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不只哀悼」暴政史:德國的殖民者紀念碑,該推倒或留下?
2018年在德國漢堡工藝美術館(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展出的一件作品中,重現傾倒的〈魏斯曼紀念碑〉。(攝影/DPA Picture-Alliance via AFP/Georg W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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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部分章節書摘,經沃時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作者鄭安齊自2012年於柏林求學,以德國不同時期、不同設置策略的「紀念碑/物」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當代德國在面對與反思紀念碑轉型正義的背景脈絡。

本章討論德國紀念碑裡潛藏的帝國殖民遺緒。約自19世紀開始,德意志統一前後,便於非洲掠奪剝削、建立據點,包括多哥(Togo)、喀麥隆(Cameroon)、納米比亞(Namibia)、現為盧安達(Rwanda)、蒲隆地(Burundi)、坦尚尼亞(Tanzania)等國的德屬東非。德國同時也在殖民地與德國境內建立多個殖民者紀念碑。

然而經歷過二戰後的德國除了反思納粹的暴行,也開展了針對這些殖民者「紀念碑」的批判思考。全書以「不只是哀悼」為目標,進一步追問面對歷史與文化記憶,社會該如何紀念。

過去永遠不會死。它甚至還沒有過去。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修女安魂曲》,1951
亨利微笑說:「我那次在基爾那家酒館裡看到和聽到的,是想喚回過去的悲哀嘗試,人們試著回到一個偉大的時代,或者回到他們認為偉大的時代,以證明他們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用過去來證明或合理化我們自身,總是很方便的。」 ──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失物招領處》,2003
大學裡,那座不斷被推倒又重立的銅像

上文回溯至19世紀帝國主義時期,德國海外殖民擴張同時於境內設置殖民相關紀念物,以美化、合理化,並凝聚國內對殖民行為及成就的支持與認同,這些目的在紀念碑/物的形制和敘事上一覽無遺。

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權力轉移,仍衍生各種紀念碑/物為形式的殖民遺緒,隨後更進而成為納粹時期政治宣傳的憑藉之一。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暴政成為過去,極右翼思維依舊依附在這些物件,延續並時而復返。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如對於納粹暴行反思的遲來,針對殖民過往的批判也遭到擱置。即便陸續有學者就殖民與納粹主義之間,在思想上與實際作為上的歷史延續性進行討論,譬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及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人,但這些論點卻未能進入公眾的視野裡,進而產生對生活周遭殖民遺緒的批判(Zimmerer, 2009: 529-531)。

反之,漢堡(Hamburg)在1949年重新修復因二戰轟炸而傾倒的〈魏斯曼
赫曼.馮.魏斯曼(Hermann von Wissmann)為德屬東非前總督,於1905年過世。
紀念碑〉,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也將戰時因金屬需求而解體的〈卡爾.彼得斯
卡爾.彼德斯(Carl Peters)為德屬東非的首任總督,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是建立德國在東非殖民地的主要推手。
紀念碑〉重新鑄做,其餘與殖民時期歷史相關的紀念碑則多在未經標註的狀況下繼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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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時期在德屬東非以殘暴聞名的卡爾.彼得斯,在1966年於黑爾戈蘭島被重新立碑紀念。因為戰時金屬需求而解體的〈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在傳統協會的運作下重新豎立,改為僅有胸像與基座的形式。今日則以傾倒的樣貌展示於當地博物館的戶外空間。(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Nightflyer)
殖民時期在德屬東非以殘暴聞名的卡爾.彼得斯,在1966年於黑爾戈蘭島被重新立碑紀念。因為戰時金屬需求而解體的〈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在傳統協會的運作下重新豎立,改為僅有胸像與基座的形式。今日則以傾倒的樣貌展示於當地博物館的戶外空間。(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Nightflyer)

1961年,漢堡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合會出版了名為《觀點》的書冊,抨擊立於校內的〈魏斯曼紀念碑〉,認為繼續留存紀念碑是對非裔學生的侮辱,而德籍學生更應起而反對大學繼續紀念這些人,特別是因為那些殖民者的殘暴統治手段,後來也「被納粹用來對付我們的鄰居和人民」(Bohne, 2018; ASTA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1969)。

