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倒的偶像》是一本關於12座雕像從矗立到倒下的故事。作者艾莉克斯．馮．藤佐曼（Alex von Tunzelmann）以流暢的敘事，清晰的呈現了這些雕像的歷史和政治爭議。這12座雕像所涉及的歷史，有一半以上和殖民主義或是奴隸制度有關，另外幾座則多半和威權統治有關。雖然作者所討論的雕像，僅有一座在亞洲（印度德里的英國喬治五世像），但是這本書對於台灣讀者而言，相當具有參照意義。

作者在書的導論指出反對推倒雕像的4種常見觀點：泯滅歷史、他那個時代的人、法律秩序的重要，以及滑坡理論。這些觀點，對於台灣讀者而言，應該十分熟悉。眾所周知，在台灣爭議許久，至今尚未全部移除的雕像，就是蔣介石銅像。除了仍然矗立在首都市中心紀念堂中的巨大座像外，台灣各地的學校、機關和公園，至今仍有不少蔣介石銅像。馮．藤佐曼提到的反對觀點，在台灣都出現。雖然作者在導論中表示「我不呼籲拆除所有的雕像，其中有些雕像我十分喜愛」（頁42），但是在結論中她對於這些觀點的回應，說明了為什麼她認為「倘若有些雕像引發嚴重的傷害或分歧，就應該拆除它們」（頁282）。筆者以為，蔣銅像在台灣正是這種類型。

《被推倒的偶像：十二座塑造歷史的雕像》，艾莉克斯．馮．藤佐曼（Alex von Tunzelmann）著，楊芩雯譯，聯經出版

關於泯滅歷史，馮．藤佐曼在導論中就已經提到「雕像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記憶」。她在結論中也再度重申這個觀點，並且援引史學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的看法，認為雕像其實是歷史的對立面（本書譯者譯為反面），因為雕像的目的是引發崇拜，從而遏止辯論。兩人的提醒，都很重要。正因為雕像關乎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記憶，所以雕像的矗立，是為了打造特定的歷史記憶。既然雕像的矗立是為了表達敬意，所有可能影響敬意的歷史，都會因雕像的存在，而被忽視或掩蓋。因此移除雕像不是泯滅歷史，不移除其實才是。有時這種歷史記憶，會被延伸擴大為某種精神意義，於是在台灣關於移除蔣銅像的討論中，會出現前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的說法：榮家保存蔣銅像，可以預防榮民失智。然而，精神意義如同歷史記憶，是有可能延續的，一旦蔣銅像的精神意義被確立，那麼它何時可以移除？一個民主國家若是永遠無法移除獨裁者的銅像，那麼這樣的歷史記憶或是精神意義又代表什麼？

在反對推倒雕像的觀點中，「他那個時代的人」往往隱含了某種「瑕不掩瑜」的評價。所謂的「瑜」往往是國家民族的功業或是象徵，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殘酷鎮壓等等摧毀人們尊嚴與剝奪人們生命自由的惡行，反而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作者在書中清楚的指出，所謂的「他那個時代」正是泯滅歷史的說法，譬如以奴隸交易獲得巨富的愛德華．柯爾斯頓（Edward Colston）在他所身處的年代，就有人是反對奴隸制的。換言之，「他那個時代的人」有很多種，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柯爾斯頓一樣以奴隸交易致富。即使在柯爾斯頓的年代，許多白人對奴隸制度不以為意，這也不表示多年後，在強調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中，還應該在公共空間裡有柯爾斯頓的雕像，表達對他的敬意。

當人們對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他那個時代的人」作為一種辯護，往往會因為雕像人物本身的行為，使得這樣的辯護十分薄弱。作者所討論的雕像之一是美國內戰時南方的將領羅柏特．李（Robert Lee）。美國在1860年代的內戰和奴隸制直接相關，南方各州反對廢奴所以集結成美利堅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多年來邦聯旗的懸掛，或是在公共場所出現邦聯象徵，在美國始終是爭議。到了2010年代，「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出現後，邦聯象徵也成為抗議焦點，要求移除李將軍雕像的聲浪，又在南方許多城市出現。李將軍生活的年代，有人反對奴隸制是顯而易見的，否則美國不會出現內戰。馮．藤佐曼在書中提到李將軍對待奴隸的方式，譬如會讓人鞭打逃跑抓回的奴隸後，還在奴隸的傷口上灑鹽水，像這樣的行為，顯然是不必要的殘酷。書中未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即使在南方大家都蓄奴的情形下，有些奴隸主並不會把奴隸家庭拆散分賣，避免使人骨肉分離。然而，李將軍並非如此，他是會拆散奴隸家庭，分賣奴隸的人。換言之，若是以「他那個時代的人」作為標準，李將軍並非十分可敬，也與他本來被教科書打造的英勇仁慈的形象頗有距離。

