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困境
布魯塞爾──多元文化或平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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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剛過,布魯塞爾市中心還洋溢著過節的氛圍。逛街購物的人潮擠滿了街道,從著名景點尿尿小童附近的大廣場(Grand Place),一路往北沿著商家林立的新街(Rue Neuve),直到地鐵羅吉爾站(Rogier)將近 1 公里。滿街燦亮燈飾下人聲嘈雜,只有街角偶然可見持槍警察和軍人來回逡巡,帶來些微冷肅氣氛。

一組電視記者趁著燈光亮起,在大廣場一角架起器材,攝影記者朝手持麥克風的女記者擺了擺手,要她站到鏡頭可以帶到警察的位置。 

「我現在在布魯塞爾大廣場,目前布魯塞爾依舊維持在三級警戒⋯⋯,」她的聲音很快被淹沒在身旁人群的談笑裡,幾個年輕人嘻嘻哈哈地經過,其中一個還笑著對鏡頭揮了揮手。

布魯塞爾不是個習慣被注目的地方。儘管做為歐盟總部所在地、位處歐洲中心,這個距離巴黎只有一個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小國首都,夾在法、德兩大國中間,始終在國際關注的焦點之外。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因應希臘歐債危機、歐洲難民危機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在這裡舉行;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上巴黎的陣陣槍響,更讓全世界驚恐的目光,一瞬間聚焦到面積只有台北市八分之一大的布魯塞爾。

巴黎恐攻的主要 8 名嫌犯中,有 3 名從這裡出身,包括至今仍然在逃的阿布岱斯蘭(Salah Abdeslam)。為此,布魯塞爾從去年 11 月底就一直處於高度警戒狀態,軍警滿街巡邏。

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是恐攻的陰影,但背後其實是長年難民的持續湧入,以及存在更長久的,移民二代的適應不良。深入布魯塞爾這座城市,可看到歐洲大城目前面對的問題。

世貿大樓底端,難民大排長龍等床位

從羅吉爾站往北走 600 公尺就是布魯塞爾的世貿大樓(WTC),高樓底端一個側門掛著紅十字會的標誌,兩旁的人行道上擠滿了疲憊與焦急的老少難民。門口的警衛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今天 1,000 個床位已經額滿,我們會盡可能幫大家安排。」

門外人聲嘈雜,門裡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也是一片忙亂,趕著為分配不到床位的難民尋找住宿。儘管隨著氣候轉寒,抵達比利時的難民人數有所下降,但是難民中心和臨時收容所依然不堪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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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大樓下,難民冒著寒風排隊等待紅十字會室內床位。(攝影╱林禹瑄)

2015 年 11 月以來,作為第一線收容中心的紅十字會,每天都必須仰賴熱心市民提供接待住宿,才有辦法稍稍緩解門外苦等床位的難民人數。善心人士較少的日子裡,難民只能就地露宿街頭,幾十個人相互依偎,度過漫漫長夜。

「這裡不是歐洲的中心嗎?為什麼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來到這裡,卻連一個床位都等不到?」一名已經在人行道上露宿 5 天的阿富汗難民忍不住抱怨。

就算等到了床位,往後他要等的時間還很長。光是去年 7 月至 11 月的庇護申請人數,就已超過比利時政府前一年的受理總數。難民遽增的壓力下,原本遞交庇護申請當天就可完成的指紋採納,現在必須等待至少 18 天;正常為期最多 6 個月的申請程序,如今可能要拖個 1 年。

歐洲社會風氣正在轉向。幾個月來一連串的負面消息、以及不見減緩跡象的難民潮,讓原本不少支持、同情難民的民眾,開始感受到切身威脅,進而對收容難民的政策心生芥蒂與遲疑。

右派大黨新弗拉芒聯盟(N-VA)佔上風的比利時聯邦政府,從來就對處理難民議題不甚積極,民間氛圍也日漸冷淡。有團體在 2015 年 12 月提出連署書,要求政府增加難民收容床位,在網路上流傳了 3 週,連署人數還達不到預計的 4 千人,與 9 月底兩萬人上街聲援難民的熱烈場面,形成冷峻對比。

