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永遠不會死。它甚至還沒有過去。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修女安魂曲》，1951

亨利微笑說：「我那次在基爾那家酒館裡看到和聽到的，是想喚回過去的悲哀嘗試，人們試著回到一個偉大的時代，或者回到他們認為偉大的時代，以證明他們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用過去來證明或合理化我們自身，總是很方便的。」 ──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失物招領處》，2003

上文回溯至19世紀帝國主義時期，德國海外殖民擴張同時於境內設置殖民相關紀念物，以美化、合理化，並凝聚國內對殖民行為及成就的支持與認同，這些目的在紀念碑／物的形制和敘事上一覽無遺。

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權力轉移，仍衍生各種紀念碑／物為形式的殖民遺緒，隨後更進而成為納粹時期政治宣傳的憑藉之一。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暴政成為過去，極右翼思維依舊依附在這些物件，延續並時而復返。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如對於納粹暴行反思的遲來，針對殖民過往的批判也遭到擱置。即便陸續有學者就殖民與納粹主義之間，在思想上與實際作為上的歷史延續性進行討論，譬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及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人，但這些論點卻未能進入公眾的視野裡，進而產生對生活周遭殖民遺緒的批判（Zimmerer, 2009: 529-531）。

1961年，漢堡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合會出版了名為《觀點》的書冊，抨擊立於校內的〈魏斯曼紀念碑〉，認為繼續留存紀念碑是對非裔學生的侮辱，而德籍學生更應起而反對大學繼續紀念這些人，特別是因為那些殖民者的殘暴統治手段，後來也「被納粹用來對付我們的鄰居和人民」（Bohne, 2018; ASTA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1969）。

到了1960年代下半，社會輿論改變，反權威、反法西斯、反戰（越戰），以及支持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風潮推到頂點之時，結合當下切身的議題，推倒雕像的運動在1967年、68年這兩年進入白熱化，各種針對學生與市民的呼籲傳單、有組織或游擊的行動，和報章上的投書論辯陸續發生。這些行動歷經警察驅離的挫敗──好不容易數度推倒雕像，卻又被校方重立。

直到1968年的一次推倒銅像行動後，校方終於放棄再次立起塑像，永久地將〈魏斯曼紀念碑〉存放於庫房之中。除了對殖民紀念雕像的直接行動，學生對於殖民思想的書面批判，仍持續進行，隔年學生聯合會出版名為《永久殖民研究所》的刊物，探討殖民遺緒議題，直指大學作為一個長時間承繼、帶有殖民思想的機構，卻不具相應的批判與自我反思能力（Schröder, 2019; ASTA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1969）。

1960年代學潮時期行動後，保守的勢力倒也仍運作著，且不乏殖民紀念碑修復甚至增補的案例。

另外，前文中提及的，在當時德屬非洲西南部的赫雷羅（Herero）與納馬人（Namaqua）起義後，為了紀念鎮壓而喪生的德國同胞，被設置在「第二法蘭茨皇帝近衛擲彈兵團」軍營中的紀念碑，在1973年時因工程之故預計拆除。這時，柏林非洲同袍會和傳統協會跳出來承接維護工作，將這座紀念碑──後來被廣稱為〈赫雷羅石〉──以未加增補旁註的方式，移置今日的柏林哥倫比亞堤道墓園，修復並重立，甚至於前方增設一面花崗岩製的標牌，上頭寫道：

崇敬地紀念非洲陣亡的德國士兵。

在此，紀念的對象從特定戰事中屬特定軍團的喪生者，擴張到包含所有於非洲大陸喪命的德國士兵，殖民紀念碑因此不若原先表面聲稱的那樣僅與其過往同袍有關。

同袍、傳統協會與殖民遺緒（紀念碑、儀式、節日乃至重要人物之墓地）彼此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同袍、傳統協會的維繫下，透過紀念碑的建置、儀式的舉行、年復一年的節日乃至對重要人物之墓地的維護，殖民、帝國等思想就於此過程之中不斷地被「傳承」，特別在殖民地與軍團都已經是過去式時，殖民遺緒物件的維護成為這些團體僅剩的任務。若換個角度來看，這些物件、所在的地點及特定的紀念日，恰是這些團體仍能維繫成員的重要因素。