若是以「他那個時代的人」來討論蔣介石，最好的對比可能是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他比蔣介石晚兩年出生，不但是建立印度民主體制的關鍵人物，也在獨立後的印度力阻矗立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雕像。甘地於他而言亦師亦友，反對設立甘地雕像，顯然並非因為對甘地缺乏尊敬。馮．藤佐曼指出尼赫魯對抗以甘地為名命名道路和城鎮的要求，他「主張這會造成困惑。要是印度每個人同一時間醒來全都『發現他的地址現在變成甘地城、甘地街』。」（頁116）。更重要的是，尼赫魯也激烈反對紀念自己，他對於大學圖書館計畫以他冠名的做法，十分不以為然，對該校副校長表示「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想把我的名字用在大學圖書館」（頁116）。尼赫魯不願印度變成的樣貌，對比台灣迄今全國各城市鄉鎮的中正路，或是機關學校內的中正堂、中正廳，差別何其明顯。這些以中正為名的道路與公共空間，和蔣銅像是在蔣介石過世後才大量出現不同，他們是在蔣介石還在世，還在獨裁統治台灣時已經普遍存在。

由於許多雕像被推倒，是群眾行為，或是少數人民的自發行為，因此雕像被推倒時，總有人會提出法律秩序的重要性。馮．藤佐曼在書中也指出，從這12座雕像的故事來看，用程序阻擋雕像移除，其實非常常見，然而，許多雕像在矗立時並不見得基於民主討論的過程，也因此這些雕像得以占據公共空間，也會受到質疑。書中除了呈現移除李將軍雕像在南方許多城市遇到的程序挑戰及三K黨的威脅外，也在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雕像的故事中，呈現了遵循程序而使得雕像最後並未移除的情形。

羅茲在非洲南部的投資與開採鑽石，使其獲得巨大的財富。今天在英美學界非常知名的羅茲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就是以他的財富以及名字設立的。獎學金的設立其實蘊含了他的白人優越思維，而他在非洲的行止，也充滿了種族主義。由於南非知名大學開普敦大學的校地是他捐贈的，開普敦大學的校門入口處，任何人拾級而上，首先看到的就是羅茲的巨大座像。南非於1995年結束白人統治與種族隔離政策，2005年就有移除羅茲座像的呼籲，然而，這座雕像直到2015年「羅茲必須倒下」（Rhodes Must Fall）的抗議運動出現後，才真正移除。

羅茲的母校，牛津大學奧里歐學院（Oriel College），也有在學院牆面的羅茲雕像。然而，牛津大學的「羅茲必須倒下」運動，在2015年及2021年兩波針對羅茲雕像的抗議後，都仍未進行任何處理。2015年時學院宣布會進行一系列的傾聽活動，討論如何處理雕像，但是傾聽活動尚未開始，學院就宣布不再進行。2021年時，學院針對羅茲雕像成立獨立委員會，討論合適的處理方式，結果獨立委員會雖然建議移除，學院卻宣布不會移除，會以更「脈絡化」的方式進行處理。而此一處理究竟為何，截至目前，2025年春天為止，仍然不得而知。

以法律與秩序為由，反對拆除雕像，其實反映的是雕像一旦矗立，就有既存優勢。當既存秩序是一個公共空間中存在雕像的秩序，那麼認為雕像應該移出的人，就會面臨懲罰，因為所有國家都有法律不允許任何人毀損公物或是破壞公共秩序。在雕像有既存優勢的情形下，如果移除雕像的倡議無法產生具體的結果，那麼倡議者最終對雕像採取破壞性的行動，就不令人意外。台灣的蔣銅像議題就是如此。中正紀念堂大廳中的巨大座像，歷年發生過不只一次有抗議者對其潑漆。有國民黨黨校背景的政大，則發生過蔣介石騎馬的銅像，馬腳被鋸斷的情形。銅像馬腳被鋸的事，其實發生在政大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該銅像之後：2018年年初政大校務會議對校內的兩座蔣銅像做出決議，圖書館內的銅像移除，但是後山騎馬的銅像保留；一年後，抗議者在深夜中鋸斷了銅像馬腳，並且發聲明表示「威權歹物膏膏纏，轉型正義袂使等！」