比利時民眾對難民的相形冷漠,和巴黎恐攻嫌犯的摩洛哥穆斯林二代移民身分也有關係,8 名嫌犯,有 3 名出身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Molenbeek)。當地人除了擔憂恐怖分子偽裝成難民,多數敘利亞、伊拉克難民的穆斯林背景,也造成了本地人的疑慮。

難民也感受到了進退維谷的荒謬處境:「我們不危險,但我們生活在危險裡」、「巴黎事件的可怕與殘暴,正是我們想逃離的夢魘」。受害者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卻被視為加害者的一部分,聲音微弱的辯駁又有多少人願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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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湧進購物的人潮,原本不過耶誕節的穆斯林,也熱衷於搶購打折商品。(攝影╱林禹瑄)

移民和難民原屬不同範疇,然而隨著移民後代發動的恐怖攻擊頻率愈加頻繁,難民的命運也慢慢和歐洲社會對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觀感聯繫在一起。巴黎事件後,原本就對難民不友善的波蘭、斯洛伐克等國,拒絕歐盟難民分配計劃的態度更為強硬。

為迎接難民而獨排眾議大半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去年 12 月中一次黨內談話中,語氣強烈地強調難民學習德文與德國文化、融入當地社會的重要性,隨後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事實是,多元文化主義導致平行社會。」

布魯塞爾:多元文化並存或平行社會?

在申根區遷徙自由的原則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現今西歐各大都市都是眾多文化、種族的聚居地,然而布魯塞爾可能是其中最極致的一個。

從 1960 年代政府引進摩洛哥土耳其勞工,到 21 世紀初期波蘭、羅馬尼亞等地移工湧入,以至近年興起的中東難民潮,位於歐洲中心的布魯塞爾一直是各方文化的交匯之地。

2013 年統計,布魯塞爾的穆斯林居民占了 26%,遠高於鄰近巴黎的 15% 和柏林的 9%;根據 2015 年世界移民報告(World Migration Report),布魯塞爾現有的 117 萬居民中,62% 都不在比利時本地出生,比例為全世界城市第二高,僅次於全球商業密集的杜拜。

走在布魯塞爾街頭,路標和店家多有荷、法語雙語標示,路旁黎巴嫩、波蘭、越南等各國餐廳林立,身邊路人以英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交談的聲音混雜。幾個剛放學的高中少女嘻嘻哈哈地走過,有的戴著花稍的頭巾(hijab),有的長髮飄散在空中,都是青春飛揚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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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門口坐滿摩洛哥裔男人。(攝影╱林禹瑄)

「我喜歡布魯塞爾,就是因為這裡什麼都混在一起。」一名剛定居布魯塞爾的比利時人說。

另一方面,大量的移民人口,也促使本地人口移出這個城市。而「混在一起」正是他們選擇移出的理由。 比利時魯汶大學一項研究指出,63% 的比利時人住在只有本地人的社區;身處文化多元的國家,卻只有 46% 的比利時人與移民背景的朋友往來。 

「布魯塞爾裡面摩洛哥人很多、很亂,大部分的人都說法語。」來自弗拉芒荷語區(Flemish Region)的茱莉(Julie)解釋,為什麼她在布魯塞爾火車站上班,卻寧願和男友住到市外南邊,每天開車通勤。

與她做相同決定的本地人不在少數。

上下班的尖峰時段,長長車龍塞在環繞市中心的地下道裡,幾乎動彈不得。2014 年,布魯塞爾連兩年被評為北美和西歐交通堵塞最嚴重的城市。

本地人口的移出,帶來的不僅是交通阻塞、族群隔閡,還有集中化的貧窮。2013 年,布魯塞爾生活在歐盟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占了 30.9%,遠高於全國的 15.5%;2014 年,布魯塞爾地區的失業率是 18.5%,遠高於比利時平均的 8.6%。

居民的低收入也反映在地方政府的稅收上,布魯塞爾常被歐盟外派人士抱怨基礎建設老舊、公共運輸不便,窮困的市政府也無能為力。布魯塞爾的產值為歐洲城市第二,城市裡的居民卻一點也沒有富有的感覺。

