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為推廣至第三世界而中選主辦奧運的墨西哥，以屠殺事件難堪地迎接開幕；而賽場上黑人選手爭取平權的撼人場景，在打壓、逐出等事件糾纏下，38年後才真正感傷落幕。

性別歧視、種族隔離、政治角力⋯⋯在以平等為號召的奧運史上，每每諷刺地留下汙點。或許完美的奧運殿堂只在想像中，但這也正是它令人嚮往的濫觴。

莫倫比克的故事不只是提醒我們星星之火如何燎原，更是提醒我們，因為膚色、宗教或各種不同身分認同元素而成為少數的群體，在偏見、媒體的嗜血之下，如何「被沉默」，我們或許不知不覺中都成為了築牆者，強化結界，助長了極端主義的崛起。

《報導者》深入採訪桃竹苗地區移工及仲介業者，看見在台移工面臨防疫與人權下的衝突。新加坡去年發生移工宿舍群聚感染，他們如何做到真正降載？更重要的是，其社會對於移工處境亦出現反省與對話：「最後一個人是安全的，全部的人才會安全。」

「如果你不譴責哈瑪斯，你就是『反猶主義』的支持者。」這個盛行於國際政壇、主流媒體的框架，在今年5月的以巴衝突中，卻遭到新聞工作者、各國民眾甚至猶太團體的挑戰。我們能改以反種族歧視、反殖民議題的方向來認識以巴關係嗎？

「對以色列來說，我們的存在就是個威脅。」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數起戰爭下，巴勒斯坦人被迫離散於西岸、加薩、東耶路薩冷與以色列。我們採訪這四地的巴勒斯坦人，不管拿的是哪一種身分，來自以色列的武力與種族歧視的壓迫都持續加深⋯⋯

在巴西史上最大規模的學運裡，年紀可當抗爭者媽媽的導演好奇年輕世代的力量從何而來？他們的倡議和實踐是什麼？她參與現場後的答案是：「學生運動得由學生自己來述說。」

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因種族、階級而起的暴力事件不斷，發出理性之聲的人也無故遭暗殺⋯⋯，印度當代最重要的紀錄片大師安南．帕渥丹，用影像記錄、控訴這齣未完的時代悲劇。

「蕃仔跑了！」被變相囚於工廠後，莫那能逃到台北，又被騙走身分證，像貨物般被送往各種工廠，從漢人老闆看他的眼神，他突然理解：「原來我們『蕃仔』只是獵物或商品的恥辱。」70年代的故事，仍似曾相識。

印度電影除了寶萊塢歡樂歌舞片，也有勇於批判傳統種姓制度的作品，即便憲法明文規定不得歧視，暴力事件卻未曾消失，兩位導演試圖用影像的力量激起社會重視，而遠在台灣的我們又能為人權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