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剛過，布魯塞爾市中心還洋溢著過節的氛圍。逛街購物的人潮擠滿了街道，從著名景點尿尿小童附近的大廣場（Grand Place），一路往北沿著商家林立的新街（Rue Neuve），直到地鐵羅吉爾站（Rogier）將近 1 公里。滿街燦亮燈飾下人聲嘈雜，只有街角偶然可見持槍警察和軍人來回逡巡，帶來些微冷肅氣氛。

一組電視記者趁著燈光亮起，在大廣場一角架起器材，攝影記者朝手持麥克風的女記者擺了擺手，要她站到鏡頭可以帶到警察的位置。 

「我現在在布魯塞爾大廣場，目前布魯塞爾依舊維持在三級警戒⋯⋯，」她的聲音很快被淹沒在身旁人群的談笑裡，幾個年輕人嘻嘻哈哈地經過，其中一個還笑著對鏡頭揮了揮手。

布魯塞爾不是個習慣被注目的地方。儘管做為歐盟總部所在地、位處歐洲中心，這個距離巴黎只有一個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小國首都，夾在法、德兩大國中間，始終在國際關注的焦點之外。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因應希臘歐債危機、歐洲難民危機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在這裡舉行；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上巴黎的陣陣槍響，更讓全世界驚恐的目光，一瞬間聚焦到面積只有台北市八分之一大的布魯塞爾。

巴黎恐攻的主要 8 名嫌犯中，有 3 名從這裡出身，包括至今仍然在逃的阿布岱斯蘭（Salah Abdeslam）。為此，布魯塞爾從去年 11 月底就一直處於高度警戒狀態，軍警滿街巡邏。

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是恐攻的陰影，但背後其實是長年難民的持續湧入，以及存在更長久的，移民二代的適應不良。深入布魯塞爾這座城市，可看到歐洲大城目前面對的問題。

從羅吉爾站往北走 600 公尺就是布魯塞爾的世貿大樓（WTC），高樓底端一個側門掛著紅十字會的標誌，兩旁的人行道上擠滿了疲憊與焦急的老少難民。門口的警衛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今天 1,000 個床位已經額滿，我們會盡可能幫大家安排。」

門外人聲嘈雜，門裡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也是一片忙亂，趕著為分配不到床位的難民尋找住宿。儘管隨著氣候轉寒，抵達比利時的難民人數有所下降，但是難民中心和臨時收容所依然不堪負荷。

2015 年 11 月以來，作為第一線收容中心的紅十字會，每天都必須仰賴熱心市民提供接待住宿，才有辦法稍稍緩解門外苦等床位的難民人數。善心人士較少的日子裡，難民只能就地露宿街頭，幾十個人相互依偎，度過漫漫長夜。

「這裡不是歐洲的中心嗎？為什麼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來到這裡，卻連一個床位都等不到？」一名已經在人行道上露宿 5 天的阿富汗難民忍不住抱怨。

就算等到了床位，往後他要等的時間還很長。光是去年 7 月至 11 月的庇護申請人數，就已超過比利時政府前一年的受理總數。難民遽增的壓力下，原本遞交庇護申請當天就可完成的指紋採納，現在必須等待至少 18 天；正常為期最多 6 個月的申請程序，如今可能要拖個 1 年。

歐洲社會風氣正在轉向。幾個月來一連串的負面消息、以及不見減緩跡象的難民潮，讓原本不少支持、同情難民的民眾，開始感受到切身威脅，進而對收容難民的政策心生芥蒂與遲疑。

右派大黨新弗拉芒聯盟（N-VA）佔上風的比利時聯邦政府，從來就對處理難民議題不甚積極，民間氛圍也日漸冷淡。有團體在 2015 年 12 月提出連署書，要求政府增加難民收容床位，在網路上流傳了 3 週，連署人數還達不到預計的 4 千人，與 9 月底兩萬人上街聲援難民的熱烈場面，形成冷峻對比。

比利時民眾對難民的相形冷漠，和巴黎恐攻嫌犯的摩洛哥穆斯林二代移民身分也有關係，8 名嫌犯，有 3 名出身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Molenbeek）。當地人除了擔憂恐怖分子偽裝成難民，多數敘利亞、伊拉克難民的穆斯林背景，也造成了本地人的疑慮。

難民也感受到了進退維谷的荒謬處境：「我們不危險，但我們生活在危險裡」、「巴黎事件的可怕與殘暴，正是我們想逃離的夢魘」。受害者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卻被視為加害者的一部分，聲音微弱的辯駁又有多少人願意相信？ 

移民和難民原屬不同範疇，然而隨著移民後代發動的恐怖攻擊頻率愈加頻繁，難民的命運也慢慢和歐洲社會對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觀感聯繫在一起。巴黎事件後，原本就對難民不友善的波蘭、斯洛伐克等國，拒絕歐盟難民分配計劃的態度更為強硬。

為迎接難民而獨排眾議大半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去年 12 月中一次黨內談話中，語氣強烈地強調難民學習德文與德國文化、融入當地社會的重要性，隨後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事實是，多元文化主義導致平行社會。」

