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確，圍繞電影《沒有別的愛》所發生的系列事件，都是政治事件。也很必然，作為事件結果，一元化的霸權統識獲勝，國族大義壓倒一切。

但事件中各方人士的身份、權力關係、行為訴求、心態變化等更微觀的政治（micro-politics）卻被遮蔽。看不清、甚至看不見的東西可能不少，大約有：

並不享有言論和網絡自由的中國網民，與操控自媒體的資本集團的話語爭奪，由此發洩掉了南海爭端所聚集的愛國戾氣；策動本次群眾運動的共青團，充分向太子黨表達了忠心；參與合拍片的國外演職員的意識形態，與本地文明的衝突達到了新高度；當某些人將演藝界的名利爭奪置換為「統一／分裂祖國」時，其便享有百分之百的勝算；寫出三千字的戴立忍與發佈道歉視頻的水原希子，人格上已萎縮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人」⋯⋯

當國族政治成為「政治」的唯一內涵時，我們似有必要尋覓一下被鐵馬戰車碾碎的殘肢斷臂，嘗試拼合，以還原可能的真相，找回起碼的公平。

中共黨文化中的「道歉」不等於Say Sorry，而是與「檢討」、「交代」、「認罪」（Confessions）等詞彙同義或相近。而「道歉」基本離不開這樣幾個範疇：身份說明、歷史澄清、事件細節和悔過。

網民「圍堵」戴立忍時，反復逼問：「你是不是中國人？你認為台灣是不是中國部分？」這是兩道必答題，只能說「是」或「否」。更可怕的是，問者心中早有答案，假設你說謊或答錯，便罪加一等，這叫「不老實」。假設你為此解釋，便罪上加罪，名為「狡辯」。一旦這類提問出現，意味著政治審查和身份甄別的開始，當然是有罪推論，不然不會來審查和甄別你。接下來將實施的懲罰無論為何種，都具絕對合法性，而你已喪失基本人權。

這種政治行為，從延安開始，皆為群眾運動方式，延續至今。運動名稱多樣：整風、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四清、批武訓傳、反右、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腐倡廉、唱紅打黑⋯⋯經審查和甄別出的「敵人」稱謂也繁多：老虎、特務、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資派、牛鬼蛇神、境外勢力、貪官、黑社會分子、台獨、港獨⋯⋯

當年那些「敵人」，假設有權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辭，就不必經歷車輪審訊、暴力抄家、親屬株連、寫檢查、遊街批鬥、下放勞動等了。今天的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遭遇及成因，是歷史傳統使然。只不過，事件推進的場域在自媒體上，可效果依舊為：毀你名譽、株連親屬、停止工作、顛覆人際關係、精神恐嚇⋯⋯

我們可拿戴立忍的「三千字」，做個多向度比較，如下：

對比戴立忍聲明的家史部分，何其相似。同時，對一些他因不知而為、甚至別人為之的事，都要細細交代，比如參與有民進黨背景的活動，不相識的人推舉自己做區立委候選⋯⋯當然，我們可理解為戴導演謙卑有禮，且熱心公共交談。但不能忘記，如此「交談」的前提為：當事人及其朋友受到了網絡暴力的脅迫，其事業蒙受了損失。

如上文字講出了兩件重要的事：

（1）每位道歉者都是不自由的，都有一位親人淪為強權的人質。朋友面臨大困境，足令戴立忍低頭，何況女友亦被網絡暴民圍攻。

（2）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轉化，是非常輕易的。15年前，趙薇為某時裝雜誌拍圖片，所穿服裝圖案酷似日本軍旗，引起抗議，儘管其連發三次聲明，其中包括兩則道歉，但還是在演唱會時遭人潑糞。而今，她卻成了出爾反爾與朋友劃清界限的那一位。

這兩件事不僅可說清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處境，也能照見出香港銅鑼灣書店5位書商的遭遇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抉擇。

中國司法不獨立，人人得而抨之，而是否境外機構，及資源從哪裡來，根本不是重點。90後律師助理微博與戴立忍所寫：「過去我參與公民運動是社會參與，並非起於政治行動⋯⋯」，皆為似是而非的語言。所指與能指的分離，無法嚴密表述，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是人格萎縮狀態的特徵之一。戴立忍和水原希子，與趙丹、言慧珠、銅鑼灣書商、90後律師助理皆失去了自由，他們內心的煎熬及未來可能的不堪回首，應較類似。

在沒一個人是安全的國度，每個人的家人都可能是「人質」，自己也隨時成為「人質」。故而，本次事件的各種參與者：具體的某位網民，藝人、藝人的朋友家人、資本家、政治力量⋯⋯都隨時可能輕易調換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成為別人棋子的同時，也可能掌握著別人的命運⋯⋯

曾輸出革命到歐洲、南美和東南亞的中國，絕對是與時俱進的，其不但掌控了社交媒體（自媒體）、也完全懂得如何使用其來發動群眾運動。這算不算「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表現之一呢？但起碼從現象上來說，中國依舊在提供一種政治奇觀，也就是：充分利用人性中的孤獨與無助，不僅把當前世界第一的極權國家運作得生機盎然，並再次向世界輸出其價值觀，即所謂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夢。

香港的朋友比較單純，問過我兩個問題：

一、「中國夢」的橫幅貼在街上，行人看到其實是怎麼想的？

二、中國外交官總說些奇怪的話，一聽就是謊言，他們真認為別人能信嗎？──我曾用同一個內容嘗試回應過：誰都知那是謊言，並以為保持不理會，散布謊言的機器就永遠不會來找自己；而「機器」卻根本不在乎其散佈的話有多蠢，因你們明知我蠢，依舊擁護我至今，不但說明我的統治有效，且你們也真心認同，這才是最重要的。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寫過如下的場景：

「1751年3月2日，達米安因謀刺國王而被判處『在巴黎教堂前公開認罪』，他應『⋯⋯被送到格列夫廣場。那裡將搭起行刑臺，用燒紅的鐡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凶器的右手，再將熔化的鉛汁，沸滾的松香、蠟和硫磺澆入撕裂的傷口，然後四馬分肢，最後焚屍揚灰』。」

「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報》描述道：『⋯⋯達米安反復呼喊：『上帝，可憐我吧！耶穌，救救我吧！』聖保羅教區的牧師年事已高，但竭盡全力地安慰這個受害者，教誨在場的所有觀眾。」

法國大革命後，國家以建立監獄、學校訓導等「輕柔」的方式，替代中世紀酷刑，懲戒方向由肉體轉向心靈。但在資訊發達的全球化時代，仍不經法庭審判，在「愛國」名義和黨刊帶動下，民粹群眾公開凌辱可能的不同政見藝人，進而規訓大衆必須遵從其非法的規則。於是這一回，我們聽到了戴立忍和水原希子受刑時的「呼喊」。那麼，上一回是誰呢？周子瑜嗎？那下一回呢？

在如此情勢下，我的觀點是：理解、同情並寬容「道歉者」，但只要哪怕多一位願堅持的少數派，我們都應極珍惜并盡全力支持，以為將來保留哪怕很小的可能性。我更願意相信：當「國族政治」唯上時，「知行合一」方顯公民本色。

2016年7月18日　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