藉此,學生訴求校方移除魏斯曼與同樣是從前德屬殖民地被送返本土的〈漢斯.多米尼克
漢斯.多米尼克(Hans Dominik)的紀念碑與魏斯曼紀念碑同樣是從前德屬殖民地被送返本土,原本計畫設立於喀麥隆首都雅溫得(Yaounde),1935年時重立於漢堡大學校園中魏斯曼紀念雕像的對面。
紀念碑〉;接續戰後初期的部分研究論點,當時的學生將殖民與納粹相連,主張兩者之間的延續性。然而,學生的訴求未能立刻生效。

到了1960年代下半,社會輿論改變,反權威、反法西斯、反戰(越戰),以及支持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風潮推到頂點之時,結合當下切身的議題,推倒雕像的運動在1967年、68年這兩年進入白熱化,各種針對學生與市民的呼籲傳單、有組織或游擊的行動,和報章上的投書論辯陸續發生。這些行動歷經警察驅離的挫敗──好不容易數度推倒雕像,卻又被校方重立。

直到1968年的一次推倒銅像行動後,校方終於放棄再次立起塑像,永久地將〈魏斯曼紀念碑〉存放於庫房之中。除了對殖民紀念雕像的直接行動,學生對於殖民思想的書面批判,仍持續進行,隔年學生聯合會出版名為《永久殖民研究所》的刊物,探討殖民遺緒議題,直指大學作為一個長時間承繼、帶有殖民思想的機構,卻不具相應的批判與自我反思能力(Schröder, 2019; ASTA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1969)。

60年代:保守派「重新修補」殖民者雕像與歷史

1960年代學潮時期行動後,保守的勢力倒也仍運作著,且不乏殖民紀念碑修復甚至增補的案例。

比如在漢堡大學被推倒的魏斯曼,在他方再次被刻文紀念。前殖民地武裝防衛隊及海外軍團傳統協會(下稱「傳統協會」)1971年在德國的巴德勞特貝格(Bad Lauterberg)的魏斯曼其母、姊墓地,寫有「致世界知名的非洲研究者、黑人的朋友與幫助者」等字樣
碑文原文:Dem weltbekannten Afrika-Forscher / dem Freund und Helfer der schwarzen Menschheit
,延續將魏斯曼描述為相對軟性甚至正面的角色。

另外,前文中提及的,在當時德屬非洲西南部的赫雷羅(Herero)與納馬人(Namaqua)起義後,為了紀念鎮壓而喪生的德國同胞,被設置在「第二法蘭茨皇帝近衛擲彈兵團」軍營中的紀念碑,在1973年時因工程之故預計拆除。這時,柏林非洲同袍會和傳統協會跳出來承接維護工作,將這座紀念碑──後來被廣稱為〈赫雷羅石〉──以未加增補旁註的方式,移置今日的柏林哥倫比亞堤道墓園,修復並重立,甚至於前方增設一面花崗岩製的標牌,上頭寫道:

崇敬地紀念非洲陣亡的德國士兵。

在此,紀念的對象從特定戰事中屬特定軍團的喪生者,擴張到包含所有於非洲大陸喪命的德國士兵,殖民紀念碑因此不若原先表面聲稱的那樣僅與其過往同袍有關。

同袍、傳統協會與殖民遺緒(紀念碑、儀式、節日乃至重要人物之墓地)彼此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同袍、傳統協會的維繫下,透過紀念碑的建置、儀式的舉行、年復一年的節日乃至對重要人物之墓地的維護,殖民、帝國等思想就於此過程之中不斷地被「傳承」,特別在殖民地與軍團都已經是過去式時,殖民遺緒物件的維護成為這些團體僅剩的任務。若換個角度來看,這些物件、所在的地點及特定的紀念日,恰是這些團體仍能維繫成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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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加上有納米比亞國土形狀的〈赫雷羅石〉新碑。(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Aschroet)
於2009年加上有納米比亞國土形狀的〈赫雷羅石〉新碑。(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Aschroet)
對這類傳統協會而言,「紀念維護」及「歷史研究」是他們自我標榜的重要工作之一。若我們點開今日傳統協會總會的網站,上頭列了共有6項任務要點(註)
參見:Geschäftsstelle des Traditionsverbandes. Webseite des „Traditionsverbandes ehemaliger Schutz- und Überseetruppen. Freunde der früheren deutschen Schutzgebiete e. V.“.
,分別是:
  • 傳播區域概況和歷史知識
  • 促進歷史研究
  • 更正相悖於真實的表述
  • 保持對戰爭受難者的紀念
  • 致力於文化資產/紀念碑的維護
  • 促進國際/民族間的相互理解