於是表面頂著「歐盟總部」、「民族大熔爐」光環的布魯塞爾,似乎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被大多比利時人在心裡劃界開來的地區,只屬於工作,不屬於生活;只作為象徵性的首都,而平行於比利時社會。

走進莫倫貝克:從貧窮、穆斯林,到恐怖分子

當巴黎事件發生後,布魯塞爾淪為恐怖主義的歐洲首府,比利時內政部長亞姆邦(Jan Jambon)氣急敗壞地誓言要大力整頓莫倫貝克、清查戶口,不只全世界在問布魯塞爾怎麼了,比利時政府以及布魯塞爾外的居民,似乎也難以說明白,布魯塞爾究竟住了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就連布魯塞爾市民,大多也對莫倫貝克的現況十分陌生。從市中心的大廣場往西到莫倫貝克只有 1.5 公里,中間隔了一條沙勒羅瓦運河(Canal Bruxelles-Charleroi),河面不寬,卻是明顯的疆界,分野出富裕與貧窮。 

攤開布魯塞爾居民平均所得圖,市中心以東的幾個地區所得都遠高於全市平均,西側沿著運河周圍則形成一道低靡的弧形區域,因形狀被暱稱為「貧窮可頌」(croissant pauvre),摩洛哥人聚集的莫倫貝克和安德萊赫特(Anderlecht)、土耳其人群居的聖若斯(Saint-Josse)都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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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2014 年布魯塞爾居民平均年收入圖。淺綠至深藍的色塊,代表收入由低至高。圖中紅線框起的淺綠色塊集中區,即為運河周圍的貧窮地帶,因形狀像可頌麵包,又被暱稱為「貧窮可頌」,幾個移民人口聚居的區域都包含其中。*資料來源:布魯塞爾統計處(BISA)

如今蕭條的運河,在 70 年代以前一直是工業與經濟的重心,運輸大量煤礦,各式工廠沿河密集設立。儘管周遭環境不佳,便宜的房價仍吸引中下階層的工人就近居住;1960 年代比利時政府大量引進的摩洛哥、土耳其移工,都以這個區域為主要聚居地。70 年代產業結構轉型,工業漸漸衰落,本地工人紛紛轉行、搬遷後,貧窮地區仍然貧窮,居民卻從低階勞工轉成了移民。

如今的莫倫貝克,80%的居民是摩洛哥裔,平均月收入776歐元(約新台幣 27,000 元),幾乎只有比利時平均月薪的三分之一。 

「運河那邊很亂、很危險,晚上很有可能會被槍殺。」老布魯塞爾人克莉絲汀(Christine)總是這樣告誡外地來的人,40年來,她從未靠近過運河。在布魯塞爾,與她抱持同樣想法的人不少;巴黎事件後,市民對該區域的偏見與排斥更是有增無減。莫倫貝克的代稱從「貧窮」、「穆斯林」,又成了現今的「恐怖分子」,彷彿一步步邁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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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魯塞爾市中心的大廣場往西到莫倫貝克只有1.5公里,中間隔了一條沙勒羅瓦運河,分野出富裕與貧窮。如今的莫倫貝克,80%的居民是摩洛哥裔,平均月收入776歐元,只有比利時平均月薪的三分之一。(攝影╱林禹瑄)

但不畏流俗、反其道而行的人還是有的。巴黎事件後一週,長期從事布魯塞爾街頭深入導覽的團體「走進布魯塞爾」(Brukselbinnenstebuiten),在莫倫貝克舉行了一場免費社區導覽。擔任解說的畢夏普(Bart de Bisschop)來自弗拉芒荷語區,在莫倫貝克已經住了15年,是該區現今的20%非摩洛哥裔少數居民之一。

「如果大家都不跨出腳步,彼此的鴻溝只會愈來愈深。」一開場,他便言簡意賅地說明了辦這場導覽的緣由。

「莫倫貝克其實很早以前就開始嘗試族群融合。」溼冷的下午,畢夏普不顧眼鏡上的霧氣,表情真摯,努力要讓眼前半害怕半好奇的外人們,真正了解他的社區。在他眼裡,莫倫貝克絕對不同於連日來那個媒體上所描述的、絕望而危險的貧民窟。 

