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塞爾,做一名穆斯林
「妳是哪裡人?」
電車站牌前,阿瑪拉(Amal)被一個阿拉伯面孔的男人攔住,沒頭沒腦就拋來一個問題。
阿瑪拉被問得莫名其妙:「我是比利時人啊。」
「不是,」陌生男人指著她頭上的頭巾(hijab),語氣堅持:「我是問妳從哪裡來?」
阿瑪拉知道他要問什麼,顯得有些無奈:「我爸媽來自摩洛哥,但我生在比利時。」
男人似乎滿意了,用阿拉伯語對她說一句「好女孩」,就轉身離開。阿瑪拉望著他走遠,又好氣又好笑。這不是她第一次被問類似的問題。24 歲的她,從小在比利時法語區的列日長大,後轉來布魯塞爾念大學,法語是母語,英語也還比阿拉伯語流利。摩洛哥她只在小時候去過一次,印象中就是個天氣很好、很熱的國家。
「為什麼戴頭巾就不能是比利時人?」阿瑪拉雖然能理解男人對於她身份的質疑,卻依然憤憤不平。她認為自己不算特別虔誠,只是從 13 歲開始就堅持戴頭巾,與其說是信仰,更接近一種身份認同。
對於某些「脫掉頭巾,才代表自由」的論點,她表示不以為然:「如果一個國家的自由只有單一選項,那麼這和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又有什麼兩樣?」 

選擇戴頭巾,不等於選擇保守

在比利時年輕一代裡,阿瑪拉的決定並不是少數。儘管不在移民聚居的區域,地鐵、圖書館、商場內也依然常見戴著各色頭巾的年輕女孩,說著流利法文,和朋友們一起看電影、讀書、購物。近年西歐反伊斯蘭浪潮節節高升,她們頭上的小小堅持,既是勇敢,也似乎是表現對這個社會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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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穆斯林女孩頭上的各色頭巾,在敏感時機顯得特別亮眼。(攝影╱林禹瑄)
年輕穆斯林女孩頭上的各色頭巾,在敏感時機顯得特別亮眼。(攝影╱林禹瑄)
然而在西方城市做一名穆斯林,阿瑪拉承認生活裡有時也需要妥協。「我會和男生朋友貼臉問好,和朋友吃飯也不會堅持一定要吃清真(halal)的肉。」
「反而有些剛認識的人會因此大驚小怪,問我:『妳戴頭巾,不是應該很保守嗎?』」她笑著說。
比起吃食,修剪頭髮更讓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困擾。在一般街上擁有大面落地窗、來往行人一覽無遺的理髮店裡,顯然容不下任何頭髮的隱私。女穆斯林若想順利在一般理髮店剪髮全憑運氣,溝通不順還容易引起爭端。2013 年法國馬賽就有一名戴頭巾的女穆斯林,因為要求較隱蔽的剪髮空間而遭理髮店老闆辱罵的案例。
一般較安全的做法是直接到認識的理髮師家中,或尋找只存在於穆斯林社區、少數用紙板或廣告擋起玻璃窗的理容店,但若非當地熟人,自然得費上一番工夫。 

應有盡有的摩洛哥街

對於男性,理髮同樣可以區隔出族群。不同族群的理髮去處,從理髮店外的廣告模特兒就可以看出端倪。
一個午後,布魯塞爾西南部安德萊赫特(Anderlecht)近地鐵站,一家寫有阿拉伯文的理髮店內,坐了一排北非裔男人。年輕的理髮師手法飛快,剪髮也修鬍,最擅長的就是店外海報上兩側剃平、中間微微聳起的剛硬髮型。頭髮細軟的白人,自然很少踏進來。
36 歲的摩洛哥人亞梅勒(Jamel)每個月固定會來這裡剪一次頭髮,有時經過看到熟人,也踏進來聊聊天。他 22 歲來到比利時,先是在一所烹飪學校上課,後來哥哥在布魯塞爾開了一家水煙吧,便轉到店裡幫忙。
離開理髮店,他走過幾家經營比利時至摩洛哥客運的店面,轉進莫里斯大道(Boulevard Maurice Lemonnier)。這是布魯塞爾市中心的主要幹道之一,連接安德萊赫特和觀光客雲集的舊城區。大道西段短短 200 公尺的距離裡清真肉鋪、傳統麵餅店、阿拉伯文書局、清真寺、茶館林立,若非天氣陰冷,幾乎就要是摩洛哥首都卡薩布蘭加的街景。
「我不用離開這條街,就可以像在摩洛哥一樣生活。」亞梅勒邊走邊說。
這天的布魯塞爾因巴黎事件後續搜捕行動而處於最高警戒,學校停課、地鐵停駛,前一天深夜警方剛在布魯塞爾移民聚居的區域發動搜索,逮捕了 16 人,其中一個地點就在這附近。微雨的街上稍嫌冷清,然而推開麵餅店或肉鋪大門,依然是食物香味四溢、顧客不絕的日常光景。
一輛警車急急駛過,亞梅勒臉上表情複雜:「一方面我討厭媒體把穆斯林一體化,一方面我也覺得很好,表示他們總算願意看見這裡發生的事了。」
如同隔鄰的莫倫貝克(Molenbeek),安德萊赫特一直以來也都是毒品、槍支等黑市猖獗的地區,卻始終為當局所忽視。布魯塞爾最為人知的黑市交易地點,雷蒙斯廣場(Place Alphonse Lemmens),就位於安德萊赫特。廣場旁坐落著布魯塞爾聲譽最差的普羅維登斯中學(Institut de la Providence),監獄般的高牆裡面,幾乎看不到白人臉孔的學生,缺課率高,師資嚴重不足。
根據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的調查,比利時移民子女中學輟學的比率高達 28%,除了因為早婚、早孕盛行,以移民二代為主要學生來源的學校大多管理鬆散、資源不足,所學的技職教育在比利時勞動市場又前景茫茫,學生索性翻出課堂,街頭上找自己的路。 