第4、5項,正是前面我們所述的紀念碑維護工作,其餘4項則可歸至歷史研究的範疇之中。實際上,這類協會找來的歷史學者多半為業餘人士,學術上普遍不夠嚴謹,但更主要的問題是選擇性地篩取資料來源。他們進行有利於殖民者的陳述,戰鬥性地反駁殖民批判論者和去殖民運動者的論述,並在協會支持下發表出版。各種批判性的論點被他們視為「誹謗、名譽的中傷」或是「偽造歷史」,因此有必要對各種史觀進行「更正」或是「平衡論述」。

此外,對殖民遺緒去脈絡的物質崇拜,也是這類協會的一大賣點,特別是各類軍種的服裝形制、紋章、旗幟、以殖民地風土民情為對象所創作的藝術品,以及各類帶有刻板或醜化形象卻未加以評註的圖像,在論述的建構下與這類物件相互強化。仔細閱讀其網站的訊息,即便表面中立,未必一昧地讚頌殖民歷史,卻顯然省略了德國殖民的暴行歷史,並在「文史愛好」或是「史蹟維護」的包裝與號召下,使其行為似乎顯得無傷大雅。

殖民史研究者揚堤耶.柏克─伊岑(Janntje Böhlke–Itzen)與約阿希姆.齊勒(Joachim Zeller)指出,傳統協會以及一眾具類似意識型態的團體,顯然不僅只是處理殖民歷史,更是在維護國族意識及自信(Zeller & Böhlke-Itzen, 2012: 140-143)。若缺乏批判性的應對,即便殖民地與殖民帝國已成過往,殖民主義卻化身為特定的不平等思考模式,如二分法、汙名、刻板、歧視及各種具階級差異的想法而留存迄今,並持續散播。

法西斯主義的「借屍還魂」

當納粹及第三帝國時期的物件與思想受到廣泛的批判甚至禁絕後,殖民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右翼保守思想及其紀念物,反倒更成為右翼國族主義者甚至極端分子的避棲與抒發之處。某種程度上,這些算是納粹起源的帝國殖民主義時期象徵物,在此時起了替代性的作用,使得法西斯的思想有機會借屍還魂。

第二帝國的旗幟或象徵物件,就經常出現在新納粹或是右翼極端團體的集會上,譬如1976年由極端右翼政黨重要成員設立的南非援助委員會
此協會由「德國國家民主黨」要角佩特.德胡斯特與克勞斯迪特.路德維希等成立。該協會早年組織「南非研討會」,宣傳並促進「與白色非洲的團結」(Solidariät mit Weiß-Afrika),積極支持種族隔離的政策,與「前殖民地武裝防衛隊及海外軍團傳統協會」有著友好關係,並試圖與基社黨黨內較右傾的部分建立連結。至今該協會依舊強力地聲稱在當時的德屬西南非並未發生種族屠殺。參見:Das antifaschistische Pressearchiv und Bildungszentrum Berlin (1996). Profil: Hilfskomitee Südliches Afrika (HSA).
,就選用庫爾勒設計、「紀念」對赫雷羅與納馬人鎮壓行動的〈騎士紀念碑〉作為協會標誌。此外,設立有殖民紀念物的地點,往往也是他們聚會的選址之一,如退伍軍人協會和右翼極端主義團體,就定期在被移至柏林的〈赫雷羅石〉聚會、獻上花圈(Habermalz, 2018)。

非洲學與歷史學者約根.齊默爾(Jurgen Zimmerer)於〈納粹主義後殖民〉文中指出,德國殖民者對赫雷羅與納馬人的屠殺,是國家組織及官僚體系介入下的系統性殺戮,這標記了一個重要的轉折,使得暴政統治不再僅僅是殖民管治下偶然、無意,或是個別意志的「副產品」。