1993年,穆羅(Phillippe Moureaux)當選莫倫貝克市長,本身即娶了一位摩洛哥裔穆斯林妻子的他,對於族群融合顯然抱持著極高的理想。在他近20年的任期內,除了對移民採取寬容政策,吸引更多摩洛哥移民遷入之外,也嘗試擴展比利時裔的本地族群人數。

他重新進行都市規劃,在運河周圍建了一些有設計感的新公寓和公園,創辦園藝、手工藝等社區課程,吸引了不少崇尚多元文化的年輕布爾喬亞 (意即資產階級) 人士入住,同時避免仕紳化(gentrification)排擠了低收入者生存空間,設立了國民住宅,讓弱勢居民得以依所得繳付房租。

一切看來美好,然而就巴黎事件過後的輿論看來,這些努力似乎完全付諸流水。 

2015年11月底的民調顯示,65.1%的比利時人認為莫倫貝克市長穆羅對穆斯林文化的寬容,同時也促成極端主義的傳播,讓恐怖分子有機會崛起,必須為比利時如今的反恐失敗負最大責任。

就連過往的居民也對他表示失望。荷籍攝影師佛頓(Teun Voeten)曾經在莫倫貝克住過9年,2014年才決定搬出。他說自己再也無法忍受住在一個愈來愈保守化、許多商店買不到酒、極端分子傳單四處可見的社區。他在刊登於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莫倫貝克傷透了我的心。」

忘記偏見,比忘記恐懼更難

然而擔任解說員的畢夏普有不同的想法:「沒錯,我們有少數激進的清真寺、教長伊瑪目,但搬出社區並不能解決問題。主流社會的迴避只會讓邊緣人更邊緣,再從邊緣轉成極端。你必須真的踏進社區,跟不同族裔相處。」 

在搬進社區以前,他一直以為自己對異文化已夠包容,直到有次參加女兒的學校表演,他不經意地隨口讚嘆「那個摩洛哥小男生表演得真好」,卻換來女兒的一陣疑惑:「爸爸,大家不是都比利時人嗎?哪個摩洛哥人?」他才發現自己潛意識裡始終存在的疆界,將不需被歸類的,也悄悄地分成了兩邊。

「文化上的偏見有時很幽微,不是一句『我很包容』就足以消除的。」
畢夏普(Bart de Bisschop)

另一位比利時裔的莫倫貝克居民勞莫涅(Alexendre Laumonier)在巴黎事件後也發表了他的看法,他對聯邦政府誓言要「整頓莫倫貝克」樂觀其成,同時也期待莫倫貝克能有一些比利時的傳統小酒吧,讓各種族的居民可以一起坐下來,分享生活:「摩洛哥人的茶館從來看不到女人,我不認為那是個平等、令人舒服的地方。」

比利時人不適應摩洛哥人的茶館,摩洛哥人是否又會適應比利時人的酒吧呢?運河兩岸,比利時酒吧和摩洛哥茶館各據一端,遙遙相望,彷若真的被河水分出了平行世界。

對於巴黎事件後的莫倫貝克,畢夏普畢竟不敢抱持太樂觀的想法。比利時政府目前列出的加強人口登記、增加警力、掃蕩黑市等因應措施,都仍僅限於實務層面,對於移民與本地社會的衝突與隔閡依舊無解。「幾個月後,大家可能會慢慢淡忘恐怖攻擊的陰影,但對莫倫貝克的偏見,要忘掉真的太難。」 

兩個月後,莫倫貝克的街頭也如同其他地區的街道一樣,聖誕節、西元新年後各種色彩的燈光依舊閃爍,但都與伊斯蘭教無關。購物大街上仍不乏三五成群的穆斯林,擠在人群中搶購打折的居家用品和服飾,節日氣氛催化下,恐懼和偏見的界線似乎變得極其稀微。 

新年到來,上一年的問題卻只顯得更繁雜難解。此際難民還在等待、恐怖攻擊的威脅猶存、移民能否融入社會依然是政黨輿論辯論的焦點。齊聲慶祝的節日過後,布魯塞爾,甚至整個歐盟嚴峻的一年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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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傳統黑袍Abiya的穆斯林婦女,說著阿拉伯語走過移民群聚的街區。(攝影/林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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