法律條文外的隱形歧視

除了教育機會,勞動市場上的種族和地域歧視,亦是比利時眾所皆知的潛規則。法律上的反歧視條款寫得分明,然而現實生活裡,不同五官輪廓的面孔、與宗教相關的衣著、履歷上受教育的地點,甚至住址中透露的居住地區,都是歧視可能發酵的明顯目標。
亞梅勒在到哥哥店裡上班以前,就有許多面試失敗的經驗。「這種歧視法律根本禁止不了。就算我不說,老闆不問,誰看不出我是摩洛哥人?」  
這類歧視舉證困難,僱主也不會承認,卻逐漸累積出統計數字上的鴻溝。2014 年,比利時本地人失業率為 7.2%,外地出生人口的失業率卻高達 17.6%,兩者之間的差距,在歐盟內只略小於深陷經濟危機的西班牙。
第二代移民阿瑪拉的求職之路也不甚順利。大學主修國際關係的她,畢業後選擇留在布魯塞爾,一邊靠幾個兼差生活,一邊尋找正職工作,過了兩年才終於應徵上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專案企劃,下週要開始上班。
全球青年失業危機下,高學歷、語言能力強的非技術人才普遍都面臨就業困境,但對第二代移民而言,他們要面對的困境也許更難解。根據 2010 年安特惠普大學的研究,在相同學歷、母語條件下,50% 以上的比利時裔人(belgo-belgian)大學一畢業就有工作,卻只有 28% 的第二代移民能有相同際遇。
對於這些數字,阿瑪拉倒不是那麼在意,又或者說,在意了也無濟於事:「我覺得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會因為頭巾就不錄取我的老闆,大概也不會太尊重他的員工。我會做好我的工作,跟其他人都一樣。」 

族群融合,跨不出腳步

下午 4 點,亞梅勒煮了簡單晚餐,準備吃完出門上班。他位於巷子內 2 樓的公寓不過 12 坪左右,勉強隔出了房間、客廳和廚房。公寓的天花板低矮、光線陰暗,但單身、上夜班的他已經十分滿意:「一個月房租 450 歐(約新台幣 16000 元),在其他區域很難找到這樣的價錢。要搬家,也不知道能搬去哪裡。」
根據布魯塞爾統計處(BISA)的資料,安德萊赫特市的平均房租和房價都是全布魯塞爾最低,大半居民都具有移民背景。亞梅勒的鄰居幾乎都來自摩洛哥,除了樓上一個比利時老人,也是他最常談話的當地人。
談什麼?「你好,天氣怎樣,再見。就這樣。」亞梅勒聳聳肩,族群融合對他來說是一個太遙遠的議題,不知自己少做了什麼,也似無必要。「我現在生活過得蠻好的,這裡什麼都不缺。工作、看電視、睡覺,再有錢的比利時人不也都這麼過嗎?」
客廳角落的電視是這個狹小空間內最光亮的部分,他來回轉著卡達、伊拉克、埃及等地的電視台,無一不正播報著法國在敘利亞發動空襲的消息。戰鬥機的畫面倒映在他牆上掛的《可蘭經》經文上,來回閃爍。「戰爭總是沒完沒了。100 年前,他們也是這樣打摩洛哥的。」
「真正的穆斯林不會殺人,殺一個人等於殺了全世界。」他搖搖頭,關掉電視,走進深秋的暮色。這天沒有地鐵,下班的人們都走在路上,從市中心慢慢往外圍移動。
亞梅勒縮起肩膀,逆著人潮,一路要走到城市的中心,削瘦的身影顯得特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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