這場發生於德屬西南非洲的種族滅絕,因而對德國歷史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證明早在20世紀初,德國軍方和行政部門就存在種族滅絕的暴力想像(乃至其後續行動);另一方面,這場種族滅絕推廣了此暴力行為,從而助長滅絕想像的擴散及其合法化(Zimmerer, 2009: 529-548)。

所以批判性的思潮與行動不能僅將其對象限縮於第三帝國之內,而是必須納入系統性暴政的連續性,以及全球關係框架下的德國歷史這兩個要素。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採取批判性的措施,來應對殖民歷史及其紀念物,如同應對納粹時期的遺留物或是「戰爭/戰士紀念碑」這類帶有軍國主義思想的紀念物。

80年代:殖民批判浪潮,從民間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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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德國鎮壓殖民地赫雷羅與納馬人反抗運動時留下的戰俘與德國軍官合影。(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Der Spiegel)
1904年8月,德國鎮壓殖民地赫雷羅與納馬人反抗運動時留下的戰俘與德國軍官合影。(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Der Spiegel)

一如對納粹歷史的探查與反思,對殖民問題及其紀念物的批判,約莫於1980年代左右自民間再度形成一股浪潮,與傳統協會、前殖民地退伍軍人協會等組織對抗。政治立場傾向左翼的公民團體、工會或是學生團體,較常對這類議題與事件發表看法並付諸行動。與1960年代時結合反戰、反帝國主義及支持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狀況類同,1980年代起對殖民紀念碑的批判行動,大多有該時期能夠藉以動員的政治社會脈絡。

1982年敏斯特(Munster)在地的公民團體「敏斯特非洲工作小組」將該市的〈運輸營紀念碑〉以大黑布包裹起來,黑布上還寫著:

這座紀念碑是座恥辱之碑。

現場同時發放傳單,籲請民眾務必認識、探究及處置德國隱瞞的這一段種族屠殺歷史(Zeller, 2000: 215)。

這座方碑是紀念在赫雷羅與納馬起義及清國義和團運動中殞命的3名運輸營士兵,由皇家西伐利亞第七運輸營傳統協會在1925年7月間設立,是當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殖民修正主義運動在敏斯特留下的證據。揭幕時,紀念碑委員會祈願了:

我們的人民在經歷恥辱的長夜後重新奮起,戴著鋼盔的士兵縱隊能夠再次守衛萊茵,且我們的後代再次昂首地回到我們死者的紀念碑前的時刻。

這樣的措辭,其實不單針對殖民過往,因為「守衛萊茵」此一用語顯然是針對德法間的對立。藉由追溯殖民榮光的方式,一戰挫敗的怨懟,在此得到借題發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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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營紀念碑〉自1925年就存在於德國敏斯特。(攝影/鄭安齊)
〈運輸營紀念碑〉自1925年就存在於德國敏斯特。(攝影/鄭安齊)
1982年,「敏斯特非洲工作小組」在抗議期間,同時遞交了「公民提案」
「公民提案」(或因各地方自治的制度不同而稱「住民提案」)是德國直接民主的一種政策工具。屬特定行政區的居民/公民可以提案,責成地方政府議會在公開會議上處理特定議題。「公民提案」在各邦的規定中,並未都要求政府方須做出最終決策,而是因地而異。細則可參見網站「公民社會指南」: Stiftung Mitarbeit, in Kooperation mit der »Stabsstelle Moderner Staat – Moderne Verwaltung« des Bundesinnenministeriums (2001). Einwohnerantrag. In Wegweiser Bürgergesellschaft.
,促請設立悼念碑,以紀念在德國殖民時期的受難者。然而市府當局拒絕此提案,也未對該紀念碑適當加註批判性的評註。
兩年後的1984年,工作小組藉「剛果會議」百年紀念的時機,自行製作一塊石碑,並設立於〈運輸營紀念碑〉的一側。此舉不僅是為了紀念所有在德國殖民統治下的納米比亞(Namibia)地區受難者,也抗議南非對納米比亞的非法佔領(註)
前德屬西南非的納米比亞,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由國際聯盟委任南非託管,爾後持續被南非非法占領。當地有諸多起義、尋求獨立,聯合國大會亦於1978年通過《納米比亞宣言》,強調南非的無條件撤出。但直至1990年納米比亞才獲得獨立。