在申根區遷徙自由的原則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現今西歐各大都市都是眾多文化、種族的聚居地，然而布魯塞爾可能是其中最極致的一個。

從 1960 年代政府引進摩洛哥、土耳其勞工，到 21 世紀初期波蘭、羅馬尼亞等地移工湧入，以至近年興起的中東難民潮，位於歐洲中心的布魯塞爾一直是各方文化的交匯之地。

2013 年統計，布魯塞爾的穆斯林居民占了 26%，遠高於鄰近巴黎的 15% 和柏林的 9%；根據 2015 年世界移民報告（World Migration Report），布魯塞爾現有的 117 萬居民中，62% 都不在比利時本地出生，比例為全世界城市第二高，僅次於全球商業密集的杜拜。

走在布魯塞爾街頭，路標和店家多有荷、法語雙語標示，路旁黎巴嫩、波蘭、越南等各國餐廳林立，身邊路人以英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交談的聲音混雜。幾個剛放學的高中少女嘻嘻哈哈地走過，有的戴著花稍的頭巾（hijab），有的長髮飄散在空中，都是青春飛揚的樣貌。

「我喜歡布魯塞爾，就是因為這裡什麼都混在一起。」一名剛定居布魯塞爾的比利時人說。

另一方面，大量的移民人口，也促使本地人口移出這個城市。而「混在一起」正是他們選擇移出的理由。 比利時魯汶大學一項研究指出，63% 的比利時人住在只有本地人的社區；身處文化多元的國家，卻只有 46% 的比利時人與移民背景的朋友往來。 

「布魯塞爾裡面摩洛哥人很多、很亂，大部分的人都說法語。」來自弗拉芒荷語區（Flemish Region）的茱莉（Julie）解釋，為什麼她在布魯塞爾火車站上班，卻寧願和男友住到市外南邊，每天開車通勤。

與她做相同決定的本地人不在少數。

上下班的尖峰時段，長長車龍塞在環繞市中心的地下道裡，幾乎動彈不得。2014 年，布魯塞爾連兩年被評為北美和西歐交通堵塞最嚴重的城市。

本地人口的移出，帶來的不僅是交通阻塞、族群隔閡，還有集中化的貧窮。2013 年，布魯塞爾生活在歐盟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占了 30.9%，遠高於全國的 15.5%；2014 年，布魯塞爾地區的失業率是 18.5%，遠高於比利時平均的 8.6%。

居民的低收入也反映在地方政府的稅收上，布魯塞爾常被歐盟外派人士抱怨基礎建設老舊、公共運輸不便，窮困的市政府也無能為力。布魯塞爾的產值為歐洲城市第二，城市裡的居民卻一點也沒有富有的感覺。

於是表面頂著「歐盟總部」、「民族大熔爐」光環的布魯塞爾，似乎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被大多比利時人在心裡劃界開來的地區，只屬於工作，不屬於生活；只作為象徵性的首都，而平行於比利時社會。

當巴黎事件發生後，布魯塞爾淪為恐怖主義的歐洲首府，比利時內政部長亞姆邦（Jan Jambon）氣急敗壞地誓言要大力整頓莫倫貝克、清查戶口，不只全世界在問布魯塞爾怎麼了，比利時政府以及布魯塞爾外的居民，似乎也難以說明白，布魯塞爾究竟住了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就連布魯塞爾市民，大多也對莫倫貝克的現況十分陌生。從市中心的大廣場往西到莫倫貝克只有 1.5 公里，中間隔了一條沙勒羅瓦運河（Canal Bruxelles-Charleroi），河面不寬，卻是明顯的疆界，分野出富裕與貧窮。 

攤開布魯塞爾居民平均所得圖，市中心以東的幾個地區所得都遠高於全市平均，西側沿著運河周圍則形成一道低靡的弧形區域，因形狀被暱稱為「貧窮可頌」（croissant pauvre），摩洛哥人聚集的莫倫貝克和安德萊赫特（Anderlecht）、土耳其人群居的聖若斯（Saint-Josse）都包含其中。

如今蕭條的運河，在 70 年代以前一直是工業與經濟的重心，運輸大量煤礦，各式工廠沿河密集設立。儘管周遭環境不佳，便宜的房價仍吸引中下階層的工人就近居住；1960 年代比利時政府大量引進的摩洛哥、土耳其移工，都以這個區域為主要聚居地。70 年代產業結構轉型，工業漸漸衰落，本地工人紛紛轉行、搬遷後，貧窮地區仍然貧窮，居民卻從低階勞工轉成了移民。

如今的莫倫貝克，80％的居民是摩洛哥裔，平均月收入776歐元（約新台幣 27,000 元），幾乎只有比利時平均月薪的三分之一。 

「運河那邊很亂、很危險，晚上很有可能會被槍殺。」老布魯塞爾人克莉絲汀（Christine）總是這樣告誡外地來的人，40年來，她從未靠近過運河。在布魯塞爾，與她抱持同樣想法的人不少；巴黎事件後，市民對該區域的偏見與排斥更是有增無減。莫倫貝克的代稱從「貧窮」、「穆斯林」，又成了現今的「恐怖分子」，彷彿一步步邁向深淵。