第4、5項，正是前面我們所述的紀念碑維護工作，其餘4項則可歸至歷史研究的範疇之中。實際上，這類協會找來的歷史學者多半為業餘人士，學術上普遍不夠嚴謹，但更主要的問題是選擇性地篩取資料來源。他們進行有利於殖民者的陳述，戰鬥性地反駁殖民批判論者和去殖民運動者的論述，並在協會支持下發表出版。各種批判性的論點被他們視為「誹謗、名譽的中傷」或是「偽造歷史」，因此有必要對各種史觀進行「更正」或是「平衡論述」。

此外，對殖民遺緒去脈絡的物質崇拜，也是這類協會的一大賣點，特別是各類軍種的服裝形制、紋章、旗幟、以殖民地風土民情為對象所創作的藝術品，以及各類帶有刻板或醜化形象卻未加以評註的圖像，在論述的建構下與這類物件相互強化。仔細閱讀其網站的訊息，即便表面中立，未必一昧地讚頌殖民歷史，卻顯然省略了德國殖民的暴行歷史，並在「文史愛好」或是「史蹟維護」的包裝與號召下，使其行為似乎顯得無傷大雅。

殖民史研究者揚堤耶．柏克─伊岑（Janntje Böhlke–Itzen）與約阿希姆．齊勒（Joachim Zeller）指出，傳統協會以及一眾具類似意識型態的團體，顯然不僅只是處理殖民歷史，更是在維護國族意識及自信（Zeller & Böhlke-Itzen, 2012: 140-143）。若缺乏批判性的應對，即便殖民地與殖民帝國已成過往，殖民主義卻化身為特定的不平等思考模式，如二分法、汙名、刻板、歧視及各種具階級差異的想法而留存迄今，並持續散播。

當納粹及第三帝國時期的物件與思想受到廣泛的批判甚至禁絕後，殖民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右翼保守思想及其紀念物，反倒更成為右翼國族主義者甚至極端分子的避棲與抒發之處。某種程度上，這些算是納粹起源的帝國殖民主義時期象徵物，在此時起了替代性的作用，使得法西斯的思想有機會借屍還魂。

非洲學與歷史學者約根．齊默爾（Jurgen Zimmerer）於〈納粹主義後殖民〉文中指出，德國殖民者對赫雷羅與納馬人的屠殺，是國家組織及官僚體系介入下的系統性殺戮，這標記了一個重要的轉折，使得暴政統治不再僅僅是殖民管治下偶然、無意，或是個別意志的「副產品」。

這場發生於德屬西南非洲的種族滅絕，因而對德國歷史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證明早在20世紀初，德國軍方和行政部門就存在種族滅絕的暴力想像（乃至其後續行動）；另一方面，這場種族滅絕推廣了此暴力行為，從而助長滅絕想像的擴散及其合法化（Zimmerer, 2009: 529-548）。

所以批判性的思潮與行動不能僅將其對象限縮於第三帝國之內，而是必須納入系統性暴政的連續性，以及全球關係框架下的德國歷史這兩個要素。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採取批判性的措施，來應對殖民歷史及其紀念物，如同應對納粹時期的遺留物或是「戰爭／戰士紀念碑」這類帶有軍國主義思想的紀念物。

一如對納粹歷史的探查與反思，對殖民問題及其紀念物的批判，約莫於1980年代左右自民間再度形成一股浪潮，與傳統協會、前殖民地退伍軍人協會等組織對抗。政治立場傾向左翼的公民團體、工會或是學生團體，較常對這類議題與事件發表看法並付諸行動。與1960年代時結合反戰、反帝國主義及支持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狀況類同，1980年代起對殖民紀念碑的批判行動，大多有該時期能夠藉以動員的政治社會脈絡。