當時的南非仍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措施,國際間多持譴責立場。「敏斯特非洲工作小組」自成立時就多所著墨種族議題,並支持非洲國家獨立自決,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工作小組以行動批判德國境內的殖民遺緒。可惜的是工作小組所自製的碑未能留存,民間與敏斯特市政府也遲遲未能就加註立碑一事達成共識。

「殖民之城」不萊梅:由下而上的民間反殖行動
曾被稱作「殖民之城」
納粹時期經常以「OO之城/之都」方式賦予特定城市稱號,有些是官方正式定名的,有些則是希特勒所給予的(依照納粹時期法律,元首的意見與意志具有法律效力),有些則是沒有特定來源。譬如慕尼黑為「德意志藝術首都」(Hauptstadt der deutschen Kunst),紐倫堡為「帝國黨代表大會之城」(Stadt der Reichsparteitage),萊比錫為「帝國博覽會之城」(Reichsmessestadt)等等。1938年6月,時任不萊梅市長海因里希.博姆克推動帝國殖民協會總年會未來皆於不萊梅舉辦。然而,儘管做為德國殖民思想發源處的不萊梅,希望推動像其他城市一樣,冠上「殖民之城」,這個名號卻從未受到官方正式的認可。參見:Hethey, Frank (2018.05.27). Als Bremen „Stadt der Kolonien“ sein wollte. In Weser Kurier Geschichte (WK Geschichte).
的不萊梅(Bremen),長年以來則留著一座巨大大象造形的〈帝國殖民榮譽紀念碑〉,它同時也兼具戰士紀念碑的功能。其巨大的大象基座下往地底挖深,拾級而下是一方祭壇,裡頭供奉著一本書,上頭載有1,490名在德屬殖民地喪命的士兵之名。引人注目的是,在此紀念碑設置之時,除了內部嵌有圓形頭像浮雕,分別為德屬南非殖民地設置的核心人物呂德里茨(Adolf Luderitz),以及「為我們織裹屍布的先生」萊托─福爾貝克
萊托-福爾貝克是第一次大戰期間的德屬東非將領,在他於非洲殖民地指揮的部隊中,許多非裔士兵稱其為「為我們織裹屍布的先生」,因為其殘酷地射殺傷兵、戰俘、並絞死逃兵。
(Paul von Lettow-Vorbeck),進到地下祭壇的門楣上,還鑲有「致我們的殖民地」字樣。至二戰後,此字連帶殖民者頭像雖隨即移除,碑體卻以未帶評註的方式留存。

1979年,「不萊梅第三世界與團結團體」藉著「非洲週」的活動,推動城內一處以呂德里茨命名的街道改名。他們認為該街道應該改以兩位對抗南非白人政權種族隔離暴政的人物──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艾伯特.盧圖利(Albert John Lutuli)命名。歷經兩度努力,街道改名行動功敗垂成,但仍將殖民過往的議題提上政治討論的檯面,並進入公眾的目光之中。

同時期,反對種族隔離的當地團體還有「德國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及「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青年部」。前者於1988年,倡議發起改〈帝國殖民榮譽紀念碑〉為〈反殖民紀念碑〉;後者於同年稍晚在不遠處立了一塊紀念牌,中心處是鏤空的非洲大陸,內圈以鐵絲(現已損壞)標誌出南非(含納米比亞,當初尚未獨立),並寫有「支持人權,反對種族隔離」的字樣。立牌的同時,更於巨大象碑上懸掛一塊布條,寫著「反殖民紀念碑,致殖民主義受難者」(Jokin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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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青年部於1988年設立「支持人權,反對種族隔離」的紀念牌於〈帝國殖民榮譽紀念碑〉旁。(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Immanuel Giel)
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青年部於1988年設立「支持人權,反對種族隔離」的紀念牌於〈帝國殖民榮譽紀念碑〉旁。(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Immanuel Giel)

不萊梅的市民團體進一步串連1989年在海牙的歐洲跨國行動「城市反種族隔離」,並在綠黨與社民黨的支持下,針對當時文資保護局修復象碑計畫提出異議,認為「去政治化的修復」這個選項應該要被排除在外(Zeller, 2000: 223-24)。