但不畏流俗、反其道而行的人還是有的。巴黎事件後一週，長期從事布魯塞爾街頭深入導覽的團體「走進布魯塞爾」（Brukselbinnenstebuiten），在莫倫貝克舉行了一場免費社區導覽。擔任解說的畢夏普（Bart de Bisschop）來自弗拉芒荷語區，在莫倫貝克已經住了15年，是該區現今的20％非摩洛哥裔少數居民之一。

「如果大家都不跨出腳步，彼此的鴻溝只會愈來愈深。」一開場，他便言簡意賅地說明了辦這場導覽的緣由。

「莫倫貝克其實很早以前就開始嘗試族群融合。」溼冷的下午，畢夏普不顧眼鏡上的霧氣，表情真摯，努力要讓眼前半害怕半好奇的外人們，真正了解他的社區。在他眼裡，莫倫貝克絕對不同於連日來那個媒體上所描述的、絕望而危險的貧民窟。 

1993年，穆羅（Phillippe Moureaux）當選莫倫貝克市長，本身即娶了一位摩洛哥裔穆斯林妻子的他，對於族群融合顯然抱持著極高的理想。在他近20年的任期內，除了對移民採取寬容政策，吸引更多摩洛哥移民遷入之外，也嘗試擴展比利時裔的本地族群人數。

他重新進行都市規劃，在運河周圍建了一些有設計感的新公寓和公園，創辦園藝、手工藝等社區課程，吸引了不少崇尚多元文化的年輕布爾喬亞 (意即資產階級) 人士入住，同時避免仕紳化（gentrification）排擠了低收入者生存空間，設立了國民住宅，讓弱勢居民得以依所得繳付房租。

一切看來美好，然而就巴黎事件過後的輿論看來，這些努力似乎完全付諸流水。 

2015年11月底的民調顯示，65.1％的比利時人認為莫倫貝克市長穆羅對穆斯林文化的寬容，同時也促成極端主義的傳播，讓恐怖分子有機會崛起，必須為比利時如今的反恐失敗負最大責任。

就連過往的居民也對他表示失望。荷籍攝影師佛頓（Teun Voeten）曾經在莫倫貝克住過9年，2014年才決定搬出。他說自己再也無法忍受住在一個愈來愈保守化、許多商店買不到酒、極端分子傳單四處可見的社區。他在刊登於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莫倫貝克傷透了我的心。」

然而擔任解說員的畢夏普有不同的想法：「沒錯，我們有少數激進的清真寺、教長伊瑪目，但搬出社區並不能解決問題。主流社會的迴避只會讓邊緣人更邊緣，再從邊緣轉成極端。你必須真的踏進社區，跟不同族裔相處。」 

在搬進社區以前，他一直以為自己對異文化已夠包容，直到有次參加女兒的學校表演，他不經意地隨口讚嘆「那個摩洛哥小男生表演得真好」，卻換來女兒的一陣疑惑：「爸爸，大家不是都比利時人嗎？哪個摩洛哥人？」他才發現自己潛意識裡始終存在的疆界，將不需被歸類的，也悄悄地分成了兩邊。

另一位比利時裔的莫倫貝克居民勞莫涅（Alexendre Laumonier）在巴黎事件後也發表了他的看法，他對聯邦政府誓言要「整頓莫倫貝克」樂觀其成，同時也期待莫倫貝克能有一些比利時的傳統小酒吧，讓各種族的居民可以一起坐下來，分享生活：「摩洛哥人的茶館從來看不到女人，我不認為那是個平等、令人舒服的地方。」

比利時人不適應摩洛哥人的茶館，摩洛哥人是否又會適應比利時人的酒吧呢？運河兩岸，比利時酒吧和摩洛哥茶館各據一端，遙遙相望，彷若真的被河水分出了平行世界。

對於巴黎事件後的莫倫貝克，畢夏普畢竟不敢抱持太樂觀的想法。比利時政府目前列出的加強人口登記、增加警力、掃蕩黑市等因應措施，都仍僅限於實務層面，對於移民與本地社會的衝突與隔閡依舊無解。「幾個月後，大家可能會慢慢淡忘恐怖攻擊的陰影，但對莫倫貝克的偏見，要忘掉真的太難。」 

兩個月後，莫倫貝克的街頭也如同其他地區的街道一樣，聖誕節、西元新年後各種色彩的燈光依舊閃爍，但都與伊斯蘭教無關。購物大街上仍不乏三五成群的穆斯林，擠在人群中搶購打折的居家用品和服飾，節日氣氛催化下，恐懼和偏見的界線似乎變得極其稀微。 

新年到來，上一年的問題卻只顯得更繁雜難解。此際難民還在等待、恐怖攻擊的威脅猶存、移民能否融入社會依然是政黨輿論辯論的焦點。齊聲慶祝的節日過後，布魯塞爾，甚至整個歐盟嚴峻的一年才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