1982年敏斯特（Munster）在地的公民團體「敏斯特非洲工作小組」將該市的〈運輸營紀念碑〉以大黑布包裹起來，黑布上還寫著：

這座紀念碑是座恥辱之碑。

現場同時發放傳單，籲請民眾務必認識、探究及處置德國隱瞞的這一段種族屠殺歷史（Zeller, 2000: 215）。

這座方碑是紀念在赫雷羅與納馬起義及清國義和團運動中殞命的3名運輸營士兵，由皇家西伐利亞第七運輸營傳統協會在1925年7月間設立，是當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殖民修正主義運動在敏斯特留下的證據。揭幕時，紀念碑委員會祈願了：

我們的人民在經歷恥辱的長夜後重新奮起，戴著鋼盔的士兵縱隊能夠再次守衛萊茵，且我們的後代再次昂首地回到我們死者的紀念碑前的時刻。

這樣的措辭，其實不單針對殖民過往，因為「守衛萊茵」此一用語顯然是針對德法間的對立。藉由追溯殖民榮光的方式，一戰挫敗的怨懟，在此得到借題發揮的機會。

當時的南非仍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措施，國際間多持譴責立場。「敏斯特非洲工作小組」自成立時就多所著墨種族議題，並支持非洲國家獨立自決，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工作小組以行動批判德國境內的殖民遺緒。可惜的是工作小組所自製的碑未能留存，民間與敏斯特市政府也遲遲未能就加註立碑一事達成共識。

1979年，「不萊梅第三世界與團結團體」藉著「非洲週」的活動，推動城內一處以呂德里茨命名的街道改名。他們認為該街道應該改以兩位對抗南非白人政權種族隔離暴政的人物──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艾伯特．盧圖利（Albert John Lutuli）命名。歷經兩度努力，街道改名行動功敗垂成，但仍將殖民過往的議題提上政治討論的檯面，並進入公眾的目光之中。

同時期，反對種族隔離的當地團體還有「德國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及「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青年部」。前者於1988年，倡議發起改〈帝國殖民榮譽紀念碑〉為〈反殖民紀念碑〉；後者於同年稍晚在不遠處立了一塊紀念牌，中心處是鏤空的非洲大陸，內圈以鐵絲（現已損壞）標誌出南非（含納米比亞，當初尚未獨立），並寫有「支持人權，反對種族隔離」的字樣。立牌的同時，更於巨大象碑上懸掛一塊布條，寫著「反殖民紀念碑，致殖民主義受難者」（Jokinen, 2005）。

不萊梅的市民團體進一步串連1989年在海牙的歐洲跨國行動「城市反種族隔離」，並在綠黨與社民黨的支持下，針對當時文資保護局修復象碑計畫提出異議，認為「去政治化的修復」這個選項應該要被排除在外（Zeller, 2000: 223-24）。

隨即趁著1990年納米比亞獨立，詳述該碑歷史、德國殖民負面過往，及戰後新殖民運動的一面標牌，終於被設立於象碑前方（Eickelberg, 2012）。碑文指出，必須面對非洲的問題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與持續的剝削之連結，不應再將殖民主義視為光榮的過去，而今日的殖民遺緒也並不是非關政治的。這座去政治脈絡化的象碑也因標牌補述，而帶有明確的新訊息和功能。

漢諾威（Hannover）也有一座納粹時期設立的殖民紀念碑〈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卡爾．彼得斯（Carl Peters）在殖民時期以殘暴聞名，即使是在新殖民運動時期，他也不像魏斯曼等人受到推崇。

但這個角色卻在納粹時期因為公開的反猶思想，以及所謂「創造德意志民族的生活空間」的主張，與納粹後來正當化侵略的說法相近，而受到吹捧，進而成為許多被納粹植入政治宣傳要素的大眾文化產物，如電影、戲劇裡的要角。1935年，〈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在「帝國殖民集會」上揭幕，碑上的一側寫有：

致偉大的，為我們取得德屬東非的下薩克森人卡爾．彼得斯。

這座紀念碑在1935年由納粹設立，以榮耀殖民主義以及統治的上等人種。對我們來說──根據《人權憲章》──它則是個警醒，提醒我們，為所有人類、民族和種族，爭取平等的權利。