隨即趁著1990年納米比亞獨立,詳述該碑歷史、德國殖民負面過往,及戰後新殖民運動的一面標牌,終於被設立於象碑前方(Eickelberg, 2012)。碑文指出,必須面對非洲的問題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與持續的剝削之連結,不應再將殖民主義視為光榮的過去,而今日的殖民遺緒也並不是非關政治的。這座去政治脈絡化的象碑也因標牌補述,而帶有明確的新訊息和功能。

「工業大城」漢諾威:為殘暴者紀念碑加上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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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增補碑文後的〈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ChristianSchd)
1985年增補碑文後的〈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ChristianSchd)

漢諾威(Hannover)也有一座納粹時期設立的殖民紀念碑〈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卡爾.彼得斯(Carl Peters)在殖民時期以殘暴聞名,即使是在新殖民運動時期,他也不像魏斯曼等人受到推崇。

但這個角色卻在納粹時期因為公開的反猶思想,以及所謂「創造德意志民族的生活空間」的主張,與納粹後來正當化侵略的說法相近,而受到吹捧,進而成為許多被納粹植入政治宣傳要素的大眾文化產物,如電影、戲劇裡的要角。1935年,〈卡爾.彼得斯紀念碑〉在「帝國殖民集會」上揭幕,碑上的一側寫有:

致偉大的,為我們取得德屬東非的下薩克森人卡爾.彼得斯。
同樣在80年代中,當地的公民團體,特別是「城南和平論壇」
該團體特別著力於反戰、反對核武器以及軍火工業等等。
,開始將此碑推上公眾的議論之中,當時不乏拆碑的提案,但後來更廣受支持的模式,是保留原碑但增補加註。地方議會最終通過藝術家約阿希姆.舒伯茨(Joachim Schubotz)的設計方案,以一塊像是罐頭馬口鐵之類易於塑型的金屬,直接覆蓋於舊碑之上,並移除側面的碑文,新的碑文改寫道:
這座紀念碑在1935年由納粹設立,以榮耀殖民主義以及統治的上等人種。對我們來說──根據《人權憲章》──它則是個警醒,提醒我們,為所有人類、民族和種族,爭取平等的權利。

綜上述之案例,這個時期民間改動殖民紀念碑,大抵與國際間的反種隔離與反歧視運動有關,並且將歐洲在非洲大陸上的殖民視作現存議題的根源。相較於60年代末的推倒雕像運動,這時更能接受殖民紀念碑以一種特定時代的歷史檔案型態留存,然而必須在兩個大前提之下:進行各種歷史資訊的批判性補述,以及改變紀念碑本身的功能及訊息指向。

從紀念碑到街道、廣場:朝向更全面的空間解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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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不萊梅再度增設〈納米比亞種族屠殺受難者紀念碑〉與標示牌。碑體中的石塊取自當年德國軍隊將當地反抗者逼入絕境、孤立無援而死的沙漠之中。(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Chrischerf)
2009年,不萊梅再度增設〈納米比亞種族屠殺受難者紀念碑〉與標示牌。碑體中的石塊取自當年德國軍隊將當地反抗者逼入絕境、孤立無援而死的沙漠之中。(影像來源/Wikimedia Commons/Chrischerf)
2000年代後,德國各地持續批判殖民議題,其中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移民組織,以及後殖民議題的倡議協會於其中扮演要角,兩者之間通常也有緊密的合作關係(註)
一系列以「後殖民」(postkolonial)為名的協會、團體或者是計畫,約莫於2000年代中後期頻繁出現,譬如漢堡的「非洲-漢堡計畫」於2004、2005年開始運作,弗萊堡後殖民計畫自2005年底、2006年成立,柏林後殖民協會則發端於2004年時西非會議120周年、赫雷羅與納馬人起義100周年的公民團體集結,並在2007年成立。

以2004年赫雷羅與納馬起義的百週年紀念為觸發的時機點,並隨著過去對這些碑以及殖民歷史暴行的考察,可掌握的歷史研究事證亦增加下,對殖民紀念碑進行加註已逐漸成為官民之間的共識。此時,攻防的重點不再僅是「是否對碑加註」,更細緻的文字描述,以及精確的呈現形態,都受到眾人矚目與期待──若同意加註卻在碑文或紀念牌上對殖民歷史批判含糊,又或是對「種族屠殺」概念採用與否,往往觸發激烈的爭論。