反對移除雕像的人，也常提出滑坡理論，他們憂慮若是容忍或允許移除這些雕像，那麼接下來還有什麼會被移除？馮．藤佐曼在結論中的回應是：底線在哪裡沒有答案，而沒有答案是好事，因為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就是不斷的爭辯與討論。以台灣的經驗而言，爭辯與討論不見得以固定的形式出現，但是底線在哪裡，從社會對銅像的態度可以窺知一二。就台灣的處境和歷史經驗而言，銅像爭議和國族認同出現糾葛，並不令人意外。2014年台南市中山公園（現為湯德章公園）中被推倒的孫中山銅像，11年後，2025年3月重新矗立在台南市仁德區的二空新村文化園區。1925年過世的孫中山，並沒有統治過台灣，他過世的時候，台灣是日本帝國下的殖民地，因此他的銅像和蔣介石銅像所造成的人民觀感，並不相同。當初推到孫中山銅像的群眾，在銅像上噴了「ROC Out」的字樣，顯然是和國族認同有關。然而時移勢易，當中華民國是由民進黨執政，連續兩任總統蔡英文和賴清德都在國族論述中，連結中華民國與台灣時，就不難理解為何孫中山銅像重新出現，並未引發當年推倒者的抗議。然而，即便如此，銅像揭幕也十分低調，因為當地里長是以「宣導登革熱健走活動方式，邀請各界來巡禮」。

馮．藤佐曼所討論的12個案例中，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可能最驚訝的是看到美國的抗議群眾，連開國元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雕像也推倒。其實美國多年來的建國敘事，對於開國元勳中有蓄奴者一事都輕描淡寫。不止是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寫下了「人生而平等」這樣撼動人心的字句的獨立宣言起草者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以機智富有的發明家身分為後人稱道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曾經擁有奴隸。著名的例外是第二任和第六任總統的亞當斯父子（John Adams和John Quincy Adams）。開國元勳中誰蓄奴，誰沒有蓄奴，誰在何時解放自己的奴隸，誰從蓄奴者變成反對奴隸制者，在近年美國關於體制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的討論中，逐漸進入大眾視野。這些對歷史的重新或是深入理解，和推倒雕像的行動往往互為因果。許多人因為知道了相關歷史而推倒雕像，許多人因為雕像被推倒而了解了過去並不了解的歷史。

馮．藤佐曼在本書的結論中，並不只是總結式的回應了反對移除雕像的各種論點，也討論了移除雕像之外的其他可能。雖然她認為「倘若有些雕像引發嚴重的傷害或分歧，就應該拆除它們」，但是她也指出「逕行移除雕像不盡然是所有案例的答案。在世界各地，雕像受到改造或重新賦予脈絡以改變它們的意義」（頁282）。她舉出了許多對既存雕像進行另類改造或是藝術介入的例子，也指出將雕像移至戶外公園的做法比移入博物館的做法合理。這些做法，其實在台灣也都有過，譬如過去十多年來，台北的建國中學已經形成應屆畢業生裝扮校門口蔣銅像的傳統，2019年時該屆畢業生將蔣銅像裝扮為復仇者聯盟中的惡棍薩諾斯（Thanos），還曾引來校友發函警告。大溪蔣銅像公園中，則有為數不少的，在民主化後從台灣各地移去的蔣銅像。

無論如何改造，也無論藝術如何介入，如同馮．藤佐曼所指出的：「我們一次又一次見證，雕像被用來頌揚（往往受到質疑的）個人，並遮蔽更複雜的歷史。」（頁285）對台灣而言，雕像所引發的歷史爭議，仍在持續。雖然中正紀念堂的常設展，已經以所謂「功過並陳」的方式，來呈現蔣介石，並未迴避他的獨裁統治，但是在台灣民主化30年後，堂體大廳中的這座巨大銅像，以及容納它的建築，仍然是由國家資源維護。國家資源的貢獻者，也就是在台灣勤懇工作的納稅者，也包括了曾經在他的獨裁統治下失去生命、自由與尊嚴的人及其後代。這之中所存在的歷史不義其實並沒有那麼難以理解，只看我們是否願意理解。

馮．藤佐曼雖然表示本書的目的是邀請讀者理解雕像背後的歷史，但是「推倒有理」可能會是許多讀者閱讀本書後的感受。人們和歷史乃至於歷史記憶的關係是多重複雜的，所謂的「不存在於現代史的就不存在於中古史」，說明了人們永遠在歷史中翻找當代生活的關聯性。雕像的存在其實與民主社會的價值格格不入，政治人物的雕像尤其如此。民主社會中的政治人物，若是有任何功業，不會是他或她一個人的成就，而民主社會的公共空間，是讓所有人平等互動的空間，而不是對政治精英表達崇敬的所在。馮．藤佐曼在本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是「表明我們此刻是誰的最有力聲明，或許是英雄偉人曾經矗立的一墩墩空基座」（頁291）。對於台灣而言，許多曾經矗立蔣銅像的地方已經成為空地，或是被其他造景取代，然而我們是誰的聲明還在書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