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依德之死」引發的反警暴示威、破壞衝突與宵禁背後，不僅是疫情與失業的發洩閘，更是美國深層的種族焦慮，以及川普等政客長期操弄、改革牛步的後果...

1995年後出生的i世代，平權對其而言理所當然，卻因太害怕冒犯彼此，反而喪失討論空間。在過度保護與過度限制之間，如何達成平等訴求？

新加坡COVID-19疫情因3月底爆發的客工宿舍群聚感染一夕失控。關鍵在於：把移工視為「他者」的思維，埋下了防疫失守的種子。

我們是否為了破案，容任檢警不擇手段、違反偵查不公開？是否允許執法者速審速結、治亂世用重典？是否為了莫名的恐慌，阻擋已平反的受冤者的回家之路？這些都在考驗著我們與惡的距離。

奧斯卡2019年最佳影片《幸福綠皮書》典故來自於美國種族隔離政策下，專為黑人出版的旅行小冊。回顧美國法院百年來針對種族歧視的攻防，能讓人體會民權鬥士、各領域專業人士為平權付出的努力與勇氣。

馬倫基生長與東德，擁有兩個萬人追蹤的YouTube頻道，拍攝時下流行議題，社群網站上則常分享排外觀點，他聲稱貼文都是真實情感交流，卻也承認許多年輕粉絲因而「慢慢加入我們的『愛國政治行動』。」

阿爾沙特在柏林的家，牆面寫著這句德語：「你從哪裡來的？」作為敘利亞難民，這是逃亡6年來，最多人問他的問題。

深怕種族屠殺重來，卡哈娜（Anetta Kahane）近30年來孤軍奮戰，成為德國反極右教育推手。她的信念很簡單：「有時候你就是要把一個訊息說個1,200次，某一天，他們或許就會懂了。」

「你酒量怎麼不好？怎麼這麼白？」彷彿得先活得符合社會的刻板印象，才有資格說自己是原住民。這樣的微歧視，怎麼破除？

歐洲的種族歧視現象，套用在台灣社會可一點都不陌生，我們是否曾因膚色、語言、工作，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外籍移工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