍會持續傳道論法,直到天亮的那一刻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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