2004年,柏林的〈赫雷羅石〉出現補註的契機。民間團體
包括「柏林發展政策建言網絡」、「團結服務國際」等團體。
與柏林市綠黨黨團合作,共組「『紀念──探究德國殖民歷史』支持小組」,建請移除傳統協會與同袍會在〈赫雷羅石〉增補上的「崇敬紀念非洲陣亡的德國士兵」碑文,該小組也製作臨時資訊標牌,上頭載有德國於德屬西南非/納米比亞的殖民暴行,以「紀念1904~1908年間德國於納米比亞種族屠殺的受難者」。可惜,資訊牌與增補的臨時標牌當時未能常設化,隨後遭盜取而消失(Zeller, 2004)(註)
碑文原文:Zum Gedenken an die Opfer des deutschen Völkermordes in Namibia 1904-1908。

2009年10月2日,也就是當年殖民地將領馮.特羅塔(Lothar von Trotha)發出屠殺令的105週年紀念當日,官方代表(包括納米比亞大使、聯邦外交部代表、該碑所在地新克爾恩區區長、各黨團議會代表等)盡皆出席,為移除傳統協會的石碑後增立的新碑揭幕。雖然不乏民間團體的出席,但推動標牌增補的主要成員,譬如「『紀念─探究德國殖民歷史』支持小組」、非洲議會、柏林後殖民協會等,卻無一受邀在該儀式上發言。

爭議的根源正是揭幕的新版碑文。碑文刻在一塊納米比亞疆域形狀的石碑上,寫著:

紀念1884~1915年在納米比亞於德國殖民統治下的受害者,特別是1904~1907年的殖民戰爭。

其後,加註了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一句話:

只有了解過去的人才有未來。

新版碑文既未提及受屠殺的赫雷羅與納馬人,也沒有相關死難數據資訊。持批判態度的這些民團在新聞稿中抨擊,採用「殖民戰爭」的表述,淡化了「種族屠殺」的事實,而受難群體代表也未有人受邀至揭幕儀式上。在新碑文上的「戰爭」表述,似乎暗示著兩方的地位與傷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相抗衡、可比較的,但很明顯的是,當年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傷亡數字完全不可一概而論。

2004年,此「種族屠殺」概念已於官方層級受到認可,當年聯邦發展援助部部長曾以國家代表的身分,在納米比亞的中樞紀念活動上,正式使用「種族屠殺」這個詞; 2009年,不萊梅的象碑旁再度增設〈納米比亞種族屠殺受難者紀念碑〉,將「種族屠殺」一詞放入碑名與標誌之中;然而柏林的〈赫雷羅石〉,經歷漫長的移位、修註、重立,乃至近年的新增補碑文,依然未見對「種族屠殺」的肯認。

時至今日,殖民時期的各種遺留,並非都已獲得應有的加註或改動。不過隨著研究的擴散、各式後殖民協會與移民團體的努力,加以「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所激起對平權的關注,過去與納粹歷史相比之下獲得較少關注的殖民遺緒,已成為近幾年來主導的核心議題。

在德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有著從長年的解殖、反殖民運動、批判殖民遺緒而來的脈絡,因此議題處理的範圍,也從明顯與軍事相關的單位、保守派團體製作的紀念物,或是有明確劣跡的殖民者(例如彼得斯、馮.特羅塔或魏斯曼),擴展到過去長時間被認為是偉人/值得崇敬的對象,他們未必曾涉及暴行,卻在殖民時期涉及結構性、政策性的殖民決策(譬如俾斯麥)。這讓人們能一一審視今日的政治施為中,是否仍帶有過去遺留之不平等的成分。

過去鮮少獲得成果的更名運動,如針對殖民相關街道、廣場或歷史建物及位址的行動,也終於在近幾年成功推行,使得對於殖民遺緒的商榷得以從點狀的個別紀念物上,進而滲入日常生活空間之中,達到網絡狀、更為全面的空間解殖。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鄭安齊著,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鄭安齊著,沃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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