綜上述之案例，這個時期民間改動殖民紀念碑，大抵與國際間的反種隔離與反歧視運動有關，並且將歐洲在非洲大陸上的殖民視作現存議題的根源。相較於60年代末的推倒雕像運動，這時更能接受殖民紀念碑以一種特定時代的歷史檔案型態留存，然而必須在兩個大前提之下：進行各種歷史資訊的批判性補述，以及改變紀念碑本身的功能及訊息指向。

以2004年赫雷羅與納馬起義的百週年紀念為觸發的時機點，並隨著過去對這些碑以及殖民歷史暴行的考察，可掌握的歷史研究事證亦增加下，對殖民紀念碑進行加註已逐漸成為官民之間的共識。此時，攻防的重點不再僅是「是否對碑加註」，更細緻的文字描述，以及精確的呈現形態，都受到眾人矚目與期待──若同意加註卻在碑文或紀念牌上對殖民歷史批判含糊，又或是對「種族屠殺」概念採用與否，往往觸發激烈的爭論。

2009年10月2日，也就是當年殖民地將領馮．特羅塔（Lothar von Trotha）發出屠殺令的105週年紀念當日，官方代表（包括納米比亞大使、聯邦外交部代表、該碑所在地新克爾恩區區長、各黨團議會代表等）盡皆出席，為移除傳統協會的石碑後增立的新碑揭幕。雖然不乏民間團體的出席，但推動標牌增補的主要成員，譬如「『紀念─探究德國殖民歷史』支持小組」、非洲議會、柏林後殖民協會等，卻無一受邀在該儀式上發言。

爭議的根源正是揭幕的新版碑文。碑文刻在一塊納米比亞疆域形狀的石碑上，寫著：

紀念1884～1915年在納米比亞於德國殖民統治下的受害者，特別是1904～1907年的殖民戰爭。

其後，加註了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一句話：

只有了解過去的人才有未來。

新版碑文既未提及受屠殺的赫雷羅與納馬人，也沒有相關死難數據資訊。持批判態度的這些民團在新聞稿中抨擊，採用「殖民戰爭」的表述，淡化了「種族屠殺」的事實，而受難群體代表也未有人受邀至揭幕儀式上。在新碑文上的「戰爭」表述，似乎暗示著兩方的地位與傷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相抗衡、可比較的，但很明顯的是，當年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傷亡數字完全不可一概而論。

2004年，此「種族屠殺」概念已於官方層級受到認可，當年聯邦發展援助部部長曾以國家代表的身分，在納米比亞的中樞紀念活動上，正式使用「種族屠殺」這個詞； 2009年，不萊梅的象碑旁再度增設〈納米比亞種族屠殺受難者紀念碑〉，將「種族屠殺」一詞放入碑名與標誌之中；然而柏林的〈赫雷羅石〉，經歷漫長的移位、修註、重立，乃至近年的新增補碑文，依然未見對「種族屠殺」的肯認。

時至今日，殖民時期的各種遺留，並非都已獲得應有的加註或改動。不過隨著研究的擴散、各式後殖民協會與移民團體的努力，加以「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所激起對平權的關注，過去與納粹歷史相比之下獲得較少關注的殖民遺緒，已成為近幾年來主導的核心議題。

在德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有著從長年的解殖、反殖民運動、批判殖民遺緒而來的脈絡，因此議題處理的範圍，也從明顯與軍事相關的單位、保守派團體製作的紀念物，或是有明確劣跡的殖民者（例如彼得斯、馮．特羅塔或魏斯曼），擴展到過去長時間被認為是偉人／值得崇敬的對象，他們未必曾涉及暴行，卻在殖民時期涉及結構性、政策性的殖民決策（譬如俾斯麥）。這讓人們能一一審視今日的政治施為中，是否仍帶有過去遺留之不平等的成分。

過去鮮少獲得成果的更名運動，如針對殖民相關街道、廣場或歷史建物及位址的行動，也終於在近幾年成功推行，使得對於殖民遺緒的商榷得以從點狀的個別紀念物上，進而滲入日常生活空間之中，達到網絡狀、更為全面的空間解殖。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鄭安齊著，沃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